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及中国科协等单位
　　联合召开的一次双清论坛上，与会者讨论了如何通过
　　制定有效的政策，来调动承担国家科研课题的科学家
　　来从事科普及更广泛的科学传播工作。
　　尽管与会者提出了种种困难，但大家还是认为，
　　这是一项值得进行的事业，通过有力的政策推动也可
　　以进行下去。现在需要的是国家各个相关部委制定更
　　加积极的政策，协调一致来推动这一事业。
　　的确，中国做事情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力推动。但
　　这并不意味着推动科学家参与传播，这只是政府的事
　　情或者说是政府推动的结果。相反，科学家参与面向
　　公众的科学传播工作，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
　　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不断发展的
　　科学传播工作，我们会发现，科学传播不是科学
　　界和科学家以及政府给予民众的恩赐，即便是出
　　于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为目的的科学传播工作。实
　　际上，科学传播在西方的蓬勃发展，是基于从核
　　能利用到转基因到干细胞等被一些公众质疑的“问
　　题科学”的不断出现，以及科学界不断扩大的研
　　发规模需要获得更多的公共资金。
　　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的相对政治中立性，西方各
　　国，特别是北欧各国在推动参与式民主的实践中，常
　　常把一些争议的科学问题作为主要内容。换句话说，
　　即科学搭了参与式民主的顺风车，而参与式民主则从
　　科学中找到了用来鼓励参与的话题。
　　而与此同时，科学传播的研究者们也发现，传统
　　的基于“科普”模式的科学传播，也就是教育公众获
　　得更多科学知识的科学传播，并没有在提升公民科学
　　素质及降低公民对争议问题的反对方面发挥极为明显
　　的作用。而在各种争议问题上，本来并没有自然科学
　　训练的公众则会表现出极为强大的学习能力，尽管有
　　时候学习的方向并非是科学家们所认可的。
　　这一点，与笔者在中国多年来推动就热点科学问
　　题的社会对话中所获得的经验极为相符。例如，2010
　　年11月，笔者当时负责的《科学新闻》杂志在门头
　　沟召开了一次专家与公众就垃圾焚烧问题的对话。
　　让人惊讶的是，参与讨论的两位主要的反烧派，
　　尽管没有环境科学的专业训练，但是对垃圾焚烧问题
　　的掌握程度确实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比起参加科
　　普活动或者间读科普书籍之后的公众，他们无疑更胜
　　一筹。而同样有趣的是，这两位嘉宾尽管没有用几个
　　专业名词，却能把垃圾焚烧的科学问题讲得清清楚楚，
　　就像给台下的听众上了一堂科普课。而这堂科普课涉
　　及的远不止是科学，还包括政策、市场以及管理体制。
　　而这个主动学习的过程，恰恰是目前很多科普传
　　播活动中所欠缺的。毫无疑问，目前的科普传播活动
　　虽然开始抓住了一些热点问题，但是对争议性比较大
　　的话题仍然有意无意地回避。于是，我们也同样会担
　　心，即便在政府政策的强力推动下，科学家们开始做
　　科普，他们及其背后的政府力量也会回避那些因为争
　　议而成为热点的话题，而这些争议，本来是可以成为
　　调动相关科学家从事传播的激励因素的。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愿意建议有关部门，
　　在推动普遍性的、甚至是强制性的科学传播政策
　　的同时，也要仔细地考虑民众的主动参与，并让
　　这种公众参与成为相关社会成员就科学问题进行
　　广泛对话的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