在很多人眼里，浪漫反讽(dieromantischeIronie)和叙事剧(dasepischeTheater)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理论。首先，它们源自两位不同时代的理论家和作家，即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Schlegel)和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戏剧改革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而后者的作品通常被认为具有现实主义或表现主义色彩，因而其人也被纳入了现实主义或表现主义文学流派。其次，这两种理论各自所涉及的课题也大不相同：浪漫反讽理论指导的是浪漫主义“综合诗”(Universalpoesie)——即小说、童话、诗歌、戏剧——的创作，而叙事剧理论所探讨的仅限于戏剧改革，或曰一种“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nichtaristotelischeDramatik)的建构。所以，尽管文论史上从不缺少专门研究浪漫反讽或叙事剧理论的学者，但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浪漫反讽的本质是什么”、“浪漫反讽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运用”、“叙事剧理论的思想来源是什么”、“陌生化效果(亦称‘间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的本质及其发展情况”等一系列问题上，几乎从没有人想到或尝试将这两种理论联系起来，进行对比研究。 本文即着力于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前人所未曾尝试的工作，将浪漫反讽与叙事剧理论进行对比研究。上述一点是诱因一。 诱因之二，是笔者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了浪漫反讽和叙事剧理论之间一个很明显的相似之处，即浪漫主义童话创作和路德维希·蒂克(LudwigTieck)喜剧中经常运用的“打破幻觉技巧”(Desillusionierungstechnik)和叙事剧中的“陌生化效果”在本质上几乎如出一辙、毫无二致。在进一步的对比分析中，笔者发现了更多的相似处甚至是共同点。总而言之，这两种理论之间不仅存在着可比性，同时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比较的着眼点。 例如从理论的产生背景上看，浪漫反讽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个处于巨变中的历史时期。法国大革命的最终失败、反动复辟势力的重新抬头以及刚刚开始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如世界的物化、人的灵性的丧失等，使得以施莱格尔为首的德国早期浪漫派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失望透顶；而古典主义所宣扬的理性和种种清规戒律不仅不能助其改变社会现状，反而是对文艺创作的一种束缚。因此，他们毅然决然地掀起浪漫主义文学革命，借助以浪漫反讽为指导思想的浪漫主义“综合诗”公开叫板以“自然、客观、现实、真实”为评判标准的古典主义文学。同样，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布莱希特面对的也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社会现实。一战后原有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传统价值观念和美学标准的轰然崩溃，以及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使得当时的作家在产生深切的悲观之余，也重新开始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在戏剧界，人们开始置疑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社会功能，试图通过一场“戏剧革命”建立起一种与传统戏剧截然不同的戏剧模式。布莱希特的“叙事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在目的和本质方面，浪漫反讽和叙事剧理论强调的都是人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意识，两者的主旨皆是要唤起主体的能动性，在不断的反思中全面、正确地把握世界。尽管在这两种理论指导下的文学或戏剧作品都采用了某种看似荒诞、戏谑性的外在形式，但其内涵却是无比地庄重和严肃。 就创作实践而言，除了上述的“打破幻觉技巧”和“陌生化效果”外，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还体现在形式和内容的开放性上。这也是与它们所倡导的思想原则相一致的。浪漫反讽理论认为，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是绝对高于作品的，处在支配素材的主导地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应该是最合适的表达方式。因为它赋予作家以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使得他在创作时能够“随心所欲”地将各种文学体裁，如诗歌、书信、叙述段落等运用进小说作品。浪漫反讽理论还认为，世界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任何思想都是主观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为了达到一个客观的结果，应该尽可能多地记录下不同的思想，并鼓励读者继续思考，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相应地，断篇(Fragment)应该是这种思想的最好承载方式。浪漫派小说创作中的这种形式开放性和断篇创作中的内容开放性同样也体现在布莱希特的叙事剧创作实践中。为了尽可能有效地达到陌生化效果，布莱希特不仅将20世纪初期的多项技术成果如投影、电影、机动装置等搬上了舞台，还创造性地在戏剧情节中安排了一名叙述者(Erzahler)，以此推翻了舞台上看不见的“第四堵墙”，使得舞台从一个封闭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可以与观众进行交流的开放式舞台。而关于教育剧(Lehrstück)的构思，则体现了他要求观众从不同角度、全面地看待分析问题，而不是局限于个别具体的解决方式的思想。 事实证明，浪漫反讽和叙事剧理论在很多方面的确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尤其在某些思想原则上，可以说施莱格尔和布莱希特是不谋而合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两位相隔了整整一个世纪的作家创立了如此相似的理论呢?对此，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1.相似的社会状况。2.同一个文化背景。3.这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原则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