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晚明的官场政治，不能不提万历新政。万历初，辅佐年幼皇帝的张居正，目睹嘉靖、隆庆时期的混乱政局，指出其时“皇室骄恣，庶官渎职，吏治因循，边备松弛，财用大匮”的五大弊端，提出“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的整治对策。于是，在万历头十年里，他通过整顿吏治、边防和赋役改革，令大明王朝气象一新。
　　吏治方面，针对当时各级官吏“毁誉失实”“名与实爽”及各衙门因循敷衍的官场之风，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实施“考成法”，提出“综核名实”“精核吏治”考核政策。他裁撤冗员，奖励勤政，强调“用人唯才”，并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推行，令官场此前姑息委徇的行事风格大为改变，大小臣工“莫敢有偷心”。
　　经济上，面对“国用不足”“府藏空虚”等严峻的财政形势，张居正提出“量入为出”“痛加节省”的理财原则，严加控制宫廷财政支出，压缩政府行政开支。同时，针对当时存在的小民田产已失而赋税照纳、大户田产增多却无税粮的局面，提出清丈土地和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简化征税手续。此次改革，全国共查出700多万顷隐瞒土地，超过了明朝前期全国的税田总数，使政府控制的纳税田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
　　十年新政，卓有成效。明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万历五年太仓銀库岁入数已达隆庆元年的2.17倍；吏治腐败现象有所遏制，边疆防御也大有改观。万历时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几十年，不是偶然的。
　　但是，由于新政触犯了执政的官僚集团、皇室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消极抵制。万历十年，张居正因病溘然长逝，反对者群起攻之，十年新政一朝付诸流水，张居正本人也落得身后被清算的悲惨命运。
　　新政的失败，原因复杂。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言之，万历新政是当时传统政治体制内的一种调整行为，而这种体制内的调整终究是有限度的，首先要保证支撑现有体制的利益集团不能利益受损。这是传统政治体制下的制度缺陷，也是张居正改革难以逾越的一道坎。
　　中国古代特别强调以德治国，总是寄希望于圣人的教化、明君的自觉、清官的表率和能吏的勤政，往往缺少制度规范。但历史事实表明，仅靠官员道德的自我约束是不够的，因为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逐利的本性。张居正改革最终未能完成制度性设计，使体制产生自我适应和调整的能力，而只能仅仅依赖于体制内个人的良知与威权进行改革，难免走向失败。
　　张居正身后的个人悲剧，进一步恶化了晚明的官场生态。他生前荣蒙隆恩圣眷、死后遭遇皇帝翻脸无情的下场，令继任者深以为戒，做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紧随而来的“倒张运动”，更是暴露了古代官场得意时门庭若市、蒙难时落井下石的痼疾。“当其秉政之时，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至于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举其功。”同时，由于张居正离去，朝内少了一位强有力的制衡人物，朝臣之间原有的矛盾不断激化，开启了晚明政坛的派系门户之争。
　　随着天启初为张居正平反翻案，官员们又开始忙于洗白保身，“党同伐异”之风随后愈演愈烈，致使晚明朝政在朋党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天启后期，阉党乱政，残害忠良，“朝中善类为之一空”，将万历新政带来的社会新气象折腾得荡然无存。加之此前“万历三大征”已将新政的经济红利基本耗尽，特别是朝鲜之役使明朝国力大伤。战争中诸多外交事件的处理上，明朝政治机制的低能和政治腐败均暴露无遗，故而朝鲜之役被视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转折。
　　新政的失败、党争的兴起、辽东的危局，使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好的一次中兴机会，预示着开始走下坡，故后人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之叹。
　　（摘自《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