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大量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因为农村地区的投资环境劣于城市,在农村地区进行投资的由各种摩擦性成分引起的资本调整成本高,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缺乏活力,逐步拉大城乡社会和经济发展差距。“十三五”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攻坚阶段,这需要合理配置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大力改善农村地区投资环境,从根源上缩小城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差距。因此,需用合适的经济理论和模型来测量城乡区域投资环境差异,以理顺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不均衡的真实机制。本文基于中国城乡1981年至2014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首先利用投资q理论中资本的边际价值等于边际成本的规则构造矩条件,再使用广义矩估计法估算城乡资本调整成本参数,再并用估计的参数测算并比较城乡资本调整成本的相对大小。城乡资本调整成本参数的估计值分别为4.171、40.817,利用参数估计值计算的城乡总资本调整成本占城乡总产出的比重分别为24.0%、58.9%;一单位资本变动的城乡边际调整成本占边际总成本的比例均值分别为26.4%、88.3%,与产出资本比的比例均值分别为0.814、2.894,与一单位资本物品的购买价格比例为0.385、3.513。上述结果说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地区的调整成本一直高于城市地区,投资环境一直劣于城市地区。调整成本由一系列摩擦性成分产生,本文还基于调整成本的定义从政府摩擦和市场摩擦角度分析了城乡总调整成本差异的影响因素,以及城乡各自调整成本大小的影响因素。多元回归结果表明,全国范围的产权保护有助于缩小城乡的调整成本差距,而全国的腐败程度、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则会拉大这一差距;城市地区的调整成本主要受全国非税负担和产业结构及自身的金融发展程度、市场规模和基础设施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村地区的调整成本受全国的非税负担和自身的市场规模和等因素显著影响。因此,为了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均衡配置,缩小城乡发展差距,需要继续完善各类产权保护机制,继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有效地扩大农村地区的市场规模,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升级和改造,科学合理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