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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明晰了思路、确定了重点。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积极响应、强力推进，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措施，开展了扎扎实实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有些地方由于认识偏差和定位不准，其效果不尽如人意，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风险，需要我们加以注意。
谨防产业同质化倾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现代农业加快推进，乡村产业形态不断丰富，乡村产业融合渐成趋势，利益联结机制逐步构建，农村创新创业日渐活跃，产业扶贫扎实推进。但迫于短期求速求效的政绩压力，基层政府可能出现做大产值、做大规模、推高档次，甚至希望产业发展一步到位的想法。一些地方将发展重心从农业转到旅游业，但项目布局、业态发展又与农业毫无关联，产业发展不约而同倾向民宿化、康养化、旅游化，这类趋同的文旅样板项目在短期能实现较快发展，却很难在长期实现持续性增收;一些地方在侧重发展第一产业时，跟风市场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动辄就是数十万亩的单一产品生产基地。诸如此类的产业“升级”可能加剧政府债务负担，提高地方宏观杠杆;相邻多个县区作物品种高度一致，大量同质农产品集中上市后可能产生“谷贱伤农”效应，造成农民收入不增反降。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升级，乡村旅游要遵循产业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突出特色;农业要重视品牌培育，结合自身传统优势推进“品种品质品牌”建设，以良种提品质、以品质树品牌。
谨防人才招引盲目化倾向
在乡村振兴大潮中，一大批扎根农村的优秀“土专家”“田秀才”和农业职业经理人不断涌现，外出农民工、退伍军人、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加速返乡创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正稳步打造，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显身手的激励政策也愈加多样化。为了短时间内优化人才结构、做实返乡人才储备，基层政府容易出现招引人才单纯重视“数量”的苗头。比如，按照过去招商引资“拉项目”的模式招引，通过目标考核摊派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指标等，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一旦政府的扶持减弱或是补贴周期结束，返乡人才就有可能“跑路”;又如，以金融信贷杠杆撬动，通过贴息贷款方式进行扶持等，这种情况下贷款需求容易被放大而形成运营风险，被扶持人如果商业思维跟不上，轻则前期投入资本亏损，重则因巨大借贷负担而致贫返贫。推动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要激励本土各类人才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充分激发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发挥技术技能优势;另一方面，要通畅人才返乡创业渠道，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机制，引导返乡精英培养现代商业思维、共享思维和风险防范思维，实现精准招引。
谨防生态打造单一化倾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业绿色发展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增加，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性稳步显现。伴随百村容貌整治、院落优化改造等举措的落地落实，农村居民对“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等村庄整治模式普遍持高度肯定态度，但与此同时，也可能激发基层政府简单化“大拆大建”的动机。一些地方在古村落改造中，以传统建筑、祠堂遗迹维护难度大、成本高、经济上不划算为由，以重建代替重修，切断了村民的文化认同与传承;或是在乡村宜居环境打造中，斥巨资栽种珍贵景观苗木作为“网红打卡地”，甚至按照城建理念在乡村兴修一座“小城镇”。上述打造宜居生态的方式，既不适宜乡村居民起居生活和农业生产，更造成了后期养护巨大负担，失去了乡村风貌“农”的本色。乡村宜居生态建设是个长期过程，要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不搞脱离农村实际、违背农民意愿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保留原始风貌基础上扮靓农村，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村庄各显其美，城乡美美与共。
谨防原生文化削弱化倾向
进入新时代，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农民情感认同、行为习惯形成有效转化，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得到大力传承保护弘扬，乡村文明焕发新气象。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城镇化进程对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带来了颠覆性改变，冲击着传统农村社会的共同体意识和传统文化体系。一些地方过度强调“建筑是文化的承载”，大肆开发民居建筑群落、廊桥楼阁院厅，致使许多优质乡村文化资源被破坏，乡村建筑风格“千村一面”，没有特色与个性;或者为了迎合旅游消费需要，简单地为当地产业披上“康养文化”“水果文化”等“新文化”外衣，原生文化日渐式微。这些做法容易造成农村社区文化认同日益弱化，乡土原生文化保护传承难度加大，导致乡村“灵魂”走样、歪曲。实施乡村文化振兴，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保护原生公共文化空间，尊重农村文化生成法则，实现对原生公共文化空间的保护;要重视文化与产业的有机衔接而非简单结合，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深层次、多样化、全方位融合。
谨防农民边缘化倾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有力发挥，党组织对农村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加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現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稳步完善，乡村社会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安定有序，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得到显著增强。然而，当前在“求快”“出成绩”思想引导下，少数基层政府存在一手包办、过度干预的苗头。譬如，介入基层自治事务，以领导意志替代市场规律，一厢情愿发展自认为有前景的特色产业，造成基层政府唱“独角戏”，而农民群众却无从下手;当前中央和省级政府投放的乡村振兴项目资金规模普遍比较大，一些基层政府倾向于“向上看”而非“向下看”，乐于比照上级要求和标准进行项目设计和推进，忽视当地发展短板和农民群众需求，使得项目最终沦为“政绩工程”。激活农民主体地位，要将政府决策与农民期盼精准对接，唤醒农民的角色意识、自主意识，让广大农民对乡村振兴有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形成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有机统一的局面;鼓励和支持农民自主讨论、协商制定乡规民约和发展定位，帮助农民了解、熟悉村级事务决策、协商和监督的规则、技术，提升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主体和受益主体的法治思维能力、自我提升能力。
（摘自《学习时报》）
谨防产业同质化倾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现代农业加快推进，乡村产业形态不断丰富，乡村产业融合渐成趋势，利益联结机制逐步构建，农村创新创业日渐活跃，产业扶贫扎实推进。但迫于短期求速求效的政绩压力，基层政府可能出现做大产值、做大规模、推高档次，甚至希望产业发展一步到位的想法。一些地方将发展重心从农业转到旅游业，但项目布局、业态发展又与农业毫无关联，产业发展不约而同倾向民宿化、康养化、旅游化，这类趋同的文旅样板项目在短期能实现较快发展，却很难在长期实现持续性增收;一些地方在侧重发展第一产业时，跟风市场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动辄就是数十万亩的单一产品生产基地。诸如此类的产业“升级”可能加剧政府债务负担，提高地方宏观杠杆;相邻多个县区作物品种高度一致，大量同质农产品集中上市后可能产生“谷贱伤农”效应，造成农民收入不增反降。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升级，乡村旅游要遵循产业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突出特色;农业要重视品牌培育，结合自身传统优势推进“品种品质品牌”建设，以良种提品质、以品质树品牌。
谨防人才招引盲目化倾向
在乡村振兴大潮中，一大批扎根农村的优秀“土专家”“田秀才”和农业职业经理人不断涌现，外出农民工、退伍军人、农村大中专毕业生加速返乡创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正稳步打造，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显身手的激励政策也愈加多样化。为了短时间内优化人才结构、做实返乡人才储备，基层政府容易出现招引人才单纯重视“数量”的苗头。比如，按照过去招商引资“拉项目”的模式招引，通过目标考核摊派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指标等，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一旦政府的扶持减弱或是补贴周期结束，返乡人才就有可能“跑路”;又如，以金融信贷杠杆撬动，通过贴息贷款方式进行扶持等，这种情况下贷款需求容易被放大而形成运营风险，被扶持人如果商业思维跟不上，轻则前期投入资本亏损，重则因巨大借贷负担而致贫返贫。推动乡村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要激励本土各类人才积极投身乡村建设，充分激发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发挥技术技能优势;另一方面，要通畅人才返乡创业渠道，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机制，引导返乡精英培养现代商业思维、共享思维和风险防范思维，实现精准招引。
谨防生态打造单一化倾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业绿色发展大力推进，农村环境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增加，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性稳步显现。伴随百村容貌整治、院落优化改造等举措的落地落实，农村居民对“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等村庄整治模式普遍持高度肯定态度，但与此同时，也可能激发基层政府简单化“大拆大建”的动机。一些地方在古村落改造中，以传统建筑、祠堂遗迹维护难度大、成本高、经济上不划算为由，以重建代替重修，切断了村民的文化认同与传承;或是在乡村宜居环境打造中，斥巨资栽种珍贵景观苗木作为“网红打卡地”，甚至按照城建理念在乡村兴修一座“小城镇”。上述打造宜居生态的方式，既不适宜乡村居民起居生活和农业生产，更造成了后期养护巨大负担，失去了乡村风貌“农”的本色。乡村宜居生态建设是个长期过程，要坚持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不搞脱离农村实际、违背农民意愿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保留原始风貌基础上扮靓农村，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村庄各显其美，城乡美美与共。
谨防原生文化削弱化倾向
进入新时代，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有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农民情感认同、行为习惯形成有效转化，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得到大力传承保护弘扬，乡村文明焕发新气象。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城镇化进程对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带来了颠覆性改变，冲击着传统农村社会的共同体意识和传统文化体系。一些地方过度强调“建筑是文化的承载”，大肆开发民居建筑群落、廊桥楼阁院厅，致使许多优质乡村文化资源被破坏，乡村建筑风格“千村一面”，没有特色与个性;或者为了迎合旅游消费需要，简单地为当地产业披上“康养文化”“水果文化”等“新文化”外衣，原生文化日渐式微。这些做法容易造成农村社区文化认同日益弱化，乡土原生文化保护传承难度加大，导致乡村“灵魂”走样、歪曲。实施乡村文化振兴，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保护原生公共文化空间，尊重农村文化生成法则，实现对原生公共文化空间的保护;要重视文化与产业的有机衔接而非简单结合，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深层次、多样化、全方位融合。
谨防农民边缘化倾向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有力发挥，党组织对农村各类组织的统一领导进一步加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現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稳步完善，乡村社会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安定有序，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得到显著增强。然而，当前在“求快”“出成绩”思想引导下，少数基层政府存在一手包办、过度干预的苗头。譬如，介入基层自治事务，以领导意志替代市场规律，一厢情愿发展自认为有前景的特色产业，造成基层政府唱“独角戏”，而农民群众却无从下手;当前中央和省级政府投放的乡村振兴项目资金规模普遍比较大，一些基层政府倾向于“向上看”而非“向下看”，乐于比照上级要求和标准进行项目设计和推进，忽视当地发展短板和农民群众需求，使得项目最终沦为“政绩工程”。激活农民主体地位，要将政府决策与农民期盼精准对接，唤醒农民的角色意识、自主意识，让广大农民对乡村振兴有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形成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有机统一的局面;鼓励和支持农民自主讨论、协商制定乡规民约和发展定位，帮助农民了解、熟悉村级事务决策、协商和监督的规则、技术，提升农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主体和受益主体的法治思维能力、自我提升能力。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