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公有土地向政府手中转移这一趋势,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战时则更为突出。1937-1949年,奉贤历经日伪政府与国民政府统治。在战争这一大背景下,社会动荡加剧了奉贤县政府建设地方与汲取资源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财政经费支绌的历史问题,奉贤县政府继续遵循提拨地方公有土地的旧例,借助公有土地有效解决了其建设经费的问题。部分公有土地的产权转移到政府手中,加快了公有土地国家化的过程。基层政权迅速扩张后,地方政府接管了此前由民间团体承担的公益事务。但财政困难以及统治成本浩繁等种种问题,日伪与国民政府不得不重新接纳地方士绅的力量。地方人士也有意继续参与地方事务管理。在这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官民关系重新恢复,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各取所需的状态。公有土地产权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既说明了汪伪政府与国民政府统治政策的不同,也体现了近代以来土地法规的缺陷以及对公有土地产权认识的不足。汪伪作为一个傀儡政权,在地方的统治显然更具掠夺性。汪伪所实行的善堂改组、寺庙登记都是为了服务于日军的侵略目的。同时,历届政府土地法令所规定的土地类别中,公有土地逐渐丧失了正式地位,最终被划入私有土地一列。显然,公有土地既不为国家所有,也不为私人所占有。公有土地的存在,支撑了地方公益事务的开展,有效弥补了政府基层治理能力的不足。政府的土地法令中并没有相关保护内容,反而通过各种建设法令保障了政府占用公有土地的合法性,这也成为公有土地向政府手中转移的主要原因之一。论文主体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奉贤地区公有土地的种类、由来以及特征等具体情况。第二、三、四章分别以善堂田产、教育公产以及庙产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一时期公有土地国家化的不同路径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第一章主要讨论奉贤县政府统治以及整顿慈善团体的问题。汪伪与国民政府通过不同的方式将慈善团体纳入地方救济体系,成功攫取民间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奉贤县政府通过公产清理运动重新确认了善堂田产数量,主动保留善堂田产产权。但由于地方县政府不断加强对于善堂的控制,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奉贤、松江关于旧松属慈善田产的争夺便是其中之一。多次改组也消耗了善堂的能力,加上田产流失,最后奉贤各善堂普遍陷入生存困境。第二章主要以教育公产为个案,探究这一时期地方教育经费问题的解决以及对土地产权的影响。1937-1949年,奉贤县政府解决教育经费的主要途径为公产清理与地方捐资办学。通过清理公产,汪伪政府与国民政府重新将教育田产纳入政府的财政体系。而在地方实施捐资兴学活动后,私人田产和庙产也转移到了政府手中。第三章主要讨论国家权力进一步扩张下政府与寺庙关系的变化以及对庙产产权的影响。战争对地方寺庙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战后,汪伪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于寺庙的管理。通过寺庙登记,政府掌握了寺庙的具体情况。1946年后,江苏省庙产兴学活动再起,庙产发生明显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