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翻译研究先后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其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并为人们所关注,讨论“翻译研究与性别研究”的学术著作与论文亦屡见不鲜。该理论提倡打破传统的“作者”“译者”、“原文”“译文”的二元对立,遵循“原文与译文共生”的翻译原则。“社会性别（gender）”意指由社会建构成的一种文化属性。作为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概念,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它开始出现在翻译研究领域。因之,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译文是原文的“来生”,不再将作者置于权威地位,主张译者积极介入到文本中,通过译文在知识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建构女性主体的身份诗学。鉴于上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本论文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与中期的翻译文本进行比较,尝试阐述译者如何基于不同的理想女性形象积极介入文本,或忠实于原文,或重构原著中的女主人公的“来生”。《痴人之爱》作为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创作中期的集大成之作,刻画了时代气息浓厚的女性与男性形象,中文译本不仅数量众多,且历经百年依然层出不穷。笔者在众多译本中选用我国改革之初的1988年和改革处于深化阶段的2019年的两个中文译本——译者分别为男性译者郭来舜,女性译者竺家荣。本论文将《痴人之爱》两个中文译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两个不同时代的译本中人物形象再创作的不同之处,总结其背后蕴藏的文化原因。具体而言,本论文以奈绪美的他者处境、“恶女”的双重面相以及河合让治形象的重构三个部分为切入点,通过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三个结论。首先,不同时代背景下,性别话语和理想女性形象的变迁影响着译本中的女性角色塑造;其次,译者的生理性别及其对于作品主题的不同理解使得译本遣词造句呈现各自的特征;再次,翻译过程中,译者的男性自恋会使得译本呈现出“男性中心主义”的父权制意识形态,而女性译者的情感体验则会或多或少地修正作者书写中潜藏的这一性别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