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2年，前秦苻坚在先后灭掉前燕、前凉及代国，自西晋末年动乱第一次统一北方后，又雄心勃勃地提出了攻打东晋的计划。这一提议立即遭到群臣激烈反對，进谏者络绎不绝。但苻坚显然心意已决，直言：“筑室道旁，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太子劝谏，他答以“天道固难知也”；张夫人劝谏，他答以“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最宠爱的小儿子苻诜劝谏，他答以“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平素信重的僧人道安劝谏，他依旧“不听”。为寻求支持，苻坚单独留见其弟阳平公苻融，说：“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臣而已，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在此情形下，苻融仍表示反对，并提醒苻坚警惕鲜卑等族趁机图乱。苻坚大为光火，作色道：“汝亦如此，吾复何望！”当然，苻坚并非一个支持者也没有，燕国降将慕容垂、羌族首领姚苌就极力鼓励他出兵，并为他打气：“《诗》云‘谋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臣。”苻坚大悦，说：“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随即予以二人领兵重任。公元383年，一意孤行的苻坚亲帅百万大军南下。接下来毋须赘述，这一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前秦从此一蹶不振四分五裂，慕容垂、姚苌等趁乱起兵，苻坚本人也在两年之后死于姚苌之手，轰轰烈烈的一生以悲剧而终。
　　时间一过一百多年，此时已是继前秦之后第二个统一北方的政权北魏时期。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欲迁都洛阳，但预料此举必将招致群臣反对，于是先单独召见任城王拓跋澄，试探口风说：“今将移风易俗，迁宅中原，卿以为如何？”拓跋澄当即表示赞同，说：“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之所以兴隆也。”拓跋宏紧跟着又问：“北人习常恋故，必将惊扰，奈何？”拓跋澄回答：“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断自圣心，彼亦何所能为！”拓跋宏大喜道：“汝真乃吾之子房（张良）也！”随即以南伐为名，帅群臣出征。接下来亦毋须赘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迁都事件。魏军行至洛阳，霖雨不止，群臣纷纷劝阻拓跋宏于马前，拓跋宏假意发怒道：“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如何？”当下之时，群臣既不愿迁都，更不愿南伐，于是“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
　　苻坚南伐与拓跋宏迁都，虽然相隔百年，事态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赞成者不多，反对者不少，且赞成者都是以“定大事者，一二人而已”、“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为依据，并劝决策者“圣心自断”。从而，我们在这里似乎遇到一个困惑：若说应当顺从众意，则拓跋宏显然违反了民主的原则；若说应当“圣心自断”，则苻坚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看来，决策真是个难题，不是简单一句注意听取意见那么容易的事。
　　首先，是听取哪些人意见的问题。如前所说，苻坚并非没有支持者，但正如苻融所言，支持南伐的一是慕容垂、姚苌等鲜卑、羌族首领，其“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二是少数贵胄子弟，其“不习军旅，苟为谄谀以会上意，不足采也”。这也说明，不同的利益主体会产生不同的利益表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利益主体越来越呈多元化。我们常说问计于民，从价值取向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现实生活中“民”往往并非铁板一块，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因此，为了获得各方普遍能够接受的结果，必须尽可能多地听取不同群体的意见，而不是有选择性地邀请一些不用开口也知道会说什么话的人，打着征求意见的旗号开关门会、印证会。同时，要防止偏听偏信，警惕一部分掌握话语权的群体无限放大声音，使决策者错以为其代表“民意”，其他群体也作如是想。
　　其次，是以何种方式听取意见的问题。应当说，在这点上拓跋宏做得还是不错的，如他规定国家政事，日中以前大臣先自论议拿出方案，日中以后自己再“共决之”，就是为避免自己先定下调子，群臣有所顾虑而不能畅所欲言。对大臣的不同意见，他也没有像苻坚那样尖刻地予以回击，而是宽容地表示，“各言其志，夫亦何伤”。他深知，决策者既不可心存先见，更不能一触即弹，要有足够的胸怀容纳不同声音，否则以后谁还敢再提异议？
　　最后，是对各种意见如何判断取舍的问题。孟子曾对齐宣王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以民本思想著称，但对于国人“皆曰可”之事，尚且要“察之”以观虚实方作定论，可见，一个良好的决策并非仅是简单的民意叠加或者谁人多谁说了算。从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上看，特定情境下公众情绪可能出现盲目、偏激等非理性特征，产生“民意失真”现象。在这种情形下，既要顺从民意呼声，又要保持理性态度，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具有对“踏实的理想”的炽烈热情、真诚责任感和冷静判断力，这无疑是对决策者的极高要求。
　　广泛听取意见是发扬民主的重要内容和方式，看似小事，其实大有讲究。这也说明，民主不但是价值问题，也是技术问题，技术上解决得好不好，往往决定了民主质量的好坏。
　　但思考如果只停留于此，又是不够的。苻坚南伐与拓跋宏迁都，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结果虽然不同，但二者在本质上又是相同的，都是在违反甚至压制“众意”的情形下，以个人的强大意志推进重大决策的实施。或许这就是皇权专制下决策运行机制的必然宿命，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却不能一方面惋惜前者，另一方面又赞扬后者。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制度化的决策机制比强人政治更安全、更可靠。拓跋宏的神武固然可敬，苻坚的冲动则让人难以承受。不幸的是，人们往往怀着对拓跋宏这样天纵英才的期盼，却反而促使了苻坚这样冒险人物的产生。邓小平曾经说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克制住对拓跋宏的幻想，警惕苻坚的悲剧，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建立制度化的决策机制，或许是这两位历史人物留给我们今天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