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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在“谁来种田”这个问题上，达成的有趣共识是将来无人种田，也就是说无人养活中国人。现在是老人种田，老人种田集约化程度低，与市场对接困难，种田不赚钱，势必会出现土地抛荒，粮食减产。中央三农政策强调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要实行适度规模经营和推进农业现代化。
问题是，当前中国仍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而中国总共只有133亿公顷耕地。在当前农业生产力条件下，一个劳动力可以轻松耕种2～3.33公顷耕地，在中国农村劳均耕地不足0.66公顷的当下，何以会发生无，人种田的问题呢？
湖北省孝感市经管局有一个典型调查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孝感市某村出现了农民抛荒，村干部在上级号召下，动员农民将承包地流转给大户经营，经过几年努力，全村有300多户的53.33公顷土地流转出来，形成了适度规模经营。因为有了规模经营，市区两级新农村建设工作队协调各方力量，为村庄争取国家资金大搞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全村耕地实现了排灌自如、机耕机收。结果，生产条件改善了，很多老人都把田要回去了。老人们要回的理由有三条：一是条件改善了，种田不像过去那样是重体力活，年纪大也搞得了;二是种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锻炼身体。尽管合同没有到期，村干部也无可奈何，只能服从群众利益，原来购置的机械大多闲置起来。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之前农村之所以出现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取消农业税后，村社集体退出农业生产的共同事务，使农民种田中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合算”的共同生产事务无人办理，基础设施无人建设，农田难灌溉，机械化难推进，出现了有田无法种的问题。
有田无法种，就应当针对无法种来做文章、想办法，而不是以为无人种田。农户无法种而只能拋荒的土地，流转给大户，大户也无法种，因为大户同样解决不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问题。武汉市郊区农村出现土地抛荒，这正是武汉市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工商资本愿意流入的土地，都是基础设施良好尤其是灌溉便利的平原地区的耕地，而不可能去山区高丘地区搞流转土地（除非流转用于种苗木或搞休闲旅游）。而实际上，武汉市郊区工商资本愿意流转的平原地区的耕地从来都被有效地耕种着，而抛荒的山区高丘地区的土地，工商资本根本就不可能去流转来搞农业。
无论是农户还是大户还是工商企业，要到现在农民无法种的土地上耕种，就需要有农业投入，就需要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每年巨额涉农财政转移支付，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用于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比如每年高达千亿元的国土整治资金就是用于整理国土，尤其是耕地的。
具备良好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的耕地，由农户来种，农户当然不会抛荒，而会精耕细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农业生产条件的耕地，通过国家涉农财政资金的支持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而使农户可以耕种。从一家一户小农角度考虑，在大量农村人口进城背景下，当前农村“生不增死不减”的土地政策，造成农村耕者土地细碎不连片，若通过村社集体的力量让农民可以连片经营，就不仅可以极大地减少劳动投入和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极大地便利灌溉、机耕、植保和田间管理。
对于一般种粮的农户来讲，尤其是对于中老年种田农民来讲，他们耕种自家承包地，主要是种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国家保护价收购，风险低、收益少，所需农资都是高度市场化的标准化产品，不存在与市场对接的问题。只要解决了生产环节单家独户无法解决的共同生产事务，中国目前农村仍然具有的2亿多农业劳动力就一定可以种好田。
当前留守务农的以中老年人为主的2亿多农业劳动力，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保持在高位。隨着中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同时又會有很多进城失败的农民工返乡务农，在当前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尤其是普遍的机械化），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在农业上却可以大有用武之地。再过20年甚至30年，农业劳动力减少一半，也还有1亿多，相对1.33亿公顷耕地，劳均也不足1.33公顷。未来20～30年，农业领域尤其是生产大宗农产品的耕地，不存在谁来种田的问题，倒是存在要让农民能够种田的问题，也就是要将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用于完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并要从政策上为数以亿计的农户提供支持。
对于留守务农的农业劳动力，以及进城失败愿意返乡的农民工，种田不仅是一份收入，而且是就业，是充实生活的基础，是人生意义的基础。正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或延续了村庄社会关系，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即使年纪大了，只要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了，他们也可以搞得了农业生产。中老年，人不可能全年高度紧张地从事精细化的流水线作业，而农业恰是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的结合。春播秋收，从春到秋，有一个漫长舒缓的过程，有一个远长于农忙的农闲。这样的农闲，既是田间管理，又是收获期待。在这样的春种秋收中形成了农民人生的意义与生活的价值。
农村中年龄较大的中老年人种地，劳动不累，收入不高，生活水平不低，闲暇时间很多。这是一种退养式的生产与生活。而农村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在城市中寻找远比农村多的机会，也冒着远比农村多的风险和付出远比农村多的辛劳。进城农村年轻人冒险成功了，他们发了财，就在城市安居，甚至将父母接到城市来;若进城失败，他们也可以返回农村，因为国家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提供了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基本条件。
进城失败的农民有退路，中国现代化有出路。让老年，人种田，而不是仅仅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让工商资本或种田大户来种田，这可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有利于农民问题的解决，而且正是农业可以容纳如此之多劳动力与人口，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我们千万不要被似是而非的“谁来种田”误导。今天的中国，不是无人种田，而是有人无田种和有田无法种。国家农业政策的核心和涉农财政资金的重点，应是解决有田无法种的问题。
问题是，当前中国仍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而中国总共只有133亿公顷耕地。在当前农业生产力条件下，一个劳动力可以轻松耕种2～3.33公顷耕地，在中国农村劳均耕地不足0.66公顷的当下，何以会发生无，人种田的问题呢？
湖北省孝感市经管局有一个典型调查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孝感市某村出现了农民抛荒，村干部在上级号召下，动员农民将承包地流转给大户经营，经过几年努力，全村有300多户的53.33公顷土地流转出来，形成了适度规模经营。因为有了规模经营，市区两级新农村建设工作队协调各方力量，为村庄争取国家资金大搞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全村耕地实现了排灌自如、机耕机收。结果，生产条件改善了，很多老人都把田要回去了。老人们要回的理由有三条：一是条件改善了，种田不像过去那样是重体力活，年纪大也搞得了;二是种田有成就感;三是可以锻炼身体。尽管合同没有到期，村干部也无可奈何，只能服从群众利益，原来购置的机械大多闲置起来。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之前农村之所以出现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取消农业税后，村社集体退出农业生产的共同事务，使农民种田中一家一户不好办、办不好和办起来不合算”的共同生产事务无人办理，基础设施无人建设，农田难灌溉，机械化难推进，出现了有田无法种的问题。
有田无法种，就应当针对无法种来做文章、想办法，而不是以为无人种田。农户无法种而只能拋荒的土地，流转给大户，大户也无法种，因为大户同样解决不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问题。武汉市郊区农村出现土地抛荒，这正是武汉市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工商资本愿意流入的土地，都是基础设施良好尤其是灌溉便利的平原地区的耕地，而不可能去山区高丘地区搞流转土地（除非流转用于种苗木或搞休闲旅游）。而实际上，武汉市郊区工商资本愿意流转的平原地区的耕地从来都被有效地耕种着，而抛荒的山区高丘地区的土地，工商资本根本就不可能去流转来搞农业。
无论是农户还是大户还是工商企业，要到现在农民无法种的土地上耕种，就需要有农业投入，就需要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央每年巨额涉农财政转移支付，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用于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比如每年高达千亿元的国土整治资金就是用于整理国土，尤其是耕地的。
具备良好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的耕地，由农户来种，农户当然不会抛荒，而会精耕细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农业生产条件的耕地，通过国家涉农财政资金的支持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从而使农户可以耕种。从一家一户小农角度考虑，在大量农村人口进城背景下，当前农村“生不增死不减”的土地政策，造成农村耕者土地细碎不连片，若通过村社集体的力量让农民可以连片经营，就不仅可以极大地减少劳动投入和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可以极大地便利灌溉、机耕、植保和田间管理。
对于一般种粮的农户来讲，尤其是对于中老年种田农民来讲，他们耕种自家承包地，主要是种大宗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国家保护价收购，风险低、收益少，所需农资都是高度市场化的标准化产品，不存在与市场对接的问题。只要解决了生产环节单家独户无法解决的共同生产事务，中国目前农村仍然具有的2亿多农业劳动力就一定可以种好田。
当前留守务农的以中老年人为主的2亿多农业劳动力，将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保持在高位。隨着中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同时又會有很多进城失败的农民工返乡务农，在当前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尤其是普遍的机械化），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在农业上却可以大有用武之地。再过20年甚至30年，农业劳动力减少一半，也还有1亿多，相对1.33亿公顷耕地，劳均也不足1.33公顷。未来20～30年，农业领域尤其是生产大宗农产品的耕地，不存在谁来种田的问题，倒是存在要让农民能够种田的问题，也就是要将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用于完善农业生产基本条件，并要从政策上为数以亿计的农户提供支持。
对于留守务农的农业劳动力，以及进城失败愿意返乡的农民工，种田不仅是一份收入，而且是就业，是充实生活的基础，是人生意义的基础。正是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或延续了村庄社会关系，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即使年纪大了，只要农业生产条件改善了，他们也可以搞得了农业生产。中老年，人不可能全年高度紧张地从事精细化的流水线作业，而农业恰是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的结合。春播秋收，从春到秋，有一个漫长舒缓的过程，有一个远长于农忙的农闲。这样的农闲，既是田间管理，又是收获期待。在这样的春种秋收中形成了农民人生的意义与生活的价值。
农村中年龄较大的中老年人种地，劳动不累，收入不高，生活水平不低，闲暇时间很多。这是一种退养式的生产与生活。而农村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在城市中寻找远比农村多的机会，也冒着远比农村多的风险和付出远比农村多的辛劳。进城农村年轻人冒险成功了，他们发了财，就在城市安居，甚至将父母接到城市来;若进城失败，他们也可以返回农村，因为国家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提供了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基本条件。
进城失败的农民有退路，中国现代化有出路。让老年，人种田，而不是仅仅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让工商资本或种田大户来种田，这可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有利于农民问题的解决，而且正是农业可以容纳如此之多劳动力与人口，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我们千万不要被似是而非的“谁来种田”误导。今天的中国，不是无人种田，而是有人无田种和有田无法种。国家农业政策的核心和涉农财政资金的重点，应是解决有田无法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