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分析哲学家更加关注对自身历史的研究。长久以来,分析哲学总是被看作“非历史的”,但分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却不断地显示着这种哲学传统的历史性特征。无论在基本观念方面,还是其基本方法,分析哲学都和传统西方哲学尤其是欧陆哲学相互纠结、密不可分。因此,如何从传统哲学资源中找到分析性思想的出发点,如何评价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对于表明西方哲学发展的连续性和分析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继承性,对于真正理解分析哲学的独特性及其思想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分析哲学领域内就开始关注与分析哲学有着深刻思想联系的莱布尼兹、康德以及近代德国哲学。众所周知,“语言转向”是分析哲学诞生的标志。分析性思想的起源,体现为从传统认识论转变为语义学的过程,然而这一“转变”的历史性脉络,至今还晦暗不明,亟待澄清。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致力于弥合从康德理论哲学(《纯粹理性批判》)到分析哲学(弗雷格的逻辑语义学)之间的历史性断裂。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和分析哲学的奠基者。然而,对语言给予“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为特征的弗雷格的逻辑语义思想,其起源具有更为深久的欧洲哲学之根基。分析哲学思想的起源,除了现代逻辑因素,更是19世纪德国众多哲学家对康德理论哲学进行不间断地批判、重构和回应的过程。弗雷格的目的就是要重新面对和回答康德的问题:理性(在康德那里是“先天综合知识”,在弗雷格那里是“数学知识”)的条件和最终基础是什么?他把“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这一康德式的问题,转换为“命题涵义之所以可能(必然为“真”)的先天(逻辑)条件是什么?”正是这种关心真理、知识和信念的“最终基础”,就把弗雷格和康德联系在一起。此外,逻辑语义思想的产生还基于19世纪后半叶面临的两大哲学困境及其任务,一是反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对哲学给予自然主义、生理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各种解释,二是反对传统逻辑以及建构新的逻辑和哲学语言,包括对新的数学基础的重视。这两个任务的完成不但是一个相互交织的理论过程,而且是对康德理论哲学给出普遍回应的历史过程。因此,逻辑语义思想起始于康德(包括莱布尼兹),期间经历了波尔查诺的新逻辑,特伦德伦堡的逻辑语言观念、洛采的逻辑思想、新康德主义逻辑学派对康德先验逻辑的改造、布尔的逻辑代数、现代数论等众多人物的思想要素和哲学流派,这些支流形成一股合流,最后汇集于弗雷格。因此,分析哲学应当具备历史性研究的资格,它不但拥有明晰的发展史,而且有着自己的史前史。这篇论文就属于分析哲学史前史的一种考古性、溯源性研究。整个研究的论证思路和框架分为三大步骤:第一步,弗雷格逻辑语义学的历史根源及其影响因素(第一、二章)。第二步,弗雷格逻辑语义学发生之际所面临和解决的问题(第三章)。第三步,弗雷格逻辑语义理论的内容、哲学基础以及与康德的内在关联(第四、五章、结论)。第一章阐述了波尔查诺的逻辑思想。他最早从逻辑方面对康德的理论哲学给予批判,反对康德基于“直观”和“先天综合”的认识论思想,发明了“命题自体”和“概念自体”等诸多重要的语义学概念,并用“概念/变元”法完成了新的逻辑构造。这种具有外延特质的逻辑,不但突破了传统的内涵逻辑,更成为弗雷格意义理论中“函项/自变元”概念的雏形。波尔查诺逻辑的概念和方法,是从康德认识论到弗雷格逻辑语义学的关键因素。然而,波尔查诺并不是对弗雷格造成影响的唯一过渡人物,还有许多先驱者的思想贡献不可忽视。根据逻辑语义学萌生的思想脉络,第二章选取并论证了新康德主义的逻辑学派、洛采的纯粹逻辑观念和布尔的逻辑代数思想。这些思想潮流皆是弗雷格逻辑语义学不可或缺的催生因素,它使得从康德到弗雷格的思想过渡显得更为细密和充实。新康德主义中的马堡学派推进了康德的“纯粹思想”、“先验方法”等重要概念,它主要通过对康德先验逻辑的重新解释影响了弗雷格;洛采逻辑学的“判断先于概念”、“函项理论”和“思想的客观性”等重要思想,预兆了弗雷格逻辑语义学的到来;布尔的逻辑代数学的目的,要把逻辑还原为代数运算,然而在其形式化操作和表达方面,径直地影响了弗雷格对逻辑的形式化塑造,即现代的形式化逻辑。弗雷格身处的时代环境,即19世纪后半叶直至20世纪初对康德哲学遗产的态度,以及在数学基础、逻辑领域的哲学观念的变革,则成为逻辑语义学产生的直接因素,这也是本研究第二步(第三章)必须要廓清的任务。本章着重论证了导致弗雷格逻辑语义思想发生的四方面的因素:(1)弗雷格对莱布尼兹给予了迥异于康德式的回应,沿袭了对数学进行逻辑论证的唯理论思想;(2)面对自然语言的不完善和建立完善语言的构想,弗雷格创立了数理逻辑的基本框架——“概念文字”;(3)从逻辑中驱除心理主义成为19世纪末期的哲学潮流,相比于现象学的反心理主义,弗雷格从逻辑中彻底清除了心理主义;(4)建构意义理论是逻辑客观化的理论延伸,相比现象学中的基于先验思想的意义理论,弗雷格则走向了基于现代逻辑的意义理论。总之,正是弗雷格对上述哲学问题的回应和解决,才使逻辑语义思想得以真正建立。第四章阐明了在康德哲学的参照下,弗雷格把分析性、先天性、客观性、真理论等这些同属于认识论和分析哲学核心概念,都给予了逻辑主义的论证。这样做的目的是凸显弗雷格逻辑语义学在基本内容、论证过程和哲学基础方面,它们与康德先验哲学的内在分野和隐秘关联。作为本研究收尾的第五章,阐明并论证了弗雷格与康德之间更深刻的关联,还集中体现在二者对数学基础的不同看法。康德认为数学属于先天综合的判断,而弗雷格认为数学是一种基于纯粹逻辑推导的能够扩展知识的先天分析性真理。弗雷格对数学基础的逻辑主义证明,不但是他的逻辑语义理论最关键、最深刻之处,也是其回归康德的折返之地。当弗雷格的逻辑主义纲领遭遇罗素悖论时,他反而诉求直观,把数学最终建立在几何直观的基础上。本研究结论部分对弗雷格现代逻辑与康德先验逻辑的内在关系做了进一步阐发和更为深入的探讨,认为基于现代逻辑的分析哲学与基于先验逻辑的先验哲学,二者呈现为一种“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弗雷格从批判康德的判断理论入手,通过谓词逻辑的构造,成功地清除了康德在判断理论中隐藏的逻辑学与心理学的混淆,为哲学从认识论走向语义学奠定了基础。然而,弗雷格倡导的现代量词理论、逻辑的形式主义、判断先于概念以及把“函项/自变元”作为判断结构的现代逻辑思想,又深深扎根于康德的“范畴/直观”这一先验性的逻辑结构中。因此,康德先验逻辑对弗雷格现代逻辑做了在某种程度上的奠基性工作。本研究主体结论是:弗雷格分析性(逻辑语义)思想发源的历程,起始于康德(批判把数学知识作为先天综合的真理),背离康德(排除任何类型的直觉因素,把算术基础纳入纯粹逻辑领域),最后又返回康德(把算术基础纳入康德意义的几何直觉或空间直觉中)。可以这样说,弗雷格和康德追问的是相似的哲学问题:人类理性尤其是纯粹理性究竟是什么?理性是如何展现自身的?他们从不同的哲学观念出发,并通过先验逻辑和符号逻辑这种迥异的方法论论证,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看法,即理性的真正对象就是理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