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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中有丰富的当代价值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性情教育与生命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以及人的生活目的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
就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层面来说，梁启超说过，《论语》《孟子》等经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这就是说，《四书》等国学经典表达的是“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与普通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们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打通了的，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中国的民间流传着的谚语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来自中国经典的精神，通过蒙学读物、民间谚语与故事、戏文、家训等，渗透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规范。
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国学是软实力。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发展过程的文化资本。“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释道三教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中有当代价值。
经典中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首先是富民教民，制民恒产。
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
第二是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古代礼乐刑政的配置，礼乐是文化，有价值。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存养“三心”，体验“三个合一”之境
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制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
这些价值对于我国社会的整合，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国学与现代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完全可以整合起来，儒释道若干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以沟通之处。现代权利意识，现代法律生活，如果缺乏终极信念的支撑，缺乏深厚积累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支撑，很可能流于平面化与片面化。在法治社会的前提下，构建现代文明，建设公民社会的伦理体系，需要传统思想资源特别是儒学的支撑。儒学资源中有大量可以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沟通对话的内容，又不会陷入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偏颇。
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保存、养育“三心”，即敬畏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进而体验“三个合一”的境界，即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知行合一之境。
孔子有“三畏”，我们现代人也应有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神灵，敬畏列祖列宗的文化创造，敬畏老百姓，敬畏我们的职业、职责与职分，庄敬自强，严肃谨慎。孟子讲四端之心，其中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仁德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德的萌芽。培养爱心，从仁爱出发，爱父母亲人，爱邻人他者，爱我们服务的对象，爱草木鸟兽、山水瓦石，要有切身的感受，从点滴做起。还要有羞耻感，懂得什么事当做，什么事不能做。人不能把自己降低为禽兽，而要做君子。
我们追求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知行合一之境界，这正是君子的人格境界。这三个合一是终点，起点则是讲三个分立，即天人相分、群己权界的分别，知与行两阶段的區隔，分了之后再合。从敬畏之心出发，有超越的信念信仰，对终极存在的“天”与生命存在的“地”心怀恭敬、尊重，审视“人”的有限性，才能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与我，群与己，己与物之间充满着矛盾，我们在现代意识下首先要明晰彼此的权、责、利的界限，然后再从恻隐之心出发，讲爱心，友善，讲社群的统合与和谐。知行合一，在王阳明那里是指良知的呈现，我们通过改造、转化，强调理论与实践、规范与行为的分而后合。这里也可以从羞恶之心出发，视“说一套做一套”为耻。
（叶翔宇摘自《人民论坛》2016年8月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性情教育与生命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以及人的生活目的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
就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层面来说，梁启超说过，《论语》《孟子》等经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这就是说，《四书》等国学经典表达的是“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历代志士仁人与普通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们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打通了的，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中国的民间流传着的谚语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来自中国经典的精神，通过蒙学读物、民间谚语与故事、戏文、家训等，渗透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规范。
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国学是软实力。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发展过程的文化资本。“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释道三教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中有当代价值。
经典中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首先是富民教民，制民恒产。
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
第二是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古代礼乐刑政的配置，礼乐是文化，有价值。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存养“三心”，体验“三个合一”之境
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制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
这些价值对于我国社会的整合，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国学与现代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完全可以整合起来，儒释道若干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以沟通之处。现代权利意识，现代法律生活，如果缺乏终极信念的支撑，缺乏深厚积累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支撑，很可能流于平面化与片面化。在法治社会的前提下，构建现代文明，建设公民社会的伦理体系，需要传统思想资源特别是儒学的支撑。儒学资源中有大量可以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沟通对话的内容，又不会陷入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偏颇。
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保存、养育“三心”，即敬畏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进而体验“三个合一”的境界，即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知行合一之境。
孔子有“三畏”，我们现代人也应有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神灵，敬畏列祖列宗的文化创造，敬畏老百姓，敬畏我们的职业、职责与职分，庄敬自强，严肃谨慎。孟子讲四端之心，其中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仁德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德的萌芽。培养爱心，从仁爱出发，爱父母亲人，爱邻人他者，爱我们服务的对象，爱草木鸟兽、山水瓦石，要有切身的感受，从点滴做起。还要有羞耻感，懂得什么事当做，什么事不能做。人不能把自己降低为禽兽，而要做君子。
我们追求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知行合一之境界，这正是君子的人格境界。这三个合一是终点，起点则是讲三个分立，即天人相分、群己权界的分别，知与行两阶段的區隔，分了之后再合。从敬畏之心出发，有超越的信念信仰，对终极存在的“天”与生命存在的“地”心怀恭敬、尊重，审视“人”的有限性，才能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与我，群与己，己与物之间充满着矛盾，我们在现代意识下首先要明晰彼此的权、责、利的界限，然后再从恻隐之心出发，讲爱心，友善，讲社群的统合与和谐。知行合一，在王阳明那里是指良知的呈现，我们通过改造、转化，强调理论与实践、规范与行为的分而后合。这里也可以从羞恶之心出发，视“说一套做一套”为耻。
（叶翔宇摘自《人民论坛》2016年8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