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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一位武汉货车司机拉着可能是他年前的最后一车货上路了。这个货车司机接下来的旅程，堪称是一部公路电影的剧本。疫情信息通报后，因为湖北的车牌，没有哪个地方愿意让他停下。
20多天里，他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货车上。最终，他在汉中崩溃了，告诉检查他的交警，他的最大梦想，就是能够停下来，好好吃一顿饭，睡一觉。
在人类历史上，这位货车司机并不孤单。疾病，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生理现象”。特别是对于那些人们所知甚少的恶性疾病，人们奉上自己恐惧的同时，也会献上猜测、比喻和想象。
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就关乎这个主题。这本书由两篇长文组成，第一篇《作为隐喻的疾病》写于1978年，当时桑塔格刚从癌症治疗中“恢复”过来。她注意到，癌症作为疾病对患者造成了双重痛苦。相比于肉体疼痛和化疗造成的影响，周围人的态度对病人的伤害甚至更大。当时的美国，拿癌症没有什么办法，患了癌症，几乎就等于宣布死亡。所以，医院通常会向病人隐瞒病情，偷偷通知家人，人们甚至小心翼翼地不谈论癌症这个词。有些病人，知道自己患癌症后，病情会由于恐惧和丧失希望而急转直下。
这让桑塔格注意到疾病的“意义”。她这篇文章的研究重点是结核和癌症这两种“疾病的隐喻”，也就是和这两种病有关的想象、歧视等，她关注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人们对疾病的看法。她希望，能够破除掉围绕这两种疾病的隐喻，让疾病成为“疾病本身”，让人以一种科学的态度來看待疾病、治疗和死亡。
第二篇文章《艾滋病及其隐喻》写于1988年。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还是一种可怕的新型传染病，在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人们发现艾滋病主要出现在同性恋身上时，对男同性恋群体进行了攻击，这也引起了美国持续多年的同性恋运动。桑塔格注意到，艾滋病被视为是堕落的、不道德的，进而形成一种社会偏见和歧视，她写这篇文章，就是与这种偏见进行斗争，体现了她作为著名知识分子的责任。
本书中文版最初翻译是2003年，当时北京正好出现了“非典”。因此，这本书的首印刷达到1.5万册，作为一本学术或批评著作，这本书出版后一度成为畅销书。从2003年年底到现在，已经出过多个版本。在2020年春天重读这本书，有一种特别的意义，我们发现阴魂不散的“疾病的隐喻”又回来了。
人们之所以对疾病充满“想象”，本质上是因为对疾病的无知。科学一直在发展，但是新的疾病一直在出现。
如今写小说的，已经没有人写肺结核了。尽管偶尔会有病例，作为烈性“传染病”的肺结核已经消失了。但是，在青霉素出现之前，人们并没有对抗肺结核的特效药。在上世纪40年代，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倒在了青霉素定型前夕，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寻求传统治疗，或者以自己古怪的脾气和结核对抗，过早地断送了自己的才华和生命。
（上世纪）20年代中国有很多作家都写过肺病这个主题，肺结核被视为一种“消耗性”的疾病，有某种文艺青年气质。那些得病的人，通常就是咳血，而治疗方式则是到温暖的地方疗养，这都让人们以一种浪漫化的视角来看待肺结核。中国文学中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红楼梦》，林黛玉的症状，就是典型的肺结核。
比奥威尔稍早，鲁迅也是死于肺病。学医出身的他，虽也束手无策，却不像同时代中国作家那样进行浪漫化描述。鲁迅在《药》中曾写过一个得痨病的少年小栓。周围的人对他既同情又恐惧，谈话都神神秘秘，小栓的父母深夜交流孩子的病情，也不敢多提一个字。在那时的中国农村，能够想到的治疗方法是吃“人血馒头”。可以说，鲁迅近乎做到了桑塔格“让疾病成为疾病”的主张。
桑塔格在书中详细考察了欧美国家对肺结核、癌症和艾滋病的“想象”。结核来自于文献，而癌症则是她亲身体会，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围绕艾滋病发生的争论，则是全社会参与的主题。桑塔格最反对的，就是对病人进行“道德贬低”。在科学家观察到结核病菌之前，宗教界看法是主流，他们认为这种传染病是上帝给的集体惩罚，那些得病的都是有罪的。
癌症也是一样，“肿瘤”这个词本身，就有负面含义，它意味着可怕的东西在无节制变大。到了艾滋病，对病人的道德贬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世纪80年代，美国甚至有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侮辱艾滋病患者。人们认为，得病的人一定是生活肮脏的，是道德败坏的。
桑塔格不会想到，在21世纪她这本书在中国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对2003年的“非典”，年轻人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的出现，让人们想起17年前那个最流行的隐喻——“毒王”：在香港淘大花园，一位老人传染了两三百人。当时媒体大肆报道，就使用了“毒王”这个词，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贬低。病毒的传播遵循的是它自己的路径，和这位老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任何关系。
2020年，我们有了进步，不再使用“毒王”这种明显隐喻色彩的字眼，但是很不幸，隐喻以别的面目出现了。这一次的歧视，主要体现在地域性上。因为最初疫情发生在武汉，（早期）很多媒体都使用了“武汉肺炎”这样的字眼。疫情发生在春运期间，人口流动为防疫带来困难，“防止病毒从武汉流出”最终在很多地方都演变成了“防止武汉人或湖北人进入”。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让这种对疾病的道德贬低变得更加严重，有时候甚至是以段子或娱乐的形式来呈现。当一个河南人穿着戏服拿着青龙偃月刀在阻挡武汉人的时候，人们会觉得搞笑，而不会注意这个场景对武汉人又贬低了一分。像本文开头所讲的那个卡车司机那样的故事，这次出现了不少。身为武汉人，或者仅仅是因为去过武汉，哪怕你已经隔离14天，仍然洗不掉“污点”。这就是“隐喻”的力量所在。
一直到了2月7日，这个病才有了官方定下的通用名字，“新冠肺炎”，武汉人或许可以缓一口气了。他们正处在困难之中，还要应对网上那有意无意的有时候甚至以爱的面目出现的贬损，实在太不公平了。让疾病成为疾病本身，这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
摘自《中国青年报》2020年2月11日
20多天里，他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货车上。最终，他在汉中崩溃了，告诉检查他的交警，他的最大梦想，就是能够停下来，好好吃一顿饭，睡一觉。
在人类历史上，这位货车司机并不孤单。疾病，从来就不是简单的“生理现象”。特别是对于那些人们所知甚少的恶性疾病，人们奉上自己恐惧的同时，也会献上猜测、比喻和想象。
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就关乎这个主题。这本书由两篇长文组成，第一篇《作为隐喻的疾病》写于1978年，当时桑塔格刚从癌症治疗中“恢复”过来。她注意到，癌症作为疾病对患者造成了双重痛苦。相比于肉体疼痛和化疗造成的影响，周围人的态度对病人的伤害甚至更大。当时的美国，拿癌症没有什么办法，患了癌症，几乎就等于宣布死亡。所以，医院通常会向病人隐瞒病情，偷偷通知家人，人们甚至小心翼翼地不谈论癌症这个词。有些病人，知道自己患癌症后，病情会由于恐惧和丧失希望而急转直下。
这让桑塔格注意到疾病的“意义”。她这篇文章的研究重点是结核和癌症这两种“疾病的隐喻”，也就是和这两种病有关的想象、歧视等，她关注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人们对疾病的看法。她希望，能够破除掉围绕这两种疾病的隐喻，让疾病成为“疾病本身”，让人以一种科学的态度來看待疾病、治疗和死亡。
第二篇文章《艾滋病及其隐喻》写于1988年。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还是一种可怕的新型传染病，在美国造成了巨大的恐慌。人们发现艾滋病主要出现在同性恋身上时，对男同性恋群体进行了攻击，这也引起了美国持续多年的同性恋运动。桑塔格注意到，艾滋病被视为是堕落的、不道德的，进而形成一种社会偏见和歧视，她写这篇文章，就是与这种偏见进行斗争，体现了她作为著名知识分子的责任。
本书中文版最初翻译是2003年，当时北京正好出现了“非典”。因此，这本书的首印刷达到1.5万册，作为一本学术或批评著作，这本书出版后一度成为畅销书。从2003年年底到现在，已经出过多个版本。在2020年春天重读这本书，有一种特别的意义，我们发现阴魂不散的“疾病的隐喻”又回来了。
人们之所以对疾病充满“想象”，本质上是因为对疾病的无知。科学一直在发展，但是新的疾病一直在出现。
如今写小说的，已经没有人写肺结核了。尽管偶尔会有病例，作为烈性“传染病”的肺结核已经消失了。但是，在青霉素出现之前，人们并没有对抗肺结核的特效药。在上世纪40年代，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倒在了青霉素定型前夕，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寻求传统治疗，或者以自己古怪的脾气和结核对抗，过早地断送了自己的才华和生命。
（上世纪）20年代中国有很多作家都写过肺病这个主题，肺结核被视为一种“消耗性”的疾病，有某种文艺青年气质。那些得病的人，通常就是咳血，而治疗方式则是到温暖的地方疗养，这都让人们以一种浪漫化的视角来看待肺结核。中国文学中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红楼梦》，林黛玉的症状，就是典型的肺结核。
比奥威尔稍早，鲁迅也是死于肺病。学医出身的他，虽也束手无策，却不像同时代中国作家那样进行浪漫化描述。鲁迅在《药》中曾写过一个得痨病的少年小栓。周围的人对他既同情又恐惧，谈话都神神秘秘，小栓的父母深夜交流孩子的病情，也不敢多提一个字。在那时的中国农村，能够想到的治疗方法是吃“人血馒头”。可以说，鲁迅近乎做到了桑塔格“让疾病成为疾病”的主张。
桑塔格在书中详细考察了欧美国家对肺结核、癌症和艾滋病的“想象”。结核来自于文献，而癌症则是她亲身体会，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围绕艾滋病发生的争论，则是全社会参与的主题。桑塔格最反对的，就是对病人进行“道德贬低”。在科学家观察到结核病菌之前，宗教界看法是主流，他们认为这种传染病是上帝给的集体惩罚，那些得病的都是有罪的。
癌症也是一样，“肿瘤”这个词本身，就有负面含义，它意味着可怕的东西在无节制变大。到了艾滋病，对病人的道德贬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世纪80年代，美国甚至有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侮辱艾滋病患者。人们认为，得病的人一定是生活肮脏的，是道德败坏的。
桑塔格不会想到，在21世纪她这本书在中国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对2003年的“非典”，年轻人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的出现，让人们想起17年前那个最流行的隐喻——“毒王”：在香港淘大花园，一位老人传染了两三百人。当时媒体大肆报道，就使用了“毒王”这个词，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贬低。病毒的传播遵循的是它自己的路径，和这位老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任何关系。
2020年，我们有了进步，不再使用“毒王”这种明显隐喻色彩的字眼，但是很不幸，隐喻以别的面目出现了。这一次的歧视，主要体现在地域性上。因为最初疫情发生在武汉，（早期）很多媒体都使用了“武汉肺炎”这样的字眼。疫情发生在春运期间，人口流动为防疫带来困难，“防止病毒从武汉流出”最终在很多地方都演变成了“防止武汉人或湖北人进入”。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让这种对疾病的道德贬低变得更加严重，有时候甚至是以段子或娱乐的形式来呈现。当一个河南人穿着戏服拿着青龙偃月刀在阻挡武汉人的时候，人们会觉得搞笑，而不会注意这个场景对武汉人又贬低了一分。像本文开头所讲的那个卡车司机那样的故事，这次出现了不少。身为武汉人，或者仅仅是因为去过武汉，哪怕你已经隔离14天，仍然洗不掉“污点”。这就是“隐喻”的力量所在。
一直到了2月7日，这个病才有了官方定下的通用名字，“新冠肺炎”，武汉人或许可以缓一口气了。他们正处在困难之中，还要应对网上那有意无意的有时候甚至以爱的面目出现的贬损，实在太不公平了。让疾病成为疾病本身，这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
摘自《中国青年报》2020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