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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0周年祭日。30年前的这场灾难不仅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核事故，同时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科技浩劫。
从此，“核”在“核武器”、“核爆炸”的外衣上又增加了“核泄漏”、“核污染”的马甲，而这些也逐渐成为公众对“核”的第一认知。如今，核安全成为世界级的公众沟通难题可能与此有莫大关系。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健康和环境有什么影响？一直是科学家、政治家、公众和媒体关注的内容。30年过后，这场事故还带来哪些后续影响？
从搜索到的网络信息、媒体报道以及一些科技文章和电视访谈节目来看，其中涉及的数据信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这些纷繁杂芜的数据从何而来？哪个更为准确？我们通过对国际权威报道进行梳理逐渐拨去历史的浮云。权威数据怎么说？
关于事故中人员伤亡最早的权威统计可能是事故4个月后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的“事故后审议会议”中报道的“约300人因辐射损伤和烧伤必须住院治疗”。
随后，迈克·爱德华兹在《切尔诺贝利：一年之后》文章中称：科学家们根据苏联的有限资料做出预计，今后要不了几十年，由于切尔诺贝利事故而受到严重辐射的24000名撤退人员中有一两百人要死于癌症。
不过，在对30公里区域以外的人将来的死亡情况作预测时，科学家们则分歧很大。一股估计，苏联西部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将来由于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而死亡的人数从5000人到75000人不等。
两年后，1988年5月由苏联主管部门和IAEA在基辅大会审议并发布了人员伤亡情况：238名人员（核电站工作人员和消防人员）有辐射综合征疾病症候，最后确诊人数为134人，其中28人已经死亡，另有两人死于反应堆爆炸，一人死于冠状动脉栓塞。
1996年4月，由欧共体委员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界衛生组织联合召开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后10年后果总结”国际会议指出，在急性期过后，10年内又有14人死亡，其死因已与原患急性放射病的严重程度无关，不能归因于照射。此外，受照儿童中甲状腺癌非常明显地上升，是作为事故照射后果对公众健康影响的唯一证据。截至1995年底报告的儿童病例数约800人，诊断时年龄在0～15岁之间，有3人死亡。
然而，可能由事故照射引起的其他癌症的发病率没有统计学的显著差异。调查群体包括参与第一年正当射线照射最强烈时在切尔诺贝利地区参与“消除”工作的20万人员，及后来60万～80万参加过“消除”的工作人员。
200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20周年之际，由6个联合国机构（IAEA、WHO、UNDP、FAO、UNEP）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3个国家的专家共同组成“切尔诺贝利论坛”（Chernobyl Forum）提交了一份题为“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后果、健康、环境以及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权威报告，对20多年以来到底有多少人的死亡是由于切尔诺贝利的辐射照射而引起的进行了分析。
其中，诊为急性放射病（ARS）并死亡的数字与之前相同，普通公众没有发生急性放射病（ARS）并死亡的病例。虽然应急救援工作者的总死亡率和全体俄罗斯人群的总死亡率在统计学上没有差别，然而专家预测在受到较高水平辐射的60万人（包括应急救灾人员、撤离人员和严重污染区的居民）中，将增加4000例左右辐射诱发的肿瘤死亡的可能。从1992-2002年，有4000多例儿童和青少年（0～18岁）甲状腺癌经过确诊，除报道的15名患者死亡外，大多数病例经治疗预后良好。作为辐射最灵敏的指标之一的白血病也没有增加的科学证据。
2008年，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电离辐射的源与效应》在附件D中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辐射健康效应进行了说明，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数据：有134名人员因受到大剂量照射而罹患急性放射病（ARS），28人由于大剂量照射死于事故最初的几个月，到2006年又有19名ARS幸存患者死亡，各自死亡原因不尽相同，但与核辐射照射没有直接关联；在受到大剂量照射的人员中，除白血病和白内障发生率增加之外，没有证据表明所有健康效应均归因于核辐射照射；受到照射的儿童和青少年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大量增加，1991-2005年，已报道超过6000例，其中大部分是由于饮用131I污染的牛奶等缘故，共有15例被证实死亡；对于公众，没有证据将任何健康效应都归因于事故的核辐射照射。
UNSCEAR决定不使用模型对低剂量受照人群进行效应预测，也就是说之前认为增加4000例左右辐射诱发的肿瘤死亡是不能接受的。大多数地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上或精神上的，而非健康或环境问题。
总的来讲，“切尔诺贝利论坛”的健康专家组报告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令人放心的，放射性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
谣言之害猛于虎
然而，由于媒体和公众很难获得整个30年过程中的数据，因此难免断章取义、以讹传讹、捕风捉影，甚至还有人编撰出“切尔诺贝利巨鼠”的英雄故事。这种个人情感的放大无疑加大了人们对核的恐惧。
谣言里最多的是事故对普通公众的影响，现在看来只有儿童和青少年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增加（治愈率非常高），其他并没有显著影响。
其实，早在200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在接受《中国核工业》记者采访时就驳斥了舆论界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做的大量错误报道，并发布了联合国最新数据。这些缺乏科学依据的报道损害了核能的公众形象，影响了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信心，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担心。
今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时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希望新闻工作者在一些负面报道中要慎之又慎，严之又严，要寻求权威声音，拨乱反正。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究竟造成了多少人罹难？30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得到了大量数据，但肯定有错误和遗漏，实情如何也许永远都是一个谜。
其实，现在再纠结于具体的数字，意义已经不大。正如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访谈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数百位幸存者，并将口述记录整理成书《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一样，多关注幸存者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反思人类科技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问题，注意到公众是科技风险的承受者，科技传播应思考公众参与科技的机制和途径，让科技的发展和追求回到人本身，更有意义。
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强调，学术界和公众树立核安全意识同样重要，要做好核安全知识普及，增进公众对核安全的理解和重视。同时要将法治意识、忧患意识、自律意识、协作意识作为核安全文化的核心贯穿到每位从业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中，这样才能使核能真正造福人类。我们每个人都面临共同的责任，应维护已有的核秩序和格局，加强监督与管理，这样，核安全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作者单位：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转自《中国环境报》）
从此，“核”在“核武器”、“核爆炸”的外衣上又增加了“核泄漏”、“核污染”的马甲，而这些也逐渐成为公众对“核”的第一认知。如今，核安全成为世界级的公众沟通难题可能与此有莫大关系。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对健康和环境有什么影响？一直是科学家、政治家、公众和媒体关注的内容。30年过后，这场事故还带来哪些后续影响？
从搜索到的网络信息、媒体报道以及一些科技文章和电视访谈节目来看，其中涉及的数据信息五花八门、各不相同。这些纷繁杂芜的数据从何而来？哪个更为准确？我们通过对国际权威报道进行梳理逐渐拨去历史的浮云。权威数据怎么说？
关于事故中人员伤亡最早的权威统计可能是事故4个月后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的“事故后审议会议”中报道的“约300人因辐射损伤和烧伤必须住院治疗”。
随后，迈克·爱德华兹在《切尔诺贝利：一年之后》文章中称：科学家们根据苏联的有限资料做出预计，今后要不了几十年，由于切尔诺贝利事故而受到严重辐射的24000名撤退人员中有一两百人要死于癌症。
不过，在对30公里区域以外的人将来的死亡情况作预测时，科学家们则分歧很大。一股估计，苏联西部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将来由于受切尔诺贝利事故影响而死亡的人数从5000人到75000人不等。
两年后，1988年5月由苏联主管部门和IAEA在基辅大会审议并发布了人员伤亡情况：238名人员（核电站工作人员和消防人员）有辐射综合征疾病症候，最后确诊人数为134人，其中28人已经死亡，另有两人死于反应堆爆炸，一人死于冠状动脉栓塞。
1996年4月，由欧共体委员会、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界衛生组织联合召开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后10年后果总结”国际会议指出，在急性期过后，10年内又有14人死亡，其死因已与原患急性放射病的严重程度无关，不能归因于照射。此外，受照儿童中甲状腺癌非常明显地上升，是作为事故照射后果对公众健康影响的唯一证据。截至1995年底报告的儿童病例数约800人，诊断时年龄在0～15岁之间，有3人死亡。
然而，可能由事故照射引起的其他癌症的发病率没有统计学的显著差异。调查群体包括参与第一年正当射线照射最强烈时在切尔诺贝利地区参与“消除”工作的20万人员，及后来60万～80万参加过“消除”的工作人员。
2006年4月，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20周年之际，由6个联合国机构（IAEA、WHO、UNDP、FAO、UNEP）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3个国家的专家共同组成“切尔诺贝利论坛”（Chernobyl Forum）提交了一份题为“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后果、健康、环境以及对社会经济影响”的权威报告，对20多年以来到底有多少人的死亡是由于切尔诺贝利的辐射照射而引起的进行了分析。
其中，诊为急性放射病（ARS）并死亡的数字与之前相同，普通公众没有发生急性放射病（ARS）并死亡的病例。虽然应急救援工作者的总死亡率和全体俄罗斯人群的总死亡率在统计学上没有差别，然而专家预测在受到较高水平辐射的60万人（包括应急救灾人员、撤离人员和严重污染区的居民）中，将增加4000例左右辐射诱发的肿瘤死亡的可能。从1992-2002年，有4000多例儿童和青少年（0～18岁）甲状腺癌经过确诊，除报道的15名患者死亡外，大多数病例经治疗预后良好。作为辐射最灵敏的指标之一的白血病也没有增加的科学证据。
2008年，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电离辐射的源与效应》在附件D中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辐射健康效应进行了说明，这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数据：有134名人员因受到大剂量照射而罹患急性放射病（ARS），28人由于大剂量照射死于事故最初的几个月，到2006年又有19名ARS幸存患者死亡，各自死亡原因不尽相同，但与核辐射照射没有直接关联；在受到大剂量照射的人员中，除白血病和白内障发生率增加之外，没有证据表明所有健康效应均归因于核辐射照射；受到照射的儿童和青少年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大量增加，1991-2005年，已报道超过6000例，其中大部分是由于饮用131I污染的牛奶等缘故，共有15例被证实死亡；对于公众，没有证据将任何健康效应都归因于事故的核辐射照射。
UNSCEAR决定不使用模型对低剂量受照人群进行效应预测，也就是说之前认为增加4000例左右辐射诱发的肿瘤死亡是不能接受的。大多数地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上或精神上的，而非健康或环境问题。
总的来讲，“切尔诺贝利论坛”的健康专家组报告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是令人放心的，放射性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可怕。
谣言之害猛于虎
然而，由于媒体和公众很难获得整个30年过程中的数据，因此难免断章取义、以讹传讹、捕风捉影，甚至还有人编撰出“切尔诺贝利巨鼠”的英雄故事。这种个人情感的放大无疑加大了人们对核的恐惧。
谣言里最多的是事故对普通公众的影响，现在看来只有儿童和青少年的甲状腺癌发病率增加（治愈率非常高），其他并没有显著影响。
其实，早在2000年，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在接受《中国核工业》记者采访时就驳斥了舆论界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所做的大量错误报道，并发布了联合国最新数据。这些缺乏科学依据的报道损害了核能的公众形象，影响了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信心，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担心。
今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时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要“澄清谬误、明辨是非”，希望新闻工作者在一些负面报道中要慎之又慎，严之又严，要寻求权威声音，拨乱反正。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究竟造成了多少人罹难？30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得到了大量数据，但肯定有错误和遗漏，实情如何也许永远都是一个谜。
其实，现在再纠结于具体的数字，意义已经不大。正如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女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访谈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数百位幸存者，并将口述记录整理成书《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一样，多关注幸存者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反思人类科技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等问题，注意到公众是科技风险的承受者，科技传播应思考公众参与科技的机制和途径，让科技的发展和追求回到人本身，更有意义。
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强调，学术界和公众树立核安全意识同样重要，要做好核安全知识普及，增进公众对核安全的理解和重视。同时要将法治意识、忧患意识、自律意识、协作意识作为核安全文化的核心贯穿到每位从业人员的思想和行动中，这样才能使核能真正造福人类。我们每个人都面临共同的责任，应维护已有的核秩序和格局，加强监督与管理，这样，核安全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作者单位：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转自《中国环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