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宝贵家园,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资源、国民生存和从事各种活动的场所和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以相对紧缺的资源禀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长期快速的城镇化导致生活空间迅猛扩张,城镇周边大量沃土良田和生态用地被无情吞噬,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采矿、电镀、冶金等工矿企业废气、废水和废渣的肆意排放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固有的国土资源利用观念注重资源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对资源生态属性的重视度不足。当国土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产生冲突时,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凌驾于生态环境之上。面对自然资源约束紧迫、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突出的地位。随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报告指出,中国不仅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由此可见,如何解决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快速转型中存在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低效、混乱及资源环境代价沉重等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利用总体要求,并将提高国土空间利用质量、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举措。现有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研究多侧重国土空间某个方面开展研究,对国土空间利用的协调性考虑不足,因此,本研究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将生产空间利用、生活空间利用和生态空间利用置于同等重要的层面,不以牺牲某一空间的利用质量为代价,换取另一种空间利用质量的快速提升,而是追求多维协调、整体进步的协调发展状态。首先,论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国土空间利用的本质内涵出发,结合生态文明理念对国土空间利用的指导与要求,构建了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随后,构建了基于“数量-质量-协调-障碍”路径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方法体系,对国土空间利用类型、国土空间利用质量、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度以及国土空间利用障碍因子开展全面系统研究;最后,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省份——湖北省为例开展实证研究,并提出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对策建议。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构建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土空间利用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认知了国土空间利用的本质内涵;然后,探究了生态文明理念的历史渊源与时代内涵,明确了生态文明理念对国土空间利用的要求;最后,剖析了国土空间利用的功能属性,构建了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本研究从宏观尺度开展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相关研究,借助三生功能来衡量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高低,摆脱了宏观尺度上三生空间难以精确划分的困境,形成了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为生态文明背景下如何开展国土空间利用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理论框架构建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基于“数量-质量-协调-障碍”路径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方法体系。首先,以地类图斑为单元全面铺开探究国土空间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规律;然后,聚焦到市域尺度开展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研究;紧接着,基于评价结果查明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状态;最后,厘清制约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的短板。该方法体系能够对国土空间利用开展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可以为国土空间利用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路径。(2)国土空间利用类型时空演变分析开展国土空间类型时空演变分析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国土空间类型变化的原因和过程,同时也能揭示出国土空间类型对人类活动程度的响应规律。本研究基于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采用单一功能识别的方法划分了生产空间(简称“PS”)、生活空间(简称“LS”)和生态空间(简称“ES”),借助国土空间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和区域重心理论查明了国土空间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过程及相互转换规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ES占主导地位,LS比例最小;LS和ES在研究期间持续扩张,PS不断被压缩;PS和ES之间的转化最为显著,PS向LS的转化呈现加速状态;湖北省ES重心位于几何重心的西部偏北地区,PS和LS的重心位于几何重心的东部偏南地区,且LS重心偏移几何重心的距离大于PS重心;湖北省三生空间在南北方向上的均衡性大于东西方向;三生空间的重心在研究期间均朝几何重心方向有不同程度的迁移,表明湖北省三生空间在空间分布上的均衡性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从市域层面上看,湖北省各区域的LS比例在研究期间均有不同程度提升,PS和ES的比例有升有降;武汉城市圈国土空间类型变化比例整体高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各地区国土空间类型转化呈现出“PS和ES相互转化占主导,LS转入比例不可忽视,LS转出比例非常低”的特点。(3)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时空分异特征首先,本研究基于国土空间利用的本质内涵,结合生态文明理念对国土空间利用的要求,秉承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针对性、独立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原则构建了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主客观复合权重;最后,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测算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数值,并依据标准划分各地区的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等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生产空间利用质量()、生活空间利用质量()和国土空间利用综合质量()在研究期间均持续提升,且2006-2016年间的提升幅度大于1996-2006年阶段,生态空间利用质量()在1996-2011年间稳步提升,却在2011-2016年间突然下降;湖北省各地区间国土利用质量差异最大是,差异最小的是;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部偏南地区,且东西向上的不均衡性强于南北向,其中,重心偏移几何重心的距离最大,重心偏移的距离最小;研究期间,和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的空间均衡性均有所提升,和在东西向的空间均衡性有所提升,南北向的均衡性有所减弱;从市域层面上看,湖北省最高的始终是武汉市,最低的是神农架林区(1996-2011)和荆州市(2016),最高是武汉市(1996、2006-2016)和黄石市(2001),最低的是恩施州(1996、2011)、咸宁市(2001-2006)和神农架林区(2016);最高是神农架林区(1996、2016)、十堰市(2001、2011)和荆门市(2006),最低的是武汉市(1996-2006)、黄石市(2011)和鄂州市(2016);最高的是鄂州市(1996)、十堰市(2001)和武汉市(2006-2016),最低的是神农架林区(1996-2001)和荆州市(2006-2016)。(4)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度时空分异特征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状态由、和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决定,只有三者相互协调,同步提升,才能说明国土空间利用是协调发展的。本研究基于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的内涵,构建了改良的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国土空间利用耦合度()和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并依据标准划分协调发展等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在1996-2006年间小幅度先降后升,在2006-2016年间大幅提升;在1996-2006年间小幅提升,在2006-2016年间大幅提升;湖北省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先小幅增加后大幅下降,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变化规律与相似,但变化幅度小于同期的;湖北省和的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部偏南地区,东西向的不均衡性强于南北向,且的整体偏移距离大于;研究期间,和的重心均朝几何重心发生位移,表明和的在空间分布上趋向均衡。从市域层面上看,湖北省最高的地区始终是武汉市,最低的地区始终是神农架林区;湖北省最高的地区仍始终是武汉市,最低的地区是神农架林区(1996-2011)和荆州市(2016)。(5)国土空间利用质量障碍度诊断本研究构建了包含三个层级障碍因子的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影响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进行全面诊断,厘清了制约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的短板,进而有的放矢,差别化调控不同区域的国土空间利用发展策略。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针对一级障碍因子,湖北省对的障碍度最大,且在研究期间持续增加;的障碍度先增加后持续减小,整体障碍度呈下降态势;的障碍度先持续减小后迅速提升到更高水平。从市域层面上看,仅武汉市和鄂州市的障碍度是下降的;所有地区的障碍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各地区的障碍度有升有降。2016年,湖北省二级障碍因子障碍度从高到低依次为A2、A1、A3、B2、C1、B1、B3、C3和C2;从市域层面上看,湖北省所有地区的B2障碍度均有所下降;仅武汉市的A2障碍度有所下降;仅鄂州市的A3障碍度有所下降;仅武汉市的B1障碍度有所提升;仅鄂州市的C2障碍度有所提升;C1障碍度2降15升;C3障碍度3降14升;B3的障碍度4降13升;A1的障碍度7升10降。针对三级障碍因子,障碍度排名前十的障碍因子障碍度之和在研究期间持续增加,其中,代表的障碍因子占主导,总障碍度呈下降趋势,呈现出“数量减少,首位坚挺”的特征;代表的障碍因子占比和总障碍度均小幅度先增后减,呈现出“整体稳定,排位后移”的特征;代表的障碍因子占比在1996-2011年间变化不大,在2011-2016年间突然翻倍,总障碍度先小幅降低后大幅增加,呈现出“数量增加,排位前移”的特征。最后,本研究基于障碍度诊断结果提出了具体改进措施。(6)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对策建议如何提升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水平是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的最终落脚点,本研究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宏观层面提出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对策建议。本研究主要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区域及产业发展战略布局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三个方面提出湖北省国土空间优化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