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企业社会责任日益受到重视,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利于社会公众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甚至是核心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热点。一般而言,信息披露受内部和外部两种制度的制约。虽然已有多篇文献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但它们主要从单方面视角开展研究,缺乏从内外制度两方面的综合分析,并且,一些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研究也较简单,缺乏对其影响因素背后本质与影响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由于历史、体制等原因,我国存在特殊的制度背景,而作为保护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内部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本质是一种“受托”责任,因此,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进行的关于特殊的外部制度背景、公司内部治理,以及二者交互效应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高度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理论基础,依据合法性理论、外部压力理论、战略资源理论、合规性理论、高层梯队理论等理论,分析制度背景、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关系的理论依据,且结合相关文献,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针对我国2008年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的变化,本文以“深证100指数”、“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为一般研究样本,并运用传统配对方法选择一组配对样本,以2005年至2010年为研究时间,运用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主成分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以及SPSS与AMOS统计软件等研究方法与手段,尝试从我国企业所在地区横向制度环境及时间上纵向的制度变迁两方面,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公司治理情况,实证分析了外部制度背景与公司内部治理以及二者交互效应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并进一步具体选择媒体关注这个代表性的法律外制度因素,结合公司治理中的高管特征因素,运用声誉理论、印象管理理论,深入研究制度背景、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部分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发现：1、我国制度环境尤其是市场中介组织与法律制度环境的发展以及媒体关注显著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产品市场竞争正相关但不显著；外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的强制规定,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原因,对其他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具有引导与示范作用。2、前五大股东积极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董事会规模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呈非线性关系,即二者呈倒U型关系；设立审计委员会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独立董事、两职合一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一定促进作用；监事会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积极作用也有限；年长的、高学历的高管一定程度上能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建立政治关联将促进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但政治关联程度越深,反而又会产生不利影响,高管的道德水平是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重要影响因素。3、前五大股东较高的持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替代较差的外部制度环境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董事会治理的有效性,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随着监督作用的增强,内部监事会将会替代外部较差的制度环境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在外部制度环境较差时,高学历的、道德自觉性高、有政治关联的高管团队的合理构建可替代制度环境,积极决策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研究总的表明,改善公司内部治理可替代较差的制度环境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而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水平。4、媒体关注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部分是通过高管的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还有其它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为认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提供了制度背景特别是法律外制度、高管特征、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交互效应的新的研究视角；为改善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环境,加快制度变革,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水平,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