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在一般意义上讲，从农民转化为市民，从务农转变为务工经商，意味着生活方式、社会关系网络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但是由于中国的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这两个转变的进程的不一致导致了结构转型形成的大量新增城市就业空间并没有被“市场制度化”，制度安排的惯性使改变了生活场所和职业的农民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从而造成了进城农民工的生活地域边界、工作职业边界与社会关系网络边界的背离，这也意味着把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移植到了城市，即农民工的熟人社会得到了再生产。 本文引入人际信任概念，从一种人际信任与社会转型的视角出发，探讨农民工熟人社会的再生产问题。农民工熟人社会的再生产主要是源于来自农民工内群体的拉力和来自外群体的推力。其中，农民工内群体信任的拉力主要源于一种社会相似性；也源于对内群体成员的个人声誉的熟识；还源于农民工的“根”还在农村，迟早要回到农村，这就回到了一种稳定的重复性博弈的状态。城市社会外群体的推力主要是指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的社群隔离、城市陌生人社会、制度缺失的存在。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熟人社会的再生产是农民工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选择，与他们期望避免风险获得更加安全的生活的功利性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熟人社会再生产对农民工又造成了一种发展困境。首先，一种孤立化的、相互隔离的、封闭性的群体存在，形成了孤岛经济效应，使农民工的社会生活进一步恶化。其次，进城农民工同样也难以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建立一种类似于传统的那种互惠的、互信的、具有承担风险和困难的保护性功能的关系，他们来到城市，失去了原有的个人归属感、认同感，从而陷入了发展困境。最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不信任感，很可能转化为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群体的不认同、不满意甚至怨恨，进而转化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生活交往中的互不谅解、互不认同甚至发生冲突，进一步恶化了流动农民工的处境，陷入一种发展的困境。面对这种发展困境，我们认为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首先，应该建立城市居民对农民工之间和谐的社会互动机制。其次，增强法律对农民工的保护作用。第三，调整并最终废除各种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