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任何区域的实体经济发展都需要资本的支持和参与。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量的增加和扩张上,更体现在配置效率的提升和优化上。随着中国金融开放度逐步扩大,大量数据显示实体经济发展出现迟缓。我们知道金融开放会对本国实体经济产生两种影响:一是金融开放有助于引入更多外资进入实体经济,从而有助于本国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并有利于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二是金融开放引入的外资可能更多进入金融领域而未进入实体经济,本国投资实体经济的资金因金融开放流向他国。为了研究金融开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使金融开放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本论文从宏观层次的角度,探究金融开放对实体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造成的影响,如果金融开放提高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表明金融开放促使企业随着资产增加将更多的资金投向了固定资产,这样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否则就抑制实体经济的增长。此外,大量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出现区域发展不平衡,金融开放程度也出现显著差异,所以从区域层次考虑金融开放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运用Wurgler(2000)资本配置效率模型,以2007-2016年中国的10年30个省(除西藏)以工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固定资本增加率和行业增加值增加率建立面板数据,对全国、以及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在全国层面上是有效的,但是整体水平较低;其中东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地区却无效,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通过构建金融开放的指标,进一步对Wurgler(2000)资本配置模型进行修正,引入金融开放与行业增加值增长率的交乘项,通过将政府干预、基础设施、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实证检验金融开放对中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开放显著抑制了实体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即金融开放的提高使得国内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从而有可能加大了实体、虚拟两类经济的不平衡;从区域角度来看,金融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相对更大,在金融开放度高的东部地区,金融开放显著抑制了实体经济的资本配置效率,但是在金融开放度相对较弱中部、西部,金融开放却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没有什么影响,表明金融开放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本地区流动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