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小规模学校经历了“村村办学”到“撤点并校”再到“保留发展”的生存样态,折射出政府对小规模学校的态度在追求“资源优化配置”与保证乡村儿童“就近入学”两者之间能寻找一个平衡点,并有逐渐向后者倾斜的转变。全面加强和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标准化建设对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乡村儿童就近入学的权利、传承乡土文化、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现实困惑在于,以“生均资源”占比为逻辑起点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使小规模学校因人数上的劣势以及在配置层级上的末端性而处于不利的地位。为此,单独研究制定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标准,保障其公平的生存和发展权,是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的首要任务。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标准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和延伸之客观要求,也是我国当前各项政策和发展战略的现实关照。本文从“逆城市化”理论、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市场缝隙”理论的三个理论视角为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标准化建设进行了合理性辩护;同时,对“全面二孩”、“乡村振兴战略”、“义务教育均衡化”等政策层面为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所提供的现实可行性依据进行了梳理。在分析整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质性研究方法为指导对我国东部浙江省C县、中部江西省P县和西部贵州省L县等地的乡村小规模学校进行深入的实地研究,对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现实样态及其标准化建设程度,从“办学条件”、“办学经费”、“人员条件”、“学校管理”、“学校文化”以及“外部支持”的六个维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东部C县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重心已经上移至中心小学,中部P县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主要分布于完全小学,而西部L县乡村小规模学校则主要集中在非完全小学（教学点）上。其形成原因大致可分为:自然形成型、生源外流型、被迫降级型、舆论打压型、学区调整型以及意涵象征型六类。三省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制定和政策的推进,既受国家相关文件的影响,又受本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还受一定偶发事件的影响,其在地化是一个不断妥协、调适的过程。从指标量化和田野考察的整体情况来看,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水平,呈现东部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略高于西部的状态。从办学条件来看,功能性教室不足和生活配套设施条件的不完备是中西部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短板;在办学经费上,整体呈现“M型结构”,即中部地区的公用经费最为紧张,公用经费使用范围之外的开支较多,经费使用的自主权较小。乡村教师生活补贴在各地普遍实施,不过其力度和影响力在中西部地区依然有限;在外部资源获取和支持上,主体层级越高越为疏离,又因校长能力和态度的不同而差异较大;在人员条件上,师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中西部地区的师资缺口及结构性短缺普遍存在;在学校管理上,作为社会层级最末端的组织,承担大量具体而繁琐的事务性工作,整体压力较大,在学校内部管理上,呈现扁平化的管理特点;在学校文化建设上,地区差异较大,东部相对重视,中西部认识不足,标准化建设程度较低。研究发现并确认,多数乡村小规模学校不具法人资格是制约其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在理论审思和现实考察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六维度三阶段”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标准的指标框架体系,即以“办学条件”、“办学经费”、“人员条件”、“学校管理”、“学校文化”以及“外部支持”六大维度,依据地区保障的层级、学校性质的层级、学生规模的层级以及学校留存可能的层级,对不同类型的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标准化建设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划分:即满足“够用”阶段、保障“公平”阶段和优先“发展”阶段;同时,对每个阶段乡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标准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构建和阐释;“六维度三阶段”既是对我国现阶段各地区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展现状所做的判断,亦是对学界关于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标准化与特色化”、“标准之上还是标准之下”争论在某种程度上的消解。最后,对乡村小规模学校标准化建设的保障路径做了阐述和构思,提出了如何“化解危机”的生存路径、“底部生成”的内涵式发展路径以及“机制先导”的创新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