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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茜有着丰富的生命经历，对人生也有着相当的感受能力，对写作则抱着类乎宗教般的虔诚态度。写作多年，她曾在《十月》《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小说多部，现已出版长中短篇小说、文化散文约三百余万字，作品被《新华文摘》《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多家选刊选载，也曾获过“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要而言之，是一位有着相当成绩相当影响的女性作家。这样的女性作家，在中国，有一批，她们何以能够成功，又何以未能充分实现自己的创作潜能，这给了我们言说张雅茜创作的可能与现实的意义。
西方女性学者曾指出，女性写作者是蘸着自己的血肉而不是蘸着墨水进行写作。其实，本质意义上的文学写作，都是如此，都是基于写作者的生命冲动而不是伦理冲动、职业冲动等非生命冲动，或者说，只有把伦理冲动、职业冲动化入写作者自身的生命血肉，成为一种生命冲动时，写作才有获得成功的可能。女性写作者最初的写作，往往是不自觉地发自本能地做到了这一点。张雅茜最初的写作冲动及她的成功的作品亦都是由此而来。张雅茜在一次关于她的写作研讨会上说：“最值得欣慰的是，一路走来，如今我的作品已经逐渐成熟，脱离了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开始向更广阔的领域迈出艰难而可喜的一步。”这也是许多女性作家的共识。而我想说的是，这是许多女性作家带有普遍性的创作误区，并导致了她们创作质量下滑。张雅茜创作中的许多不成功的作品，亦是如此。那原因，是只有把“更广阔的领域”化为“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创作才能获得成功，而不是“脱离了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开始向更广阔的领域迈出”。张雅茜最初写作的成功，是基于她“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的生命冲动，其后那些成功的作品，也是从“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这个“根”上生长出来的。其实，只要细细寻找一下，古今中外那些大作家的成功创作，莫不如此。那些成功的大作品，其中总是潜藏着作者“最初的情感宣泄和倾诉”“原型”的影子，虽然这“影子”有时会以变形的形式出现。
本来，基于生命冲动进行文学写作，是女性作家的本能与特性，但张雅茜及众多女性作家却往往会步入放弃“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以为“向更广阔的领域迈出”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更为厚重博大这一误区，那原因，一是在创作论上，中国文学界，受认识论反映论的影响，长期以来，曾经普遍地没有认识到生命冲动在文学创作中的本质属性，而把伦理冲动、职业冲动等视为文学创作的动因，并因此写出了许多准确地再现他人再现客体世界的价值判断、指向正确但却因没有生命血肉感性情感因而并不能在情感上感染人打动人的“说明书”“教科书”式的作品。这种创作及作品，曾经一度在中国文学创作界居于主潮，张雅茜及众多女性作家放弃自身本能性的生命写作而步入这一误区，正是因为女性作家居于创作边缘而被这一曾经的主潮收编、规训的结果。
导致女性作家步入这一误区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文学界，一度受文学创作要形象地反映时代社会生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这一观念的支配，因此将之视为衡量作品高下的标准与尺度，而忽视了文学是人学，忽视了写人才是文学的本质属性。而女性作家，从写作的生命冲动出发，又由于女性自身生命形态的彼岸神性属性，所以，笔下的生命形态往往构成对此岸现实世界的价值对抗，且由此构成了女性写作的前沿性先锋性深刻性。张雅茜及众多女性作者，之所以误以为写自身个人的情感宣泄和倾诉是“小”，写社会、时代重大内容才是“大”，正是因为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且也因此在写作观念上把女性自身生命形态视为某种反映时代社会生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性符号，虽然在实际写作中，由于生命冲动大于理性设计而并非如此。真的，你如果站在社会历史是文学本位的价值立场上，那么，女性写自身生命形态写自身命运的作品，就总是与作品的社会历史分量不够厚重博大相联系，但你如果是站在人是文学本位的价值立场上，那么，女性作家那些通过写女性生命形态女性命运以站在神性彼岸世界并对现实此岸世界作出更为决绝的价值批判的作品，就是那些再现、摹仿再广阔的现实的作品也无法比肩的，是那些以揭示社会本质历史规律为己任而偏偏忽视了人的存在的作品所無法比肩的。
那么，接着应该探讨的，就应该是，张雅茜那些成功的创作，是以何种生命形态进入创作的，又会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
第一，文化形态上的巨大落差。读张雅茜的作品，你能够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文化形态上的巨大落差给她带来的深深的生命刻痕与烙印。这种落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她十二岁之前在西安及西北小城与她后来回到故乡晋南乡下的文化落差，没有这样一个落差，她对故乡是不会有别一番的审视眼光与感受的。正是这别一番的审视眼光与感受，使她笔下的乡村故乡有了不同于就乡村故乡写乡村故乡之类作品的别一番风光与深刻。传统的乡土老中国在全面崩溃之后，城市的现代元素与乡土传统的冲突、纠缠、融合，构成了中国步入现代跑道的形态种种，这也是张雅茜对乡村故乡的别一番感受与审视的意义之所在。张雅茜对此似乎还缺乏清醒的认识，她在自己的作品中，虽然多次写到她十二岁回到乡土故乡之后，那巨大的落差给她带来的感受，但却又多次说到，自己的创作主要来自回到乡土故乡之后的生活。她似乎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正是十二岁以前城市生活的经历，给了她其后的乡村生活以不一样的感受及这感受的意义所在。而十二岁，又是人生中情感经历感知外部世界的一个敏感阶段。就以大家熟悉的鲁迅来说吧，他就是在十三岁时，由于经历了家庭的巨大变故，从而形成了他对世道人心黑暗的特殊的敏感，也决定了他日后对人世的价值姿态的基点。
落差的第二个方面，是张雅茜的家庭，在乡间应该属于乡绅阶层，这是中国传统乡村的精英阶层，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耳濡目染，使张雅茜对乡村故乡生活有着另一种别一番的感受。在中国革命的某个阶段中，我们以经济地位来划分人群的阶层归属，并以此完成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的历史进步中，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乡村经济富有者所承载的精神文明形态，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乡村经济贫困者所承载的精神愚昧形态，这是另外一种历史进步与文明付出的二律背反现象。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面临新的时代性的社会转型期时，浸淫于张雅茜身上的城市现代元素与传统乡村中的精英所体现的文明形态，就有了在历史螺旋形上升中所具有的今天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这样的两种落差，导致了第三种落差的形成，那就是张雅茜个人生活与她所处环境之间巨大的落差。在张雅茜的笔下，我们可以时时看到她在乡村故乡的惨痛经历，在批斗其父母的批斗会上受到的屈辱，在学校受到的歧视，在婚恋中所经历的折磨，等等。这是上述两种具有时代意味的文化落差在人物命运上的具体体现，更是身处历史与社会长河中的个体命运的浮沉，她有着更为复杂而深刻的人生况味于其中。类似于这样的生命创伤，会很自然而又必然地寻求到超越现实的精神实现的文学创作中来作为自身的疗救与精神性代偿。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是如此，郁达夫弃经济学从文是如此，甚至瞿秋白虽然曾经在人生的现实性实现中，在政治上处于领袖位置，但终其一生，其骨子里也依然是文学本色。张雅茜之所以会对八年道观生活情有独钟，之所以会在生活富足后，依然转向于文学写作，也是如此。
要之，在中国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期，或者说，在每一个新旧时代的转型期，都会形成这样巨大的文化落差，而体现如此文化落差的人物命运，往往因此而具有了更富于价值性的人生、时代、社会的意蕴，也给文学巨著的产生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那最具典型性的五四时代鲁迅式的“破落户子弟”的文化群体就是如此。在这个巨大文化落差的行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沈从文，从上海走向延安的丁玲，从繁华走向悲凉的张爱玲，等等。张雅茜则是这行列中的一员，虽然是小小一员。
第二，对爱情、写作的神性追求，是张雅茜生命的“道观”，也是张雅茜生命的根本所在。在张雅茜笔下的字里行间，你总是能时时地感受到她对爱情的极度渴望与不懈追求。这种渴望与追求，来自于她十二岁之前家庭的不断迁移与十二岁之后长期的精神、情感上的被歧视及前述巨大的文化落差所形成的漂泊无根渴望皈依的情感，于是，这时的爱情，就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情感，而是以此为载体，具有了精神、情感的终极性的意义。从形而上的层面讲，爱情本身就是属于“信”的范畴，有着神性彼岸的意味，因而才成为现实此岸世界的永恒性追求，马克思也才将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界定为男人与女人的爱情关系，只是在张雅茜那里，它更多地与基于具体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漂泊感而形成的对精神、情感终极性追求水乳交融般地融为了一体。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终极性的追求，使张雅茜在审视及描写现实此岸世界时，有了一种超越的眼光。因之，每当张雅茜写到爱情时，或者以这种超越的眼光描写现实时，她的文字就格外地动人。反之，当她立足于现实写现实时，她的文字就失去了光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说“飞翔是女性的姿势——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可惜张雅茜常常因为驻足于现实而失去了飞翔的翅膀。
与对此种爱情的极度渴望与不懈追求相一致的，是张雅茜对文学写作的宗教般的虔诚。如同爱情属于“信”的范畴，文学写作是对作为实体的现实世界的虚幻的精神性超越，有着某种神性诉说的味道。如此，张雅茜才会气喘吁吁一刻不停不敢歇脚而又总是感到力不从心地奔跑在文学写作的路上，那是在现实世界“无地之在”的漂泊中，以文学写作为载体的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张雅茜的笔下，写渡口、写小城、写家乡村民的生活、写友人的情爱世界、写同道的写作生涯，等等，但在这一切对写作对象的描写的背后，你总是能隐隐地感受到，那分明有着一双不满足于现在而在向远方眺望的眼睛，虽然这远方，是虚无的存在，而这一切的描写，又都是这眼睛在眺望远方时，被现实牵绊而低首回眸时的风景。有这样的一双眼睛与没有这样的一双眼睛，在观照现实时，是大不一样的。爱情的精神、情感的终极性、文学写作的神性诉说、女性生命形态的彼岸性，三位一体，无怪乎西方女性主义总是要反复强调张扬写作是女性存在的方式，是女性实现自身的方式，只是张雅茜本能地执著于此，但又对女性写作的本体属性不甚了了，所以，她总是不能克服自己写作时的生命冲动，却又时时地张望着甚至向往着伦理写作、职业写作的辉煌。
第三，与这种神性追求相一致的，是张雅茜笔下流淌着的大爱情怀。虽然乡村故乡及乡村故乡的人给了张雅茜以诸多烙心烙骨的羞辱与伤害，不能毕业的学校、批斗父母的村支书等等，但张雅茜却能以悲悯之情大爱之心面对之回望之。虽然张雅茜将之归于故土乡情的博大，但我却更愿意将之归于神性彼岸的大爱情怀而不是现实此岸的故土乡情。注重生存的现实性传统，长期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使我们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时，使原本应该被否定被批判的“其人之道”的“道”及“眼”“牙”获得了价值的合法性认可，也使我们在批判、否定对方时，却又在“复制”着对方。用“爱”来面对伤害与斗争，是不符合现实功利性的生存法则的，也不合于沧海桑田的历史法则，但它却是对现实法则与历史法则的神性的精神性超越，也与女性的母爱情怀的根本性指向相一致。正是这样的大爱情怀，使张雅茜的文字能够“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使她笔下的男男女女衣食住行山岭河流花草树木都变得生動可爱。
张雅茜说：“在我心底，还深埋着一个小说至今不敢动笔，我随时在等待上天的点化。几年后，也许生命结束之前，如果我能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我会于静夜朗月下净手焚香，虔诚地跪拜在地，仰望上天，高喊：我的神，请敞开您慈悲的胸怀，让我靠近您。只是靠近！”那应该是她对自己写作生涯的最大期待。我与张雅茜不大熟悉，但从她的作品中，能够隐隐地感觉到她坎坷的命运丰富的经历，我是希望她能够不要轻易地让那刻骨铭心的过去付之东流，而应在细细地回味中，深化对自己生命历程的经验，自觉地抵制外部世界对自己生命感受的规训与收编，给文学画廊与人生画廊贡献出一个独特的“这个”。
【作者简介】傅书华，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桂玲）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7.06.017
西方女性学者曾指出，女性写作者是蘸着自己的血肉而不是蘸着墨水进行写作。其实，本质意义上的文学写作，都是如此，都是基于写作者的生命冲动而不是伦理冲动、职业冲动等非生命冲动，或者说，只有把伦理冲动、职业冲动化入写作者自身的生命血肉，成为一种生命冲动时，写作才有获得成功的可能。女性写作者最初的写作，往往是不自觉地发自本能地做到了这一点。张雅茜最初的写作冲动及她的成功的作品亦都是由此而来。张雅茜在一次关于她的写作研讨会上说：“最值得欣慰的是，一路走来，如今我的作品已经逐渐成熟，脱离了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开始向更广阔的领域迈出艰难而可喜的一步。”这也是许多女性作家的共识。而我想说的是，这是许多女性作家带有普遍性的创作误区，并导致了她们创作质量下滑。张雅茜创作中的许多不成功的作品，亦是如此。那原因，是只有把“更广阔的领域”化为“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创作才能获得成功，而不是“脱离了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开始向更广阔的领域迈出”。张雅茜最初写作的成功，是基于她“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的生命冲动，其后那些成功的作品，也是从“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这个“根”上生长出来的。其实，只要细细寻找一下，古今中外那些大作家的成功创作，莫不如此。那些成功的大作品，其中总是潜藏着作者“最初的情感宣泄和倾诉”“原型”的影子，虽然这“影子”有时会以变形的形式出现。
本来，基于生命冲动进行文学写作，是女性作家的本能与特性，但张雅茜及众多女性作家却往往会步入放弃“最初的个人情感宣泄和倾诉”，以为“向更广阔的领域迈出”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更为厚重博大这一误区，那原因，一是在创作论上，中国文学界，受认识论反映论的影响，长期以来，曾经普遍地没有认识到生命冲动在文学创作中的本质属性，而把伦理冲动、职业冲动等视为文学创作的动因，并因此写出了许多准确地再现他人再现客体世界的价值判断、指向正确但却因没有生命血肉感性情感因而并不能在情感上感染人打动人的“说明书”“教科书”式的作品。这种创作及作品，曾经一度在中国文学创作界居于主潮，张雅茜及众多女性作家放弃自身本能性的生命写作而步入这一误区，正是因为女性作家居于创作边缘而被这一曾经的主潮收编、规训的结果。
导致女性作家步入这一误区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文学界，一度受文学创作要形象地反映时代社会生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这一观念的支配，因此将之视为衡量作品高下的标准与尺度，而忽视了文学是人学，忽视了写人才是文学的本质属性。而女性作家，从写作的生命冲动出发，又由于女性自身生命形态的彼岸神性属性，所以，笔下的生命形态往往构成对此岸现实世界的价值对抗，且由此构成了女性写作的前沿性先锋性深刻性。张雅茜及众多女性作者，之所以误以为写自身个人的情感宣泄和倾诉是“小”，写社会、时代重大内容才是“大”，正是因为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且也因此在写作观念上把女性自身生命形态视为某种反映时代社会生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性符号，虽然在实际写作中，由于生命冲动大于理性设计而并非如此。真的，你如果站在社会历史是文学本位的价值立场上，那么，女性写自身生命形态写自身命运的作品，就总是与作品的社会历史分量不够厚重博大相联系，但你如果是站在人是文学本位的价值立场上，那么，女性作家那些通过写女性生命形态女性命运以站在神性彼岸世界并对现实此岸世界作出更为决绝的价值批判的作品，就是那些再现、摹仿再广阔的现实的作品也无法比肩的，是那些以揭示社会本质历史规律为己任而偏偏忽视了人的存在的作品所無法比肩的。
那么，接着应该探讨的，就应该是，张雅茜那些成功的创作，是以何种生命形态进入创作的，又会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
第一，文化形态上的巨大落差。读张雅茜的作品，你能够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文化形态上的巨大落差给她带来的深深的生命刻痕与烙印。这种落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她十二岁之前在西安及西北小城与她后来回到故乡晋南乡下的文化落差，没有这样一个落差，她对故乡是不会有别一番的审视眼光与感受的。正是这别一番的审视眼光与感受，使她笔下的乡村故乡有了不同于就乡村故乡写乡村故乡之类作品的别一番风光与深刻。传统的乡土老中国在全面崩溃之后，城市的现代元素与乡土传统的冲突、纠缠、融合，构成了中国步入现代跑道的形态种种，这也是张雅茜对乡村故乡的别一番感受与审视的意义之所在。张雅茜对此似乎还缺乏清醒的认识，她在自己的作品中，虽然多次写到她十二岁回到乡土故乡之后，那巨大的落差给她带来的感受，但却又多次说到，自己的创作主要来自回到乡土故乡之后的生活。她似乎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正是十二岁以前城市生活的经历，给了她其后的乡村生活以不一样的感受及这感受的意义所在。而十二岁，又是人生中情感经历感知外部世界的一个敏感阶段。就以大家熟悉的鲁迅来说吧，他就是在十三岁时，由于经历了家庭的巨大变故，从而形成了他对世道人心黑暗的特殊的敏感，也决定了他日后对人世的价值姿态的基点。
落差的第二个方面，是张雅茜的家庭，在乡间应该属于乡绅阶层，这是中国传统乡村的精英阶层，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耳濡目染，使张雅茜对乡村故乡生活有着另一种别一番的感受。在中国革命的某个阶段中，我们以经济地位来划分人群的阶层归属，并以此完成中国乡村的社会变革。在这一变革的历史进步中，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乡村经济富有者所承载的精神文明形态，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乡村经济贫困者所承载的精神愚昧形态，这是另外一种历史进步与文明付出的二律背反现象。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面临新的时代性的社会转型期时，浸淫于张雅茜身上的城市现代元素与传统乡村中的精英所体现的文明形态，就有了在历史螺旋形上升中所具有的今天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6期这样的两种落差，导致了第三种落差的形成，那就是张雅茜个人生活与她所处环境之间巨大的落差。在张雅茜的笔下，我们可以时时看到她在乡村故乡的惨痛经历，在批斗其父母的批斗会上受到的屈辱，在学校受到的歧视，在婚恋中所经历的折磨，等等。这是上述两种具有时代意味的文化落差在人物命运上的具体体现，更是身处历史与社会长河中的个体命运的浮沉，她有着更为复杂而深刻的人生况味于其中。类似于这样的生命创伤，会很自然而又必然地寻求到超越现实的精神实现的文学创作中来作为自身的疗救与精神性代偿。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是如此，郁达夫弃经济学从文是如此，甚至瞿秋白虽然曾经在人生的现实性实现中，在政治上处于领袖位置，但终其一生，其骨子里也依然是文学本色。张雅茜之所以会对八年道观生活情有独钟，之所以会在生活富足后，依然转向于文学写作，也是如此。
要之，在中国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期，或者说，在每一个新旧时代的转型期，都会形成这样巨大的文化落差，而体现如此文化落差的人物命运，往往因此而具有了更富于价值性的人生、时代、社会的意蕴，也给文学巨著的产生提供了最为肥沃的土壤。那最具典型性的五四时代鲁迅式的“破落户子弟”的文化群体就是如此。在这个巨大文化落差的行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从乡村走向城市的沈从文，从上海走向延安的丁玲，从繁华走向悲凉的张爱玲，等等。张雅茜则是这行列中的一员，虽然是小小一员。
第二，对爱情、写作的神性追求，是张雅茜生命的“道观”，也是张雅茜生命的根本所在。在张雅茜笔下的字里行间，你总是能时时地感受到她对爱情的极度渴望与不懈追求。这种渴望与追求，来自于她十二岁之前家庭的不断迁移与十二岁之后长期的精神、情感上的被歧视及前述巨大的文化落差所形成的漂泊无根渴望皈依的情感，于是，这时的爱情，就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情感，而是以此为载体，具有了精神、情感的终极性的意义。从形而上的层面讲，爱情本身就是属于“信”的范畴，有着神性彼岸的意味，因而才成为现实此岸世界的永恒性追求，马克思也才将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界定为男人与女人的爱情关系，只是在张雅茜那里，它更多地与基于具体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漂泊感而形成的对精神、情感终极性追求水乳交融般地融为了一体。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终极性的追求，使张雅茜在审视及描写现实此岸世界时，有了一种超越的眼光。因之，每当张雅茜写到爱情时，或者以这种超越的眼光描写现实时，她的文字就格外地动人。反之，当她立足于现实写现实时，她的文字就失去了光彩。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苏说“飞翔是女性的姿势——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可惜张雅茜常常因为驻足于现实而失去了飞翔的翅膀。
与对此种爱情的极度渴望与不懈追求相一致的，是张雅茜对文学写作的宗教般的虔诚。如同爱情属于“信”的范畴，文学写作是对作为实体的现实世界的虚幻的精神性超越，有着某种神性诉说的味道。如此，张雅茜才会气喘吁吁一刻不停不敢歇脚而又总是感到力不从心地奔跑在文学写作的路上，那是在现实世界“无地之在”的漂泊中，以文学写作为载体的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张雅茜的笔下，写渡口、写小城、写家乡村民的生活、写友人的情爱世界、写同道的写作生涯，等等，但在这一切对写作对象的描写的背后，你总是能隐隐地感受到，那分明有着一双不满足于现在而在向远方眺望的眼睛，虽然这远方，是虚无的存在，而这一切的描写，又都是这眼睛在眺望远方时，被现实牵绊而低首回眸时的风景。有这样的一双眼睛与没有这样的一双眼睛，在观照现实时，是大不一样的。爱情的精神、情感的终极性、文学写作的神性诉说、女性生命形态的彼岸性，三位一体，无怪乎西方女性主义总是要反复强调张扬写作是女性存在的方式，是女性实现自身的方式，只是张雅茜本能地执著于此，但又对女性写作的本体属性不甚了了，所以，她总是不能克服自己写作时的生命冲动，却又时时地张望着甚至向往着伦理写作、职业写作的辉煌。
第三，与这种神性追求相一致的，是张雅茜笔下流淌着的大爱情怀。虽然乡村故乡及乡村故乡的人给了张雅茜以诸多烙心烙骨的羞辱与伤害，不能毕业的学校、批斗父母的村支书等等，但张雅茜却能以悲悯之情大爱之心面对之回望之。虽然张雅茜将之归于故土乡情的博大，但我却更愿意将之归于神性彼岸的大爱情怀而不是现实此岸的故土乡情。注重生存的现实性传统，长期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使我们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时，使原本应该被否定被批判的“其人之道”的“道”及“眼”“牙”获得了价值的合法性认可，也使我们在批判、否定对方时，却又在“复制”着对方。用“爱”来面对伤害与斗争，是不符合现实功利性的生存法则的，也不合于沧海桑田的历史法则，但它却是对现实法则与历史法则的神性的精神性超越，也与女性的母爱情怀的根本性指向相一致。正是这样的大爱情怀，使张雅茜的文字能够“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使她笔下的男男女女衣食住行山岭河流花草树木都变得生動可爱。
张雅茜说：“在我心底，还深埋着一个小说至今不敢动笔，我随时在等待上天的点化。几年后，也许生命结束之前，如果我能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我会于静夜朗月下净手焚香，虔诚地跪拜在地，仰望上天，高喊：我的神，请敞开您慈悲的胸怀，让我靠近您。只是靠近！”那应该是她对自己写作生涯的最大期待。我与张雅茜不大熟悉，但从她的作品中，能够隐隐地感觉到她坎坷的命运丰富的经历，我是希望她能够不要轻易地让那刻骨铭心的过去付之东流，而应在细细地回味中，深化对自己生命历程的经验，自觉地抵制外部世界对自己生命感受的规训与收编，给文学画廊与人生画廊贡献出一个独特的“这个”。
【作者简介】傅书华，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桂玲）DOI：10.16551/j.cnki.1002-1809.2017.06.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