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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政文化是一笔极其丰厚的宝贵资源。千百年来，古代先贤围绕“廉德”和“廉政”，都曾提出过许多精彩深刻的论述，引导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择善而从，享受一番道德的滋养。明代著名思想家薛碹一生致力于实学，他在其主要著作《从政录》《读书录》《读书续录》中，积极倡导廉政文化，并且躬行实践，为政有声。薛碹倡廉并知行合一的品格，既体现了其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又突出了其道德行为的实践性，是后人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薛碹年少好学上进，成人后注重在道德修养上下功夫，平日严格按照儒家道德行为规范进行自我对照，他说：“每天晚上睡觉时，一定要想一想一天所做的事情。行为都很合理，则恬然安适地入眠。如果有哪件事情做得不合道理，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必须想出改正的办法;又担心开始时勤勉，结束时解怠，因此用笔记录下来，以便警诫自己。”
儒家的道德追求成为薛碹廉洁从政的思想根源，他主张做人要“读正书、明正理、亲正人、存正心、行正事”，“心如镜，敬如磨镜。镜才磨，则尘垢去而光彩发;心才敬，则人欲消而天理明”。薛碹特别强调“居官七要”：“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薛碹在为政中笃实践履，以知促行，以行促知。
明宣德三年（1428），薛碹四十岁时，任广东道监察御史，出监湖广银场。这一官职被视为“肥差”，朝官纷纷祝贺，他则“举古诗‘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谢之”。薛碹到任后查禁贪污，隶正风气，并在寓所的照壁上题诗明志：“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敢忘清贫。”离任时，他两袖清风，“赢得归囊一物空”。据《薛文清公年谱》记载，他“在沅凡三年余，所至多惠政。首黜贪墨，正风俗，奏罢采金宿蠹，沅民大悦”。
中国古代历史上，“好官”的声誉往往都是因“爱民”“重民”“敬民”而来，“路上行人口似碑”。薛碹的廉政思想中，“为政以爱人为本”，“为政通下情为急”，“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是吾所忧也”，凡此种种皆发自内心，一直是他为政实践的理论指导。薛碹为官不仅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长年以“视民如伤”的情怀，体恤百姓之疾苦，感知稼穑之艰难。他认为，为官应当“尽心‘抚’字”，全心全意地安抚百姓，“誓将笃忠贞，于以守清白。上隆唐虞治，下布雨露泽”。当百姓利益和官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始终选择站在百姓这一边，伸张正义，为民请命。
据《明史·薛碹传》记载，景泰二年（1451），薛碹任南京大理寺卿，有豪强杀人，案子久拖不决，薛碹果断将豪强捉来绳之以法。后来薛碹被召回任北京大理寺卿，苏州发生饥荒，豪强哄抬粮价，吝而不借，因而激起民怨，饥民抢夺富豪的粮食，焚烧富豪的房屋，逃往海上。王文以内阁大臣职务巡视江南，定苏州饥民两百多人死罪，不少大臣都认为不应如此处理，但慑于王文的权势，又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碹竭力论辩其罪名不实，王文愤恨地说：“这个老头还是和以前一样倔强。”薛碹则大义凛然作答：“辩冤获咎，死何憾焉！”终于使两百多人得活。
薛碹的从政生涯中，较长时期担任监察御史、大理寺丞、大理寺卿等职务，主要活动于都察院、大理寺这样的监察、审判机关。他以“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为“作官持己之三要”，坚定表示“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是非毁誉皆所不恤”，并将这些道德观念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忠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薛碹就任大理寺左少卿时，有人劝他去感谢权宦王振，薛碹严肃地说：“在朝廷上拜官，到私人家谢恩，我不干这样的事。”后来在东阁议事，公卿大夫见到王振都趋步而拜，独有薛碹屹立不拜。王振趋步向薛碹作揖，薛瑄也没有加重礼节，王振从此对他怀恨在心。薛碹初任大理寺少卿未及数月，即因全力辩白王振之侄一手制造的冤案而激怒王振，险遭杀身之祸。然而，薛碹既知“为政以法律为师”“见事贵乎理明，处事贵乎心公”之理，则“权势利达无以动其心，死生利害无以移其志”，坚持将仁爱之心、天道之公、律法之正协调一致，践行于为政之中，以公守法，以仁行法，使奸顽真正得到惩治，民冤真正得以伸张，被人们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当朝贤相李贤在诗中赞叹薛碹：“自古孤忠结主知，居官宁肯论安危。”“已把一心中道立，更看千古大名垂。”
薛碹一生心无旁骛地践行着自己的信念，倡导廉政文化道不坐论、德不空谈，其修身立德体现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思想的力量不断通过行动发挥出来，从而“操履坚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夫岂有私”。他的清廉自守，纯粹发自本心，是其学用贯通，“致知力行”的系统总结。薛碹有段名言说道：“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今日读来，仍如醍醐灌顶。我们为官做人怎能不见贤思齐，努力达到“见理明而不妄取”的境界，成为一名“廉之上者”呢？
（選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8月23日）
薛碹年少好学上进，成人后注重在道德修养上下功夫，平日严格按照儒家道德行为规范进行自我对照，他说：“每天晚上睡觉时，一定要想一想一天所做的事情。行为都很合理，则恬然安适地入眠。如果有哪件事情做得不合道理，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必须想出改正的办法;又担心开始时勤勉，结束时解怠，因此用笔记录下来，以便警诫自己。”
儒家的道德追求成为薛碹廉洁从政的思想根源，他主张做人要“读正书、明正理、亲正人、存正心、行正事”，“心如镜，敬如磨镜。镜才磨，则尘垢去而光彩发;心才敬，则人欲消而天理明”。薛碹特别强调“居官七要”：“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薛碹在为政中笃实践履，以知促行，以行促知。
明宣德三年（1428），薛碹四十岁时，任广东道监察御史，出监湖广银场。这一官职被视为“肥差”，朝官纷纷祝贺，他则“举古诗‘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谢之”。薛碹到任后查禁贪污，隶正风气，并在寓所的照壁上题诗明志：“有雪松还劲，无鱼水自清。沅州银似海，岂敢忘清贫。”离任时，他两袖清风，“赢得归囊一物空”。据《薛文清公年谱》记载，他“在沅凡三年余，所至多惠政。首黜贪墨，正风俗，奏罢采金宿蠹，沅民大悦”。
中国古代历史上，“好官”的声誉往往都是因“爱民”“重民”“敬民”而来，“路上行人口似碑”。薛碹的廉政思想中，“为政以爱人为本”，“为政通下情为急”，“所谓王道者，真实爱民如子”，“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是吾所忧也”，凡此种种皆发自内心，一直是他为政实践的理论指导。薛碹为官不仅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长年以“视民如伤”的情怀，体恤百姓之疾苦，感知稼穑之艰难。他认为，为官应当“尽心‘抚’字”，全心全意地安抚百姓，“誓将笃忠贞，于以守清白。上隆唐虞治，下布雨露泽”。当百姓利益和官府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始终选择站在百姓这一边，伸张正义，为民请命。
据《明史·薛碹传》记载，景泰二年（1451），薛碹任南京大理寺卿，有豪强杀人，案子久拖不决，薛碹果断将豪强捉来绳之以法。后来薛碹被召回任北京大理寺卿，苏州发生饥荒，豪强哄抬粮价，吝而不借，因而激起民怨，饥民抢夺富豪的粮食，焚烧富豪的房屋，逃往海上。王文以内阁大臣职务巡视江南，定苏州饥民两百多人死罪，不少大臣都认为不应如此处理，但慑于王文的权势，又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碹竭力论辩其罪名不实，王文愤恨地说：“这个老头还是和以前一样倔强。”薛碹则大义凛然作答：“辩冤获咎，死何憾焉！”终于使两百多人得活。
薛碹的从政生涯中，较长时期担任监察御史、大理寺丞、大理寺卿等职务，主要活动于都察院、大理寺这样的监察、审判机关。他以“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为“作官持己之三要”，坚定表示“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终不为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是非毁誉皆所不恤”，并将这些道德观念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忠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薛碹就任大理寺左少卿时，有人劝他去感谢权宦王振，薛碹严肃地说：“在朝廷上拜官，到私人家谢恩，我不干这样的事。”后来在东阁议事，公卿大夫见到王振都趋步而拜，独有薛碹屹立不拜。王振趋步向薛碹作揖，薛瑄也没有加重礼节，王振从此对他怀恨在心。薛碹初任大理寺少卿未及数月，即因全力辩白王振之侄一手制造的冤案而激怒王振，险遭杀身之祸。然而，薛碹既知“为政以法律为师”“见事贵乎理明，处事贵乎心公”之理，则“权势利达无以动其心，死生利害无以移其志”，坚持将仁爱之心、天道之公、律法之正协调一致，践行于为政之中，以公守法，以仁行法，使奸顽真正得到惩治，民冤真正得以伸张，被人们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当朝贤相李贤在诗中赞叹薛碹：“自古孤忠结主知，居官宁肯论安危。”“已把一心中道立，更看千古大名垂。”
薛碹一生心无旁骛地践行着自己的信念，倡导廉政文化道不坐论、德不空谈，其修身立德体现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思想的力量不断通过行动发挥出来，从而“操履坚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夫岂有私”。他的清廉自守，纯粹发自本心，是其学用贯通，“致知力行”的系统总结。薛碹有段名言说道：“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今日读来，仍如醍醐灌顶。我们为官做人怎能不见贤思齐，努力达到“见理明而不妄取”的境界，成为一名“廉之上者”呢？
（選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