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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精神家园”，不同于地理意义上的家乡，它落实的不只是一方水土之上建构起来的风土人情，还有回归的意念;无论身在何方，让心灵承载着温暖的记忆，在“诗意的安居”之地落脚还乡。依照海德格尔的界定，出走，是“还乡”的前提：
唯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还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丰富的阅历。①
这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像一条人生咒语，驱使无数追梦的人离乡背井远走他方。今天中国，出走与“开放”同义，承载着现代气息，为现代化推波助澜;因之，家乡似乎成为困顿之地，守家疑似守旧，像是弃绝理想的无奈之举。
可是，这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一生未曾离乡也不思远行;或者，在短暂的出走后毅然转身回乡。无论身在哪里，他们始终苦苦地眷恋着生养之地;一旦返乡，便将全部身心凝结于“一方水土”不弃不离。他们将熟悉的乡土看作一本读不尽的大书，硬是要将困顿之地变成可以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不仅为自己，也为所有的家乡人。我看这些人是“志人”，是有志向的人，也是录志的人。叩问大地、记录乡情、续写方志成为他们共同的“还乡”之地。因了他们的努力，原本由历代官府经办的方志书写脱离了迂腐的庙堂气息，在民间沃土中极大地扩展了它的精神疆域。
方，地方;志，录志。方志，是记录一方水土和风土人情即地方情况的史志。与史学意义上的文献史料不同，方志记录的多是有偏倚的历史：起于地理志，对天文地貌以及天灾人祸，它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但对人文事项和社会事件，它有鲜明的倾向性，向善除恶，倡导主流价值观。面对外界，它为一方水土代言;心想后人，它为一段历史存证。简而言之，它是一方水土的身份证明。无论什么时代，方志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的作为。尤其在太平盛世，方志乘势而为各展风采，力图在一统天下突出地方特色，博采众生，志在“说出自己”。
这里所谓“志人”，是指地方上自发生成的一批有志于录志的志愿者。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或离乡背井走出多远，他们最终以故乡为归宿，以守望不弃的胸怀和持之以恒的定力，从不同角度——历史的、纪实的、文学的、艺术的，抑或文字的、口述的、影像的、实物的——续写乃至重塑方志。本文从民间角度出发，在成就“方志”的学术意义上解读《庄河记忆》，看这部地方性的民间刊物如何在贫瘠的文化园地里破土而出日渐昌盛，如何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为多元的生民文化代言，如何在偏居一隅的土地上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今天这个追逐时尚、心向远方、太过喧嚣的世界上，笃守乡土，不迎合时尚，不随波逐流，像是一个特例;但是于未来社会的人心走向，它是先行者，为“就在这里”固守根性的地方文化走向提供了一个不易多得的范例，在精神生态建设领域给人诸多启示。
庄河，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依山傍海，距朝鲜边界150公里，1987年被列为国家边境县。1992年撤县建市，行政上隶属于大连，总人口不足百万。
庄河地区原称红崖，此县名起于明朝，启用于清朝末年（1906），地偏人稀，长久被视为化外之地。庄河县志的出现也是很晚近的事（1922），前迹追索，少数山川人物只在《岫岩志略》（1857）中略有提及。从现有文献的角度看，庄河境内乏善可陈。本地居民的祖辈多为山东移民，近代以来，汉族渐为主体，遍地胶东乡音。地方政权几易其手，缺乏有序的传承记载，“文化”和“历史”一样，不详，成为难以追踪的悬案;家族史也像断线的风筝，多半无从追究。百余年来，生在这里的人大都视远方为故乡，族群身份及其“根”的意识很可能是错位的。庄河的处境因此难堪：生养众生的一方水土与人们身边的人情世故似乎不那么搭界;在身份迷失和无根可寻的茫然中，一切事物的人文價值都显得轻薄，尽其自生自灭，任人遗忘——直到《庄河记忆》诞生。
“记忆”犹存，因为人在。
方志之成立，因为志人在先。
《庄河记忆》于2012年春正式创刊，酝酿筹办的日子由来已久。最初，它只是一些个人的散念，如主创人周美华（1964年生人），经历漫长的艰苦创业，日子日见富足了就想经营一间自得其乐的书屋，于纷繁世界中找到精神寄托。她将“对文学未曾熄灭的情感”转化为自家办刊的冲动，是在困境中力图突围的探路之举。
因何而困？
因为守土，守在家乡故土，困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和家长里短的人际关系中，心思走远却无法远行;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和人生感受，想说，却困于没有一个适当的表达途径——这不是周美华一人的困境，而是无数留守家乡的有志人共同的困窘。比如刊物艺术统筹姜弢（1964年生人），曾经出走在体制内谋职，为自由创作毅然返乡却苦于没有自主言说的话语平台;又如刊物责编孙德宇（1970年生人），原本已经有了谋生的饭碗却偏执于与生计无干的文史勘察，满腹地方故事却苦于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文环境。他们将财力、心力和能力汇集一处，在《庄河记忆》（下文称《记忆》）名下，共同为庄河搭建起了一个承载“记忆”的公共平台——它是当下的，承载着现今人们对往昔的追念;也是历史性的，将可见可闻可以追寻的点滴信息转化为寻根的资源。根壮才能叶茂。有志人在先，方志才有灵魂。多年来，一方水土养育的志人共同积聚善缘，决心协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庄河虽不是古城、名城，但对她不算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依然珍爱有加……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投下了我们对生活的全部瞩望和努力，那种温情，仅用日子改善的标尺衡量不出，也断难替代。我们不会只因拥有一幢房子、一部车子而遮蔽了生存的全部，我们从未停止思考，有话要与人说，而一个合适的平台，是大家所共需的。（No.1，创刊寄语）①
众人万千，说什么话？
说庄河人的心里话，将费孝通主倡的“文化自觉”用于生养自己的土地，“做这个刊物，给庄河攒点家底。从这里开始，刻意明明白白说出一个庄河。”为地方代言，是书写一切方志性文献的基本原则;因此，“本土原创”在《记忆》中成为一个主体栏目。最初，它的用意不在历史在文学，就如主编周美华的初衷，企图以文托梦，借助文学想象让心绪离乡远行。几年下来，《记忆》为庄河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但凡在“庄河”名下出场的文字，根性外露，不管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札记和随笔，无一不携带着脚下泥土的气息，“于故人亲里间拿捏出独特的形象”（No.22）。这些贴近大地的笔触，或抒情抒怀，或写实纪实，将心绪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幅幅有温度也有深度的地方画卷，共同为庄河创造精神财富。
世间万象，从哪里说起？
在辽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庄河可说是一个富庶之地，山清水秀，海产山货地道而丰富;它的乏，不在物产，只在可以传承的“文化记忆”。
任何地方，没有可以传承的文化手段，记忆就像碎片，托不住一地灵魂——于此，《记忆》的主创团队深有感触：“我们已经多次遭遇一种尴尬：明明只是百十年甚至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但却每每有遍寻无着的困境。缘何？无记载。”（No.14）
附着主流文化清点家底，《记忆》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清点庄河地面上的古迹和历史遗存，二是盘点可见文献的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刊物因此有两个重点栏目“稽古察今”和“人文回眸”。精心制作的封底图片和文字，让我们看到北吴屯考古遗址，可知6500年前人类活动已从中原延伸到此地;大荒地石棚和白店子石棚，可见青铜时代部落首领的墓葬遗存;当地称“高丽茔”的粉房前石棚，与古代日本和朝鲜的墓葬形制是相通的，可想民族间文化交融之历史渊源由来已久……辽宁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俊勇教授在《记忆》上发表考古散记，从学术角度为辽东地区早期人类活动提供可信的证言。继之而来的，是发掘这片土地上可歌可泣或可圈可点的历史人物，主创人不厌其细琐，查询文献，实地求证，翻箱倒柜，倾摊出盘，让我们认识了一些存活在庄河人记忆中的英雄人物：清末抗击外敌的英烈李秉衡（1830—1900），清廉刚直，多被误解被诬陷，其真实身世和晚年岁月在这里被重笔彰显;人称“东北刘胡兰”的史春英（1925—1946），1946年在游击战中牺牲，葬身庄河，至今被人追念;共产党人吕其恩（1911—1979），1945年7月27日率东北海上先遣队从故乡打开缺口，庄河因此最早获得解放，成为中共抢占东北的桥头堡。文化人的队列中，除了当地人熟悉的满族名士舒穆禄·多隆阿（1794—1853）、善画墨竹的僧人喜禅（1881—1953），这里还有丹麦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位女传教士聂乐信（1871—1960）的故事：1896年她在大孤山传教，20世纪30年代她在当地创办崇正女校并最终入籍中国……通过《记忆》我们知道：庄河是华裔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的故乡，也曾留下了胡风（1946）、田汉（1960）等文化名人的足迹。这里没有发生骇世惊人扭转乾坤的历史事件，却对近代以来重大的时代变迁做出了自己的反应：甲午战争主战场就在庄河境内，这里因此抛洒了抗击日军的第一滴鲜血（1894，No.11）;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庄河人自发组织的大刀会成为辽南抗日义勇军中一支劲旅（1932，No.5）;抗美援朝战争中，庄河派出大批民工直接赴朝支前，也曾在本土抗击美军细菌战（1951，No.21）……如此种种，《记忆》“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文物修补匠，把散落在庄河大地上的历史碎片一片片捡起来，又按原貌把它粘接起来”，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变迁，也保存了庄河的根脉（杨水宽，No.5）。远走他乡的庄河人因此汗颜，原以为“庄河土，没文化”，没想到它“有如此多且内涵丰富的故事”（宋清海，No.5）。《记忆》六年有余，像无声的召唤，唤回远行的游子还乡的意念;也像一块无形的吸铁石，吸引来了新生代的晚辈后生，自愿加入了录志的行列。新进志人张传筠，对文史痴迷如醉，将职业之外的全部业余用于稽古考察，寻历史遗迹，访庄河世家，于百年寂寥的字里行间挖出众多生在庄河的清朝拔贡生，为丰富庄河人的“集体记忆”前仆后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用在周美华这里十分貼切。她说：学生时代，从课堂和课本上学习的历史，感觉很“隔”，与自己的生活无大关系。如今，走出课本，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寻找，庄河的历史依旧陌生而遥远，只在文献的边角缝隙中偶然浮现，与生生不息的大地似乎不在同一个地平线上——可见，历史的书写，不能全然仰仗学者和官府的记录，历史的记忆未必都能完好无缺地保存在档案文献之中。有生民活动的地方，就一定有它自在的存亡传续。做《记忆》就是做身边的历史，“要把庄河的河海文化、山水文化以及我们先祖们的原生状态、自然形态做一个系统的整理，系统的记录”，为认知和体恤自己的生养之地开通渠道（周美华，No.2）。
自2012年初创刊至今，《记忆》所有开篇栏目都是“人文回眸”——回眸，是定向，在激越前行的现代化潮流中毅然转身，在前人一路艰辛的足迹中守住了倔强不屈的处世姿态：“死犟”（No.2），不圆通，不妥协，像庄河人的集体性格，淳朴而率真。驻足回望，“静心去品咂土地的性格与土地的心情，是种必须”（No.12）。《记忆》强调的“文化性”，不同于娱乐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也有别于日新月异的时尚，旨在根植本土的精神层面上把握民心走向。无论世事喧嚣或寂寥，主笔姜弢相信，“总有另一种潜流在汩汩流淌”，不见经传却别有力量（No.7）;越是偏居一隅寂寥无言，越是值得追寻值得“记忆”值得传承。同历代文人的精神指向是一致的，它承载着绵续不绝的文脉，将生生不息的“生民文化”进行到底。
何为生民文化？
生民，是我在地方基层做人类学考察时逐步领悟出的一个新概念。不同于“民生”（孙中山）①，它不是一个政治词汇，没有居高临下的权力视角;也不同于“常民”（柳田国男）②，并不隐含等级身份。它的主体是“民众”，基质是“生存”，标的始终如一：传宗接代，生生不息。与权力主导的主流文化不同，生民文化的所谓文化性，不在经院不在殿堂，也不在主流话语的高调门里;它通常是低调的，甚至是无言的;自谦，收敛，与生活同步，与乡土关联，顽强地存活在百姓辛勤劳作的日常生活之中，借助一方水土不断地演绎出从未谢幕的人情世故——姜弢看它是别样“文脉”，是家乡人的精神生活之根。在“何处不乡愁”名下他说：“站在时间的河流里举目四望，无处不有着一些感怀的伤痛的碎片飘荡，你没法认定哪一片是重要的，哪一片是不重要的，只因为，那都是些寻找归家路的灵魂。”眷念故土，不弃家乡，并非那个“乡”给了你多少好、多少温馨回忆，只不过就是——你正是那么活过来的（No.9）。因此他自信：只要“尊重每一种活着的感受，体味每一个令人萦怀的细节”，就能把握住生民文化的根脉，为《记忆》找到不绝的生命之源。 坚守民间立场，突出生民文化，《庄河记忆》中有两个栏目不同寻常：“岁月口述”和“民间拾萃”——前者以人为主体，站在史学高度，将有迹可循的生命故事与宏观的大历史结合在一起，让每一个“个人”在芸芸众生中自我呈现，展示出了一统天下的万千气象。后者的主体是器物即所谓“老物件”，如火盆（No.3）、风匣（No.1）、线笸箩（No.4）、纺车（No.7）、靰鞡（No.2）、帽盒（No.6）、瓷枕（No.9），还有播种器（点葫芦头，No.5）和犁杖（No.17）一类生产工具，来自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劳作。如今它们多半已被丢弃不用，“但我们至少应该记住，曾经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寄托在皮影、鼓书等等民间艺术上的情感，而靰鞡、风匣都曾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能离的物件。它们上面铭刻着前人的智慧，带有悠长的生活气味，也饱含文化的艺术的元素，会在人心里撑起满满的冲动。”（No.1）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们与“风土人情”互相支撑互为印证，让即将消失的“记忆”凝结在“活着”的物证中。为此，刊物特设“摄影游记”和“图片叙事”，让亲情在山水中现身，让民俗在影像中说话——由此，我们不仅看到了庄河美丽的自然风光、残存的古街、古建筑和古老的作坊，如老油坊（No.6）、采石场（No.17）……也看到了诸如赶海（No.10）、织网（No.22）、柳编（No.23）、缫丝（No.24）、上梁（No.7）、釘马掌（No.12）等等旧时的生产活动。老物件承载着旧日的生活，无言地展示着尚未远去的岁月。与老物件共生的老年人，以“故事”的方式讲述地方传说和自己的人生。从民间立场出发，普通人的亲历与帝王将相的生命是等价的，平民口述的价值不同却不亚于文献记载，因为它们“更接近心灵的真实”（No.11），是审美的，也可以是历史性的。在岁月的长河中，叙说人生的悲欢离合是每一个亲历者的特权，个人故事里“除了命途、走向、烙印等等，还有特定年代里的色彩”（No.10）。它们应和着主旋律的节拍却未必同一格调，以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求证历史的真相，各有千秋，不容僭越。
什么是历史的真相？
传统史学以帝王为主体，以宏大叙事为主线，强调的是“事件”的客观性。但是换一个角度，从普通人的民间视角看历史，那些重大事件和英雄伟业都会退而成为背景，每一个人的亲历和感受都可以成为历史证言——历史的真相因此直指人的精神领域，在不同的人生遭际中看到不同维度的价值判断。《记忆》揭示的历史，根在民间。在心灵层面上，它有普世性的精神追求，向往“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德国）;而面对现实世界，在近代中国在庄河的土地上，“我们每每看到的是匍匐于地的姿态，也有诗意，但很沉重”（姜弢，No.14）。1958年“跃进”的折腾（贵立义，No.21）换来1959年的“荒年杂记”（孙广森，No.12），还有那一批被迫到北大荒讨生活的庄河人（No.19）……无疑，他们的遭遇都是历史性的，不见经传，却有可以被解读的历史价值。文化学者周立民说得好：“庄河文化不属于那种典型文化，并不等于我们没有文化。”同理，庄河的历史少见史册，不等于庄河没有历史。人在远方，乡音已改，不改的是怀乡情结和“还乡”的信念。正是因为出走，长年浸润在主流文化的体制规程中，他才会坚信：重要的问题不在历史和文化本身，只在认识历史文化的方式：“我们不能再用那种原始的方法延续，必须要有另外的方式把它变成文献，变成典籍，同样能让我们一千年、两千年后的子孙解读。”（周立民，No.14）《记忆》之有所建树，就在创新方志的记录方式。“记忆”名下逐渐壮大起来的团队，聚合了一批有历史感的志人。他们走出文本寻访大地，发掘古迹，编印碑拓，汇集近代当地文人的绘画书法编辑成册，催生出版当下中学生“记忆”文集;同时，他们广泛征集家谱，逐一撰文推介;追踪有故事的老人做口述访谈，在多民族的文化氛围中考据方言，重塑方志。
重塑方志，《记忆》是从“正名”开始的。庄河的历史河道难以疏通，首要问题是“名”的混乱。关外边地，常常是多民族交汇共生，地名之杂乱，不仅与民族混居和多民族语言的交流有关，也与中央政权的盛衰集散呈负相关性。比如“庄河”这个地名，究竟由何而来，村落与河川纠结盘缠，至今莫衷一是;又如凤窝堡这个小山屯，内方外圆，八面受风，在百年时事变迁中三易其名（林辉英，No.7）。这里的山名、河名、村名、道路，甚至植物、动物的名称，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口中有不同的称谓，直接影响了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因此在这里，“正名”成为一件要事，地方志的整理不得不从“名”的梳理做起。此“名”不同于文献中的命名，它是有声音的。“谐音”（语言变异）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诙谐而和谐”地串联在一起，成为当地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史上庄河，集权之力看弱，儒家名分不顺，信风水、算卦、拜佛等民间活动十分昌盛（No.11），民间组织如各种帮会一时活跃（No.9）。 “但凡生命力旺盛的事物，其根须必定是发达而深植的”（姜弢，No10），其根脉就扎在生生不息的生民之中。毫无疑问，像庄河这样的边僻之地，倘若没有以“生存”为本的生民文化，庄河人的“记忆”就没有依托，无根可寻。生民文化的遗存可见各种维系生存的老物件，其精髓却并不是衣食住行本身，而是一方水土之上的主人即风土人情的引领者：大家族——方志中，可与正史中帝王将相比肩的，是地方望族和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员和文化名人。因此，搜寻家族历史日渐成为《记忆》的重头戏，在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另辟蹊径;大家族的庄园遗址和家谱族谱由此弥足珍贵，成为可说可见可以追寻的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征集有赖于地方“志人”的自觉投入。庄河的幸运，就在它有像录志主笔孙德宇这样的志人。德宇的本职工作在联通，业余时间几乎全部奉献给“记忆”。他的足迹遍布庄河的山川大地，他的成就体现在丰富的文字记录里，他的成长就在日见成材的方志森林中。在他眼里，庄河山水无不故事，人情世故都有来历。在庄河这样的边僻之地，大家族的影响力通常远在官府能力之上，“一地的望族，往往成为这一区域文化形态的表征”。比如一面山的王氏家族（武术世家，No.24）、红崖子街的刘氏一族（科举传人，No.21），以家族德行自立于山林。又如盛传在步云山的“九如”故事，承载着闯关东的李氏后代自强不息的家族品格和文化底蕴，“宏阔且深厚，从农耕起家转而趋向耕读，累积了十数代人的一个梦想，源自“先祖从新移民到做主人的进取精神”（No.15）。不同于彪炳史册的英雄豪杰，这里所谓“精神”无关殿堂，直向民间，即自强不息的民间精神。 何谓民间精神？
总在文本中看到“民間精神”这个字眼，却少见有人认真阐述它的具体内容。《记忆》以身说法，准确而全面地展示了它的内核：自我求证，自在自由。发刊六年多来，这份在夹缝中茁壮生长的民间刊物，通过不同形式展现民间精神特有的精髓：草根性、自发性、多元性。说到底，民间精神即草根精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与主流与庙堂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它在根性上追寻阳光，却在阳光不到之地仍然能够顽强地生长。《记忆》创刊不久，即以“民间精神”（No.3）为题主办了一个乡镇专刊“青堆子专题”。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青堆子是庄河的经济、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青堆子是一个关乎精神归属和心灵家园的文化符号。”庄河女儿孙惠芬生于青堆子，离乡出走之后，她以故乡为名用写作的方式在精神上还乡，不仅成为《记忆》有力的支持者，也是“记忆”最忠实的承载者。无论她身在何方走出多远，萦绕在怀的，“总是那些厮守家园的青堆人，默默而执拗地坚守着他们至珍至重的文化形态，虽寂寂无名亦终生不悔”。
他们以纯民间的、毫无功利的姿态，共同撑持起一片天空，而这天空下便是青堆子的异彩纷呈、每阅弥新……我们只能将一种纷繁的形态笼统概括为民间精神，而这种民间精神的不死不灭，才是一地兴盛的永恒灵魂。（姜弢，No.3）
因了这种精神，《记忆》有根性，也有滋养枝叶繁茂的土壤，可以一直“就这么走下去”。它知道，这条路“未必通天，但一定会寻获一个水草丰美的好去处”（No.6）。它坦言，这种执拗的精神追求并非来自高尚情怀，而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里摸爬滚打之后感受到的一种缺失”。就像庄稼的生长需要充足的养分，一个人的人生——无论其身份地位民族种族——不仅需要阅历和远行，也需要根植大地的底气与安然。它相信，只要脚下的土地安然无恙，《记忆》就会如那些庄稼一样，携带着浓厚的“土气”一茬一茬地生长和成熟，给人温饱，也给人慰藉（No.4）。因了这种执拗这份坚守，世人看到也能感到：天下一统而不乏，人心思远而不虚空。精神家园也是有根性意识的，只能在身份认同的文化沃土中建构起来。
【责任编辑】 陈 曹
李小江，女，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女性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妇女文化博物馆名誉馆长。曾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日本奈良女子大学访问学者和日本御茶水大学性别研究所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夏娃的探索》《性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女性乌托邦》等。近20年的研究工作与文化阐释学、地缘历史哲学有关，出版专著《后乌托邦批评：<狼图腾>深度诠释》（2013，上海人民出版社）、《对话汪晖：管窥中国大陆学术风向与镜像》（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心灵考古：新中国人精神档案》 （2014，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日本结》（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唯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还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丰富的阅历。①
这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像一条人生咒语，驱使无数追梦的人离乡背井远走他方。今天中国，出走与“开放”同义，承载着现代气息，为现代化推波助澜;因之，家乡似乎成为困顿之地，守家疑似守旧，像是弃绝理想的无奈之举。
可是，这世上就有那么一些人，一生未曾离乡也不思远行;或者，在短暂的出走后毅然转身回乡。无论身在哪里，他们始终苦苦地眷恋着生养之地;一旦返乡，便将全部身心凝结于“一方水土”不弃不离。他们将熟悉的乡土看作一本读不尽的大书，硬是要将困顿之地变成可以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不仅为自己，也为所有的家乡人。我看这些人是“志人”，是有志向的人，也是录志的人。叩问大地、记录乡情、续写方志成为他们共同的“还乡”之地。因了他们的努力，原本由历代官府经办的方志书写脱离了迂腐的庙堂气息，在民间沃土中极大地扩展了它的精神疆域。
方，地方;志，录志。方志，是记录一方水土和风土人情即地方情况的史志。与史学意义上的文献史料不同，方志记录的多是有偏倚的历史：起于地理志，对天文地貌以及天灾人祸，它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但对人文事项和社会事件，它有鲜明的倾向性，向善除恶，倡导主流价值观。面对外界，它为一方水土代言;心想后人，它为一段历史存证。简而言之，它是一方水土的身份证明。无论什么时代，方志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的作为。尤其在太平盛世，方志乘势而为各展风采，力图在一统天下突出地方特色，博采众生，志在“说出自己”。
这里所谓“志人”，是指地方上自发生成的一批有志于录志的志愿者。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或离乡背井走出多远，他们最终以故乡为归宿，以守望不弃的胸怀和持之以恒的定力，从不同角度——历史的、纪实的、文学的、艺术的，抑或文字的、口述的、影像的、实物的——续写乃至重塑方志。本文从民间角度出发，在成就“方志”的学术意义上解读《庄河记忆》，看这部地方性的民间刊物如何在贫瘠的文化园地里破土而出日渐昌盛，如何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中为多元的生民文化代言，如何在偏居一隅的土地上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今天这个追逐时尚、心向远方、太过喧嚣的世界上，笃守乡土，不迎合时尚，不随波逐流，像是一个特例;但是于未来社会的人心走向，它是先行者，为“就在这里”固守根性的地方文化走向提供了一个不易多得的范例，在精神生态建设领域给人诸多启示。
文化自觉，志人在先
庄河，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依山傍海，距朝鲜边界150公里，1987年被列为国家边境县。1992年撤县建市，行政上隶属于大连，总人口不足百万。
庄河地区原称红崖，此县名起于明朝，启用于清朝末年（1906），地偏人稀，长久被视为化外之地。庄河县志的出现也是很晚近的事（1922），前迹追索，少数山川人物只在《岫岩志略》（1857）中略有提及。从现有文献的角度看，庄河境内乏善可陈。本地居民的祖辈多为山东移民，近代以来，汉族渐为主体，遍地胶东乡音。地方政权几易其手，缺乏有序的传承记载，“文化”和“历史”一样，不详，成为难以追踪的悬案;家族史也像断线的风筝，多半无从追究。百余年来，生在这里的人大都视远方为故乡，族群身份及其“根”的意识很可能是错位的。庄河的处境因此难堪：生养众生的一方水土与人们身边的人情世故似乎不那么搭界;在身份迷失和无根可寻的茫然中，一切事物的人文價值都显得轻薄，尽其自生自灭，任人遗忘——直到《庄河记忆》诞生。
“记忆”犹存，因为人在。
方志之成立，因为志人在先。
《庄河记忆》于2012年春正式创刊，酝酿筹办的日子由来已久。最初，它只是一些个人的散念，如主创人周美华（1964年生人），经历漫长的艰苦创业，日子日见富足了就想经营一间自得其乐的书屋，于纷繁世界中找到精神寄托。她将“对文学未曾熄灭的情感”转化为自家办刊的冲动，是在困境中力图突围的探路之举。
因何而困？
因为守土，守在家乡故土，困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和家长里短的人际关系中，心思走远却无法远行;已经有了丰富的阅历和人生感受，想说，却困于没有一个适当的表达途径——这不是周美华一人的困境，而是无数留守家乡的有志人共同的困窘。比如刊物艺术统筹姜弢（1964年生人），曾经出走在体制内谋职，为自由创作毅然返乡却苦于没有自主言说的话语平台;又如刊物责编孙德宇（1970年生人），原本已经有了谋生的饭碗却偏执于与生计无干的文史勘察，满腹地方故事却苦于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文环境。他们将财力、心力和能力汇集一处，在《庄河记忆》（下文称《记忆》）名下，共同为庄河搭建起了一个承载“记忆”的公共平台——它是当下的，承载着现今人们对往昔的追念;也是历史性的，将可见可闻可以追寻的点滴信息转化为寻根的资源。根壮才能叶茂。有志人在先，方志才有灵魂。多年来，一方水土养育的志人共同积聚善缘，决心协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庄河虽不是古城、名城，但对她不算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依然珍爱有加……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投下了我们对生活的全部瞩望和努力，那种温情，仅用日子改善的标尺衡量不出，也断难替代。我们不会只因拥有一幢房子、一部车子而遮蔽了生存的全部，我们从未停止思考，有话要与人说，而一个合适的平台，是大家所共需的。（No.1，创刊寄语）①
众人万千，说什么话？
说庄河人的心里话，将费孝通主倡的“文化自觉”用于生养自己的土地，“做这个刊物，给庄河攒点家底。从这里开始，刻意明明白白说出一个庄河。”为地方代言，是书写一切方志性文献的基本原则;因此，“本土原创”在《记忆》中成为一个主体栏目。最初，它的用意不在历史在文学，就如主编周美华的初衷，企图以文托梦，借助文学想象让心绪离乡远行。几年下来，《记忆》为庄河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但凡在“庄河”名下出场的文字，根性外露，不管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札记和随笔，无一不携带着脚下泥土的气息，“于故人亲里间拿捏出独特的形象”（No.22）。这些贴近大地的笔触，或抒情抒怀，或写实纪实，将心绪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幅幅有温度也有深度的地方画卷，共同为庄河创造精神财富。
文化记忆，地方之魂
世间万象，从哪里说起？
在辽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地区，庄河可说是一个富庶之地，山清水秀，海产山货地道而丰富;它的乏，不在物产，只在可以传承的“文化记忆”。
任何地方，没有可以传承的文化手段，记忆就像碎片，托不住一地灵魂——于此，《记忆》的主创团队深有感触：“我们已经多次遭遇一种尴尬：明明只是百十年甚至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但却每每有遍寻无着的困境。缘何？无记载。”（No.14）
附着主流文化清点家底，《记忆》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清点庄河地面上的古迹和历史遗存，二是盘点可见文献的历史事件和著名人物。刊物因此有两个重点栏目“稽古察今”和“人文回眸”。精心制作的封底图片和文字，让我们看到北吴屯考古遗址，可知6500年前人类活动已从中原延伸到此地;大荒地石棚和白店子石棚，可见青铜时代部落首领的墓葬遗存;当地称“高丽茔”的粉房前石棚，与古代日本和朝鲜的墓葬形制是相通的，可想民族间文化交融之历史渊源由来已久……辽宁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俊勇教授在《记忆》上发表考古散记，从学术角度为辽东地区早期人类活动提供可信的证言。继之而来的，是发掘这片土地上可歌可泣或可圈可点的历史人物，主创人不厌其细琐，查询文献，实地求证，翻箱倒柜，倾摊出盘，让我们认识了一些存活在庄河人记忆中的英雄人物：清末抗击外敌的英烈李秉衡（1830—1900），清廉刚直，多被误解被诬陷，其真实身世和晚年岁月在这里被重笔彰显;人称“东北刘胡兰”的史春英（1925—1946），1946年在游击战中牺牲，葬身庄河，至今被人追念;共产党人吕其恩（1911—1979），1945年7月27日率东北海上先遣队从故乡打开缺口，庄河因此最早获得解放，成为中共抢占东北的桥头堡。文化人的队列中，除了当地人熟悉的满族名士舒穆禄·多隆阿（1794—1853）、善画墨竹的僧人喜禅（1881—1953），这里还有丹麦基督教女青年会第一位女传教士聂乐信（1871—1960）的故事：1896年她在大孤山传教，20世纪30年代她在当地创办崇正女校并最终入籍中国……通过《记忆》我们知道：庄河是华裔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的故乡，也曾留下了胡风（1946）、田汉（1960）等文化名人的足迹。这里没有发生骇世惊人扭转乾坤的历史事件，却对近代以来重大的时代变迁做出了自己的反应：甲午战争主战场就在庄河境内，这里因此抛洒了抗击日军的第一滴鲜血（1894，No.11）;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庄河人自发组织的大刀会成为辽南抗日义勇军中一支劲旅（1932，No.5）;抗美援朝战争中，庄河派出大批民工直接赴朝支前，也曾在本土抗击美军细菌战（1951，No.21）……如此种种，《记忆》“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文物修补匠，把散落在庄河大地上的历史碎片一片片捡起来，又按原貌把它粘接起来”，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变迁，也保存了庄河的根脉（杨水宽，No.5）。远走他乡的庄河人因此汗颜，原以为“庄河土，没文化”，没想到它“有如此多且内涵丰富的故事”（宋清海，No.5）。《记忆》六年有余，像无声的召唤，唤回远行的游子还乡的意念;也像一块无形的吸铁石，吸引来了新生代的晚辈后生，自愿加入了录志的行列。新进志人张传筠，对文史痴迷如醉，将职业之外的全部业余用于稽古考察，寻历史遗迹，访庄河世家，于百年寂寥的字里行间挖出众多生在庄河的清朝拔贡生，为丰富庄河人的“集体记忆”前仆后继。
生民文化，文脉之源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用在周美华这里十分貼切。她说：学生时代，从课堂和课本上学习的历史，感觉很“隔”，与自己的生活无大关系。如今，走出课本，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寻找，庄河的历史依旧陌生而遥远，只在文献的边角缝隙中偶然浮现，与生生不息的大地似乎不在同一个地平线上——可见，历史的书写，不能全然仰仗学者和官府的记录，历史的记忆未必都能完好无缺地保存在档案文献之中。有生民活动的地方，就一定有它自在的存亡传续。做《记忆》就是做身边的历史，“要把庄河的河海文化、山水文化以及我们先祖们的原生状态、自然形态做一个系统的整理，系统的记录”，为认知和体恤自己的生养之地开通渠道（周美华，No.2）。
自2012年初创刊至今，《记忆》所有开篇栏目都是“人文回眸”——回眸，是定向，在激越前行的现代化潮流中毅然转身，在前人一路艰辛的足迹中守住了倔强不屈的处世姿态：“死犟”（No.2），不圆通，不妥协，像庄河人的集体性格，淳朴而率真。驻足回望，“静心去品咂土地的性格与土地的心情，是种必须”（No.12）。《记忆》强调的“文化性”，不同于娱乐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也有别于日新月异的时尚，旨在根植本土的精神层面上把握民心走向。无论世事喧嚣或寂寥，主笔姜弢相信，“总有另一种潜流在汩汩流淌”，不见经传却别有力量（No.7）;越是偏居一隅寂寥无言，越是值得追寻值得“记忆”值得传承。同历代文人的精神指向是一致的，它承载着绵续不绝的文脉，将生生不息的“生民文化”进行到底。
何为生民文化？
生民，是我在地方基层做人类学考察时逐步领悟出的一个新概念。不同于“民生”（孙中山）①，它不是一个政治词汇，没有居高临下的权力视角;也不同于“常民”（柳田国男）②，并不隐含等级身份。它的主体是“民众”，基质是“生存”，标的始终如一：传宗接代，生生不息。与权力主导的主流文化不同，生民文化的所谓文化性，不在经院不在殿堂，也不在主流话语的高调门里;它通常是低调的，甚至是无言的;自谦，收敛，与生活同步，与乡土关联，顽强地存活在百姓辛勤劳作的日常生活之中，借助一方水土不断地演绎出从未谢幕的人情世故——姜弢看它是别样“文脉”，是家乡人的精神生活之根。在“何处不乡愁”名下他说：“站在时间的河流里举目四望，无处不有着一些感怀的伤痛的碎片飘荡，你没法认定哪一片是重要的，哪一片是不重要的，只因为，那都是些寻找归家路的灵魂。”眷念故土，不弃家乡，并非那个“乡”给了你多少好、多少温馨回忆，只不过就是——你正是那么活过来的（No.9）。因此他自信：只要“尊重每一种活着的感受，体味每一个令人萦怀的细节”，就能把握住生民文化的根脉，为《记忆》找到不绝的生命之源。 坚守民间立场，突出生民文化，《庄河记忆》中有两个栏目不同寻常：“岁月口述”和“民间拾萃”——前者以人为主体，站在史学高度，将有迹可循的生命故事与宏观的大历史结合在一起，让每一个“个人”在芸芸众生中自我呈现，展示出了一统天下的万千气象。后者的主体是器物即所谓“老物件”，如火盆（No.3）、风匣（No.1）、线笸箩（No.4）、纺车（No.7）、靰鞡（No.2）、帽盒（No.6）、瓷枕（No.9），还有播种器（点葫芦头，No.5）和犁杖（No.17）一类生产工具，来自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劳作。如今它们多半已被丢弃不用，“但我们至少应该记住，曾经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寄托在皮影、鼓书等等民间艺术上的情感，而靰鞡、风匣都曾是我们生活中须臾不能离的物件。它们上面铭刻着前人的智慧，带有悠长的生活气味，也饱含文化的艺术的元素，会在人心里撑起满满的冲动。”（No.1）在漫长的岁月里，它们与“风土人情”互相支撑互为印证，让即将消失的“记忆”凝结在“活着”的物证中。为此，刊物特设“摄影游记”和“图片叙事”，让亲情在山水中现身，让民俗在影像中说话——由此，我们不仅看到了庄河美丽的自然风光、残存的古街、古建筑和古老的作坊，如老油坊（No.6）、采石场（No.17）……也看到了诸如赶海（No.10）、织网（No.22）、柳编（No.23）、缫丝（No.24）、上梁（No.7）、釘马掌（No.12）等等旧时的生产活动。老物件承载着旧日的生活，无言地展示着尚未远去的岁月。与老物件共生的老年人，以“故事”的方式讲述地方传说和自己的人生。从民间立场出发，普通人的亲历与帝王将相的生命是等价的，平民口述的价值不同却不亚于文献记载，因为它们“更接近心灵的真实”（No.11），是审美的，也可以是历史性的。在岁月的长河中，叙说人生的悲欢离合是每一个亲历者的特权，个人故事里“除了命途、走向、烙印等等，还有特定年代里的色彩”（No.10）。它们应和着主旋律的节拍却未必同一格调，以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求证历史的真相，各有千秋，不容僭越。
民间精神，自我求证
什么是历史的真相？
传统史学以帝王为主体，以宏大叙事为主线，强调的是“事件”的客观性。但是换一个角度，从普通人的民间视角看历史，那些重大事件和英雄伟业都会退而成为背景，每一个人的亲历和感受都可以成为历史证言——历史的真相因此直指人的精神领域，在不同的人生遭际中看到不同维度的价值判断。《记忆》揭示的历史，根在民间。在心灵层面上，它有普世性的精神追求，向往“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德国）;而面对现实世界，在近代中国在庄河的土地上，“我们每每看到的是匍匐于地的姿态，也有诗意，但很沉重”（姜弢，No.14）。1958年“跃进”的折腾（贵立义，No.21）换来1959年的“荒年杂记”（孙广森，No.12），还有那一批被迫到北大荒讨生活的庄河人（No.19）……无疑，他们的遭遇都是历史性的，不见经传，却有可以被解读的历史价值。文化学者周立民说得好：“庄河文化不属于那种典型文化，并不等于我们没有文化。”同理，庄河的历史少见史册，不等于庄河没有历史。人在远方，乡音已改，不改的是怀乡情结和“还乡”的信念。正是因为出走，长年浸润在主流文化的体制规程中，他才会坚信：重要的问题不在历史和文化本身，只在认识历史文化的方式：“我们不能再用那种原始的方法延续，必须要有另外的方式把它变成文献，变成典籍，同样能让我们一千年、两千年后的子孙解读。”（周立民，No.14）《记忆》之有所建树，就在创新方志的记录方式。“记忆”名下逐渐壮大起来的团队，聚合了一批有历史感的志人。他们走出文本寻访大地，发掘古迹，编印碑拓，汇集近代当地文人的绘画书法编辑成册，催生出版当下中学生“记忆”文集;同时，他们广泛征集家谱，逐一撰文推介;追踪有故事的老人做口述访谈，在多民族的文化氛围中考据方言，重塑方志。
重塑方志，《记忆》是从“正名”开始的。庄河的历史河道难以疏通，首要问题是“名”的混乱。关外边地，常常是多民族交汇共生，地名之杂乱，不仅与民族混居和多民族语言的交流有关，也与中央政权的盛衰集散呈负相关性。比如“庄河”这个地名，究竟由何而来，村落与河川纠结盘缠，至今莫衷一是;又如凤窝堡这个小山屯，内方外圆，八面受风，在百年时事变迁中三易其名（林辉英，No.7）。这里的山名、河名、村名、道路，甚至植物、动物的名称，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口中有不同的称谓，直接影响了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因此在这里，“正名”成为一件要事，地方志的整理不得不从“名”的梳理做起。此“名”不同于文献中的命名，它是有声音的。“谐音”（语言变异）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诙谐而和谐”地串联在一起，成为当地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史上庄河，集权之力看弱，儒家名分不顺，信风水、算卦、拜佛等民间活动十分昌盛（No.11），民间组织如各种帮会一时活跃（No.9）。 “但凡生命力旺盛的事物，其根须必定是发达而深植的”（姜弢，No10），其根脉就扎在生生不息的生民之中。毫无疑问，像庄河这样的边僻之地，倘若没有以“生存”为本的生民文化，庄河人的“记忆”就没有依托，无根可寻。生民文化的遗存可见各种维系生存的老物件，其精髓却并不是衣食住行本身，而是一方水土之上的主人即风土人情的引领者：大家族——方志中，可与正史中帝王将相比肩的，是地方望族和造福一方的地方官员和文化名人。因此，搜寻家族历史日渐成为《记忆》的重头戏，在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另辟蹊径;大家族的庄园遗址和家谱族谱由此弥足珍贵，成为可说可见可以追寻的地方文献。地方文献的征集有赖于地方“志人”的自觉投入。庄河的幸运，就在它有像录志主笔孙德宇这样的志人。德宇的本职工作在联通，业余时间几乎全部奉献给“记忆”。他的足迹遍布庄河的山川大地，他的成就体现在丰富的文字记录里，他的成长就在日见成材的方志森林中。在他眼里，庄河山水无不故事，人情世故都有来历。在庄河这样的边僻之地，大家族的影响力通常远在官府能力之上，“一地的望族，往往成为这一区域文化形态的表征”。比如一面山的王氏家族（武术世家，No.24）、红崖子街的刘氏一族（科举传人，No.21），以家族德行自立于山林。又如盛传在步云山的“九如”故事，承载着闯关东的李氏后代自强不息的家族品格和文化底蕴，“宏阔且深厚，从农耕起家转而趋向耕读，累积了十数代人的一个梦想，源自“先祖从新移民到做主人的进取精神”（No.15）。不同于彪炳史册的英雄豪杰，这里所谓“精神”无关殿堂，直向民间，即自强不息的民间精神。 何谓民间精神？
总在文本中看到“民間精神”这个字眼，却少见有人认真阐述它的具体内容。《记忆》以身说法，准确而全面地展示了它的内核：自我求证，自在自由。发刊六年多来，这份在夹缝中茁壮生长的民间刊物，通过不同形式展现民间精神特有的精髓：草根性、自发性、多元性。说到底，民间精神即草根精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与主流与庙堂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相反，它在根性上追寻阳光，却在阳光不到之地仍然能够顽强地生长。《记忆》创刊不久，即以“民间精神”（No.3）为题主办了一个乡镇专刊“青堆子专题”。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青堆子是庄河的经济、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青堆子是一个关乎精神归属和心灵家园的文化符号。”庄河女儿孙惠芬生于青堆子，离乡出走之后，她以故乡为名用写作的方式在精神上还乡，不仅成为《记忆》有力的支持者，也是“记忆”最忠实的承载者。无论她身在何方走出多远，萦绕在怀的，“总是那些厮守家园的青堆人，默默而执拗地坚守着他们至珍至重的文化形态，虽寂寂无名亦终生不悔”。
他们以纯民间的、毫无功利的姿态，共同撑持起一片天空，而这天空下便是青堆子的异彩纷呈、每阅弥新……我们只能将一种纷繁的形态笼统概括为民间精神，而这种民间精神的不死不灭，才是一地兴盛的永恒灵魂。（姜弢，No.3）
因了这种精神，《记忆》有根性，也有滋养枝叶繁茂的土壤，可以一直“就这么走下去”。它知道，这条路“未必通天，但一定会寻获一个水草丰美的好去处”（No.6）。它坦言，这种执拗的精神追求并非来自高尚情怀，而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里摸爬滚打之后感受到的一种缺失”。就像庄稼的生长需要充足的养分，一个人的人生——无论其身份地位民族种族——不仅需要阅历和远行，也需要根植大地的底气与安然。它相信，只要脚下的土地安然无恙，《记忆》就会如那些庄稼一样，携带着浓厚的“土气”一茬一茬地生长和成熟，给人温饱，也给人慰藉（No.4）。因了这种执拗这份坚守，世人看到也能感到：天下一统而不乏，人心思远而不虚空。精神家园也是有根性意识的，只能在身份认同的文化沃土中建构起来。
【责任编辑】 陈 曹
作者简介：
李小江，女，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女性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妇女文化博物馆名誉馆长。曾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日本奈良女子大学访问学者和日本御茶水大学性别研究所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夏娃的探索》《性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女性乌托邦》等。近20年的研究工作与文化阐释学、地缘历史哲学有关，出版专著《后乌托邦批评：<狼图腾>深度诠释》（2013，上海人民出版社）、《对话汪晖：管窥中国大陆学术风向与镜像》（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心灵考古：新中国人精神档案》 （2014，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日本结》（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