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暴露了其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上的困局,即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力度不足,导致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实质上的不平等。于是,各国为防范金融危机,纷纷构建金融消费者倾斜保护机制。总的来说,该机制包括事前防范、事中干预、事后减震三个环节。在事前防范环节,须强化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以及规范金融机构的义务,要求构建金融市场中的公众信心稳定机制,并从制度上弥补金融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信息偏差等天然弱势。在事后减震环节,须促进金融争议解决机制的多元化,要求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金融消费者进行程序救济,以及对违反义务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罚。而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专门化,从金融监管角度贯穿事前防范、事中干预、事后减震三个环节。上述三个环节相互衔接、环环相扣,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兼具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包括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首先对本文的写作背景和写作意义进行介绍,其次对与选题相关的中英文文献进行综述,最后梳理本文“总-分-总”的研究思路,并归纳本文用到的比较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归纳与演绎研究方法。第一章对金融消费者倾斜保护机制的基本理论进行探讨。首先,通过研究、比较外国法关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主张应将投资者以及购买高风险金融产品、服务的个人纳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范畴。其次,通过分析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并结合美国因对金融消费者倾斜保护力度不足而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实例,来进一步探讨金融消费者倾斜保护机制的必要性。再次,全面梳理本轮金融监管改革中体现的金融消费者倾斜保护机制的发展趋势,即金融消费者保护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一大核心内容,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逐渐从传统审慎监管中分离。最后,解读金融消费者倾斜保护机制的内涵,分析其构成要素和内在运行机理。第二章对如何强化金融消费者权利展开论述。该章通过借鉴域外经验,结合我国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现状,对金融消费者财产安全权、公平交易权、知悉真情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的概念、内容以及保护途径提出建议。其中,财产安全权应当通过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引入“生前遗嘱”制度来保障。公平交易权应当通过构建冷静期制度来强化。知悉真情权应当通过强化对复杂金融产品的风险管控来保护。隐私权应当通过设置信息共享规则、规定金融消费者在信息共享中的权利来细化。受教育权应当通过设立法定主导机构、进行科学规划、丰富金融消费者教育方式、建立成效评估机制来推进。第三章阐述如何规范金融机构的义务。权利与义务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只有加强对金融机构义务的规制才能更全面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首先探讨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通过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域外经验,提出应当明确金融机构发布临时报告的时间,缩短定期报告的编制时间,采取事前、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方法,以强化全程披露义务；加强风险揭示义务,披露对金融消费者有用的重大信息,以规范全方位披露义务。其次讨论金融机构的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在分析美国、欧盟等域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投资者分类标准,以及评估义务落实方式的具体建议。第四章研究金融争议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首先用实证研究方法选取1990-2014年的169个证券民事赔偿案例,结合定量研究方法,归纳我国金融争议解决机制存在司法能动性不足、诉讼动力缺失的现象。其次在这169个案例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我国金融争议解决机制的问题,包括相关立法有待完善,举证责任不够科学、前置条件有待改进、诉讼模式存在不足。最后结合域外关于群体性诉讼、ADR的经验,提出应通过完善金融争议民事赔偿诉讼程序,尤其是激活其中的群体性诉讼,并在诉讼之外引入ADR,来拓宽金融争议解决机制。第五章分析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专门化。首先阐述发达国家在次贷危机后因受到“双峰理论”的影响而进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改革,以及改革中呈现出的倾斜保护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并论述“双峰”型金融监管模式的优势、劣势,提出该模式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优选择,一国须结合本国国情选择金融监管模式。其次论述我国当前立法缺乏倾斜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理念；并且“一行三会”下的4个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由于缺乏法定协调机制而有重复监管、增加监管成本之虞,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双峰”型金融监管模式的要求,故不可过于冒进,只能在原有制度安排的基础之上,通过设置法定协调机制协调4个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工作,向专门化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方向靠拢。最后提出建立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框架,以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的专门化；并通过完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协调“一行三会”下的4个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合作与分工。结语通过对金融消费者倾斜保护机制的深层理念的思考,提出该机制蕴藏以下理念,即兼顾“买者自负”与“卖者有责”,兼顾“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兼顾“效率”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