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流行一个段子：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令人莞尔之余，又多少有些凄凉。一则消息，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一个老人和3个孙子、孙女围坐餐桌吃饭，因为孩子们频频低头玩手机，老人生气，摔了眼前的一个盘子，扭头回房。3个年轻人傻眼，只好轮流进屋劝慰，才最终平息了老爷爷的怒气。
　　其实手机只是割裂真实的人际关系的一种媒介，早在手机普及之前，便已出现“交流之无奈”的端倪。10年前我上大学时，第一波互联网浪潮风头正劲，同宿舍4个男生各守着一台电脑，看新闻、玩游戏、搞网恋，最终发展成4个人背靠背坐着，却用QQ聊天的习惯。
　　技术革命的风暴席卷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带来经济的增长、政治的变革和文化的转型外，恐怕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对人与人之间交流方式的冲击。互联网和手机，让面对面不再成为必需，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提高了沟通的效率。现在与我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人，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有上海的，有成都的，有广州的，有港澳台的，也有欧洲和美国的。我和他们大多素未谋面，仅凭电子邮件和MSN沟通，就能迅速完成工作。而自从有了微博之后，我也和学界、业界的很多同行有了不少交流，大家在网上互相转发、点评、调侃，却也不必见面，甚至根本不会见面。
　　但这种高效、快捷的交流方式，也产生了问题：它在本质上，是将社交礼仪从交流中剥离出去的一种方式。换言之，我可以同时与很多人打交道，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不必遵守任何必需的仪式。交流似乎变得更纯粹，却也更走向去深度、无意义的道路。我不必洗澡更衣，不必梳妆打扮，不必挤地铁到很远的地方和对方见面，也不必拥抱、握手、拍肩膀。剩下的，只有最直白的“干货”。可是，这样的交流，难免走向廉价和浅薄。难道不是吗？我们只在有直接需求的时候，才会去用这种最方便的方式与人联系，追求的，要么是利益，要么是即刻的快感。交流结束，就真的结束，不会留下什么值得玩味的东西。
　　所以，这里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仪式。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文化的传承和运转，主要依靠仪式来发挥作用。婚礼的仪式，让婚姻的意义作为一种为众人见证和法律保护的契约而得到强化；葬礼的仪式，让死亡变得更加肃穆，同时给逝者生前的至亲好友一个适宜的时机去合理地表达他们的悲伤。在远古社会，在祭坛前宰杀牲口并向本民族信仰的神祇祷告，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仪式，即使到了千万年后的现代，它也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延续着（如家庭里供奉的佛龛和祖先牌位等）。如果按照“最有效”的原则来看，这些统统是毫无用处的繁文縟节。但这些东西让这个世界更稳定、更亲切，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更笃定。
　　得承认，我对新技术始终持有怀疑态度。这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时常在我脑海中与“荒凉”、“冷漠”联系在一起。西方的一些社会运动家发明了一个词，叫“懒汉行动主义”，说的是大家似乎都很活跃，转发、评论、短信，仿佛鼠标一点，自己就亲自参与了社会的变革，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可实际情况是，这种看似高效的“伪交流”，除了满足交流者本人的一些快餐式的需求外，从长远来看，对这世界的改变微乎其微。所以在西方一些国家，出现了“丢掉手机”的民间运动。在我国，也有一些还不太成气候的民间团体用各种方式鼓励人们离开网络，走上街头，和真实生活里的真实的人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其实应该是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距离。也许每一个沉迷于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世界里的人都在琢磨如何“做些改变”，但真正的改变，却需要很多的勇气和极大的毅力。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最繁华处最惊心：一个青年学者的文化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