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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的人口普查，对于摸清人口底数、搞好社会发展规划、做好征税和征兵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元代对于户籍管理和人口统计，有自己独到的做法。那时的人口普查大多是为了便于派差和税赋。普通百姓被称为赋役户，就是尽纳税和兵差等义务的居民。为了摸清大都新城的人口底数，元世祖时开始实行人口普查，验人户、收成多寡，分上、中、下三等户，每等再分为三级，如上上、上中、上下等，称为“三等九甲”，都登记在鼠尾文册中，凡征派赋税、差役，据以为准。
为什么叫鼠尾册呢？因为当时在人口普查造册时，把丁粮多的大户、富户编在前，以负担重役;把丁粮少的小户、贫户编在后，以当轻役。前面的大户如虎头，后面小户为鼠尾，故有此名。
元政府在金代的基础上设立警巡院来对城市赋役户进行专门化管理。据《元史·百官志》载：“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在两京，则为警巡院。”显然大都城市赋役户的户籍管理属于警巡院的职责，自然人口的普查统计就由他们负责。
据《通制条格》载：“除军户、人匠各另攒造外，其余站户、医卜、打捕鹰房、种田、金银铁冶、乐人等一切诸色户计，与民一体推定鼠尾。”这里是说，除军户、匠户之外的各类户均需并入赋役户籍。
元代有军户，包括蒙古、探马赤和汉军等。据《黑鞑事略》记载，蒙古“民户传统，十人谓之排（牌）子头，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长”。按规定，蒙古民户“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且军士“所生儿男、继而为军”。蒙古平定中原时“发民为卒，是为汉军”，也设百、千、万户的职位来管理统领。而天下平定后，凡是军人就定为军户，不可更改。于是，军户便从民户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的两个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的系统，出现了军与民的两种户籍类型。
还有一种特殊的户口就是匠户，在建设大都新城的时候，元政府为了保证建设质量和加快施工进度，将全国各地大量工匠迁移到大都来，并专置“大都路管诸色人匠提举司”管理匠户的户籍等各项事宜。
皇室和贵族私属人户，称“怯怜口”，这些户籍专设提举司、监寺、总管府负责，其人口普查也是独立进行的。
因此，元大都的户籍管理主要分为城市赋役户、军户、匠户和“怯怜口”四个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系统， 在人口普查的时候，分别由各自的行政系统履行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的职责，其中，大都各警巡院专门负责数量最大的赋役户的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
明初大都被降为北平府治，废除了元代市政管理机构警巡院，将城市划分为三十三坊，分别属宛平和大兴二县管理。当时，北平城市居民户籍也由两县管理和统计。据《宛署杂记》载：“国初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
明成祖把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之后，北京再次升格为都城，人口增加很快。当时北京设立顺天府，下辖宛平和大兴二县，城市被划为五城，其中内城分中、东、西、北四城，外城即为南城;每城分坊，坊下分牌，牌下设铺，铺设总甲。铺是按照城市居民多少划分的，编设原则是：“城内各坊，随居民多少，分为若干铺……而统之以总甲。”
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明嘉靖时，北京内外城三十七坊及各关厢共划分为106牌、720铺，其中内城置97牌、670铺。据《春明梦余录》载：“京师虽设顺天府两县，而地方分属五城，每城有坊……每城设御史巡视，所辖有兵马指挥使司……元设警巡院，分领市民事，即今巡城察院也。”明代在京师内外五城设巡城察院，类似于元代的警巡院，下辖五城兵马指挥司，同样分领负责城市坊市民事及供需等。自永乐以后，每十年一次的京师铺行清审，即城市赋役户口的户籍管理与人口统计，就由五城及其所属兵马司负责了。
嘉靖六年（1527年），明世宗针对北京的户籍管理曾发布了一个明确的诏令：“巡城御史严督各该兵马司官查审京师附住各处军民人等，除浮居客商外，其居住年久，置立产业、房屋、铺面者，责令附籍宛、大二县，一律当差，仍暂免三年，以示存恤。若有冒假卫所籍贯者，行勘发遣。”这个诏令规定：第一，凡军民人等在京置立产业房屋铺面的，即定居人户，户籍均由宛平、大兴二县管理，编入五城坊铺，而未置产业者，包括居住京营的卫所军户，不编入坊铺;第二，浮居客商不编入坊铺。就是说，当时入户需要在京师有房产。坊铺是明代北京城的基层行政单位，负有管理户籍、统计户口的职责，他们是当时北京人口普查的执行者。
同样，明代也存在京卫军户，也是独立的户籍类型。自京师达郡县皆立卫所，军人户即被编组在卫所之中。卫所在北京由侍卫京军指挥使司即五军都督府统领，军籍由兵部清吏司掌管，军户的人口普查是每三年进行一次，与城市赋役户每十年编审普查一次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還有匠户，隶属于工部，单独统计户籍和人口;皇室贵族服务人员，包括直接服务于宫内日常生活的宫人、太监，以及散居于京郊上林苑和南苑的苑户与海户，则属内府司管辖。
清朝与元、明两朝又不一样了，清有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为清朝打天下立了头功，他们拥有一个在有清一代非常耀眼的称号——八旗。所以，清朝在北京人口普查时，首先需要弄清内城八旗户籍人口。
清定都北京后，政府为了安置大量内迁的八旗人口，在顺治五年（1648年）下令圈占了北京内城，汉族官僚、平民及商人，除投充者及在衙署内居住之胥吏、寺庙中居住之僧道外，尽迁南城。“（八旗）入燕之后，以汉人尽归南城”，而“分置满、蒙、汉八旗于京城”，即内城。同时又法定，八旗官兵不得在京城外居住，因而，北京内城“八旗所居……星罗棋峙，不杂厕也”。北京城这种满汉严格分居的局面持续了二百多年。
按清代户籍制度，“八旗无分长幼男女，皆注籍于旗”。八旗又有满、蒙、汉军之别，每旗之下置参领若干，每参领之下又分置若干佐领。清代为皇室贵族服务的人员称为包衣，其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也纳入八旗系统。
外城赋役户的普查，主要包括百姓、商人、铺户及官吏等户口。早在清初，政府即参照明代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制度，确立了对州县赋役户的户籍管理和户丁编审的一套制度，凡“编审责成州县印官察照旧例造册”。“察照旧例”就是参考明代制度。顺治五年（1648年）规定，州县赋役户丁“三年编审一次……凡造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而上之甲长，甲长上之坊、厢、里长，坊厢里各长上之州县，州县合而上之府，府别造一总册上之布政司……总其丁之数而登黄册”。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年），又规定州县赋役户每五年编审一次，编审的对象是州县城乡赋役户丁。这就是说，清代对于赋役户的人口统计与普查是五年进行一次的。
人口数据也表明，北京作为都城，得到了优先发展的机会，也遭到因朝代更替带来的战争摧残，几百年中人口呈波浪式发展就在所难免了。
元代：鼠尾册式普查法
元代对于户籍管理和人口统计，有自己独到的做法。那时的人口普查大多是为了便于派差和税赋。普通百姓被称为赋役户，就是尽纳税和兵差等义务的居民。为了摸清大都新城的人口底数，元世祖时开始实行人口普查，验人户、收成多寡，分上、中、下三等户，每等再分为三级，如上上、上中、上下等，称为“三等九甲”，都登记在鼠尾文册中，凡征派赋税、差役，据以为准。
为什么叫鼠尾册呢？因为当时在人口普查造册时，把丁粮多的大户、富户编在前，以负担重役;把丁粮少的小户、贫户编在后，以当轻役。前面的大户如虎头，后面小户为鼠尾，故有此名。
元政府在金代的基础上设立警巡院来对城市赋役户进行专门化管理。据《元史·百官志》载：“录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若城市民少，则不置司，归之倚郭县。在两京，则为警巡院。”显然大都城市赋役户的户籍管理属于警巡院的职责，自然人口的普查统计就由他们负责。
据《通制条格》载：“除军户、人匠各另攒造外，其余站户、医卜、打捕鹰房、种田、金银铁冶、乐人等一切诸色户计，与民一体推定鼠尾。”这里是说，除军户、匠户之外的各类户均需并入赋役户籍。
元代有军户，包括蒙古、探马赤和汉军等。据《黑鞑事略》记载，蒙古“民户传统，十人谓之排（牌）子头，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长”。按规定，蒙古民户“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且军士“所生儿男、继而为军”。蒙古平定中原时“发民为卒，是为汉军”，也设百、千、万户的职位来管理统领。而天下平定后，凡是军人就定为军户，不可更改。于是，军户便从民户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的两个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的系统，出现了军与民的两种户籍类型。
还有一种特殊的户口就是匠户，在建设大都新城的时候，元政府为了保证建设质量和加快施工进度，将全国各地大量工匠迁移到大都来，并专置“大都路管诸色人匠提举司”管理匠户的户籍等各项事宜。
皇室和贵族私属人户，称“怯怜口”，这些户籍专设提举司、监寺、总管府负责，其人口普查也是独立进行的。
因此，元大都的户籍管理主要分为城市赋役户、军户、匠户和“怯怜口”四个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系统， 在人口普查的时候，分别由各自的行政系统履行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的职责，其中，大都各警巡院专门负责数量最大的赋役户的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
明代：以有房为户口统计标准
明初大都被降为北平府治，废除了元代市政管理机构警巡院，将城市划分为三十三坊，分别属宛平和大兴二县管理。当时，北平城市居民户籍也由两县管理和统计。据《宛署杂记》载：“国初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
明成祖把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之后，北京再次升格为都城，人口增加很快。当时北京设立顺天府，下辖宛平和大兴二县，城市被划为五城，其中内城分中、东、西、北四城，外城即为南城;每城分坊，坊下分牌，牌下设铺，铺设总甲。铺是按照城市居民多少划分的，编设原则是：“城内各坊，随居民多少，分为若干铺……而统之以总甲。”
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载，明嘉靖时，北京内外城三十七坊及各关厢共划分为106牌、720铺，其中内城置97牌、670铺。据《春明梦余录》载：“京师虽设顺天府两县，而地方分属五城，每城有坊……每城设御史巡视，所辖有兵马指挥使司……元设警巡院，分领市民事，即今巡城察院也。”明代在京师内外五城设巡城察院，类似于元代的警巡院，下辖五城兵马指挥司，同样分领负责城市坊市民事及供需等。自永乐以后，每十年一次的京师铺行清审，即城市赋役户口的户籍管理与人口统计，就由五城及其所属兵马司负责了。
嘉靖六年（1527年），明世宗针对北京的户籍管理曾发布了一个明确的诏令：“巡城御史严督各该兵马司官查审京师附住各处军民人等，除浮居客商外，其居住年久，置立产业、房屋、铺面者，责令附籍宛、大二县，一律当差，仍暂免三年，以示存恤。若有冒假卫所籍贯者，行勘发遣。”这个诏令规定：第一，凡军民人等在京置立产业房屋铺面的，即定居人户，户籍均由宛平、大兴二县管理，编入五城坊铺，而未置产业者，包括居住京营的卫所军户，不编入坊铺;第二，浮居客商不编入坊铺。就是说，当时入户需要在京师有房产。坊铺是明代北京城的基层行政单位，负有管理户籍、统计户口的职责，他们是当时北京人口普查的执行者。
同样，明代也存在京卫军户，也是独立的户籍类型。自京师达郡县皆立卫所，军人户即被编组在卫所之中。卫所在北京由侍卫京军指挥使司即五军都督府统领，军籍由兵部清吏司掌管，军户的人口普查是每三年进行一次，与城市赋役户每十年编审普查一次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還有匠户，隶属于工部，单独统计户籍和人口;皇室贵族服务人员，包括直接服务于宫内日常生活的宫人、太监，以及散居于京郊上林苑和南苑的苑户与海户，则属内府司管辖。
清代：特殊户籍“八旗”
清朝与元、明两朝又不一样了，清有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为清朝打天下立了头功，他们拥有一个在有清一代非常耀眼的称号——八旗。所以，清朝在北京人口普查时，首先需要弄清内城八旗户籍人口。
清定都北京后，政府为了安置大量内迁的八旗人口，在顺治五年（1648年）下令圈占了北京内城，汉族官僚、平民及商人，除投充者及在衙署内居住之胥吏、寺庙中居住之僧道外，尽迁南城。“（八旗）入燕之后，以汉人尽归南城”，而“分置满、蒙、汉八旗于京城”，即内城。同时又法定，八旗官兵不得在京城外居住，因而，北京内城“八旗所居……星罗棋峙，不杂厕也”。北京城这种满汉严格分居的局面持续了二百多年。
按清代户籍制度，“八旗无分长幼男女，皆注籍于旗”。八旗又有满、蒙、汉军之别，每旗之下置参领若干，每参领之下又分置若干佐领。清代为皇室贵族服务的人员称为包衣，其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也纳入八旗系统。
外城赋役户的普查，主要包括百姓、商人、铺户及官吏等户口。早在清初，政府即参照明代户籍管理和户口统计制度，确立了对州县赋役户的户籍管理和户丁编审的一套制度，凡“编审责成州县印官察照旧例造册”。“察照旧例”就是参考明代制度。顺治五年（1648年）规定，州县赋役户丁“三年编审一次……凡造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而上之甲长，甲长上之坊、厢、里长，坊厢里各长上之州县，州县合而上之府，府别造一总册上之布政司……总其丁之数而登黄册”。到了顺治十三年（1656年），又规定州县赋役户每五年编审一次，编审的对象是州县城乡赋役户丁。这就是说，清代对于赋役户的人口统计与普查是五年进行一次的。
人口数据也表明，北京作为都城，得到了优先发展的机会，也遭到因朝代更替带来的战争摧残，几百年中人口呈波浪式发展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