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附加值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逐步取代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是一个国家在经济转型期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客观基础,也是发展中国家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必经之路。然而,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以研发、设计等为代表的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仍旧较低。我国要实现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更深层次地融合,推动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调整,必须在“十三五”期间加快推动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打造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竹节攀升的新引擎。全面推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打通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避免了对生产过程中间环节流转税的重复征税,其形成的结构性减税效应和税制统一效应促进了附加值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和深化发展,有利于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层次。鉴于现有文献对“营改增”与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出现的新问题无法提供较好解释,本文结合当前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试图将双重差分理论模型纳入“营改增”的政策效应分析中来,考察营改增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效应,然后分别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营改增”改革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和空间集聚的作用方向和大小,最后利用“反事实”检验模型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营改增”改革对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文章主要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全面“营改增”后形成的完整抵扣链条如何改变大部分生产型服务业内化于第二产业的局面,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精细化方向发展?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全面“营改增”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深入开展的基础上,是否会进一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和地理空间集聚,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布局进而提高其核心竞争力?若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地理空间趋于集聚,那么其出口结构是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其中“营改增”改革发挥作用了吗,内在机制又是什么呢?论文全面回顾和评述了国内外有关“营改增”与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相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营改增”进展及其专业化分工特征、内部结构升级的区域异质特征、空间集群特征和出口结构优化的动态演变特征进行了细致分析,然后分别对“营改增”对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调控机制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对“营改增”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机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基于“营改增”分行业分地区逐步展开的特征,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营改增”改革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深化的影响效应。选取我国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中经营范围含生产性服务业的760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对“营改增”改革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分工深化效应进行系统而严格的实证研究。利用“营改增”改革分地区分行业逐步扩围的特点,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营改增”改革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分工深化所产生的政策影响。检验结果发现,与营改增前经营业务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的对照组企业相比,营改增后,经营业务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外购中间品数量所占比重明显增加。差分检验结果显示,“营改增”改革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1.671个百分点的贡献,且营改增改革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的的正向促进作用已经持续超过五年。双重差分检验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对照组中与营改增改革无关的影响因素后,营改增平均使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了0.162个百分点,且该实证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检验。其次,鉴于传统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如联立方程模型等结构性方法)难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缜密的诠释,且不能较好解决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这种非结构性方法来分析随机扰动项对被解释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从而解释“营改增”改革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的作用。论文详细阐述了“营改增”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并基于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营改增”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效应大小和方向,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一步测度了“营改增”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过程和程度。实证结果表明,营业税的征收不利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而增值税变量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有正向影响,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脉冲响应函数估计发现,营业税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带来了负向的冲击,而且这一冲击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而增值税变量在之后第3期后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产生稳定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进行方差分解发现:营业税变量对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指数从滞后第2期开始有显著影响,增值税从滞后第3期开始具有强效应,并随着时间变化一直增强。其他控制变量:经济发展、环境质量改善、对外开放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都推动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不利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而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各省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指数的影响具有波动性。其三,由于城市发展中某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可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空间扩散或回流效应,因此各地区间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存在空间相关性。国内外研究多从产业层面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但鲜有从空间维度方面进行探讨。若忽略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空间自相关对实证模型的影响,估计得到的估计值将变为有偏或无效(Anselin,1988)。为此,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选取2006—2016年中国286个城市数据为样本,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生产性服务业本身的产品特征构架空间计量模型,并实证检验全国和分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四大板块地区“营改增”政策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基于全国层面数据的实证结果:将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开进行单独回归发现,增值税比重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规模存在着显著的正向联系,而营业税比重变量虽然存在着正向联系,但是影响不显著;增值税和营业税变量并存回归时,增值税比重和营业税比重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但增值税的系数大约为营业税系数的5倍。基于分板块层面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增值税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效应显著为正,且作用效果在东中部地区更为明显;营业税变量的系数虽然在东、中、东北、西部四大板块城市的回归结果中为正,但均不显著;“营改增”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对我国东部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其他控制变量:基于全国层面数据和分板块层面数据的实证结果均表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而制造业集聚的外包效应、人均财富、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和城市交通变量的促进作用明显,现阶段西部地区城市生态环境显著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而东部、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生态环境产生了负外部性。再者,分两个阶段分析了营改增如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结构,第一个阶段侧重于分析营改增对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的影响方向和大小,借鉴Hsiao et al.(2012)采用的新评估方法——“反事实”检验法,对“营改增”改革促进上海、北京、江苏等试点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优化作用进行实证评估,该方法对实施时间较短,实施区域不同步的政策更具优势,因而可以较好地评估“营改增”改革对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发现,“营改增”对上海、北京、江苏这三个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优化指数均产生了负向影响,但作用不明显。利用AR模型进一步测算“营改增”政策对上海、北京、江苏两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大小,结果发现,“营改增”试点对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结构优化指数的长期负效应趋于-0.01699,而对北京、江苏两地区影响值分别为-0.0142、-0.0161,换言之,“营改增”试点使得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的出口结构优化指数下降了约%685.1e-101699.0(28)-,使北京、江苏两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优化指数分别下降了约1.410%、1.597%。第二个阶段侧重于分析营改增对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的动态影响,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营改增对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影响的动态变化,结果发现,前一期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的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存在自我优化的动态效应。模型中忽略两者交互项时,营业税(btit)变量和增值税变量(vtit)对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的优化作用均为负,但加入两者的交互项后,营业税(btit)和增值税变量(vtit)系数的绝对值较没加入交互项的模型系数有一定程度的增大,说明没有考虑营业税和增值税变量对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结构优化的综合影响时,对营业税和增值税变量的负面影响效果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总体来说,营改增政策在短期内并没与起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作用。最后,基于前文的理论解释和检验结果,本文综合审视了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营改增政策与相关配套税收工具,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