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起初是一种职业，是专门负责丧葬祭祀事务的神职人员，《说文解字》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先秦则有儒家学派;汉代之后，儒泛指读书人，包括广大“学而优则仕”的官员。
　　以人格论，儒也分“君子”和“小人”，《论语》中提出了这一概念。孔子曾告诫子夏说：“女（你）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但他未具体说明何为“君子儒”、何为“小人儒”，想必聪明如子夏，听了老师的话，心中定然有数。倒是荀子对此作了解释，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子夏是衣冠楚楚、道貌岸然、故作谦虚的“贱儒”，是“小人儒”的一类。后来，子夏在莒国做官，问政于孔子，孔子又一次告诫他：“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子夏之间的对话点到为止，显然，孔子是有所指的，说明子夏有急功近利的毛病;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还告诫过子夏“过犹不及”。在孔子眼中，子夏身上的这些毛病便是典型的“小人儒”特征。
　　子夏可谓学问了得，能力非凡，有功于打造、传承儒家六艺的基石。太史公在为孔门弟子作传时，写子夏写得很高明，可“成一家之言”，他肯定了子夏的文学才能，但笔锋又转向道德一面，认为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并不能代表其人品。他引用了孔子的话，其中就有这句“女（你）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太史公用的是春秋笔法，看似没有作出自己的评价，实际上肯定了品德才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本的观点。他借孔子的话，告诫读书人、为官者，处世要问心无愧，做人要坦坦荡荡，做官要清清白白，要为“君子儒”，莫为沽名钓誉、贪图功名富贵的“小人儒”。
　　整部《史记》，君子与小人泾渭分明，记录形形色色的“小人儒”以警世人，公孙弘就是一例。公孙弘，西汉时菑川人，自幼家境贫寒，靠放猪养家糊口。到了40多岁，他才恍然有所悟，这辈子不能就跟猪打交道了吧？于是，立志读书，专治《春秋》。功夫不负有心人，加之天资聪颖，公孙弘逐渐学有所成，成为远近闻名的《春秋》学家。那时，还没发明科举，选拔官员是通过举孝廉的方法，公孙弘除了治学有方名声在外，还有一点使他饮誉乡里——特别孝顺后母。建元元年，汉武帝下诏举贤良方正之士，菑川国便推举了公孙弘。他以耳顺之年西入函谷关，应征为博士，一大把年纪的公孙弘，自然倍加珍惜这次机会。汉武帝派他出使匈奴，归来后，他口若悬河，却不合武帝意思，被认为是庸才。公孙弘只好告病还家。
　　10年后，汉武帝再次下诏举贤良，公孙弘又背负众望入京。鉴于之前的教训，公孙弘这次“学乖”了，以揣摩上意为能事，皇帝的脸色就是他的行事准则，由此一跃成为皇帝的高级顾问。他在长安城遇到了大儒辕固生，同样应征为博士的辕固生此时已九十高龄，对人对事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洞察力。辕固生从公孙弘的言谈举止中洞察了他的灵魂，并告诫他：“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意思是务必要按照儒家的正统学说事君进言，不要歪曲平生所学以迎合世俗。显然，正学以言便是“君子儒”所为，曲学阿世则是“小人儒”所为。
　　公孙弘却从辕固生的话里得到了另一番“醒悟”。有人在皇帝面前指责他做了大官，每顿却只吃一个荤菜，睡觉只盖一床旧棉被，是极阴险的沽名钓誉行为。他说自己确实有沽名钓誉之嫌，这个弹劾他的人很忠诚，要不然皇帝您怎么会听到对我的这种批评呢？一顿花言巧语说得龙颜大悦。事后他却对那个弹劾者设局构陷，欲除之而后快。朝堂议事，公孙弘尽讲些模棱两可的话，而每次进谏，都事先约好几位大臣一起，先让别人发表意见，自己立在一旁察言观色，以决定哪些话当讲，哪些不当讲，然后迎合拍马，顺水推舟，得武帝欢心。如此，公孙弘果然一路平步青云，七年时间连升三级，位列三公之首。本来，只有侯爵才能担任丞相一职，公孙弘一介布衣，却位极人臣，然后封侯，开创了汉代拜相封侯的先河。为了稳固权位，公孙弘阴险圆滑的一面暴露无遗，先是落井下石杀死主父偃，后又想借刀杀人除掉董仲舒。表面看与人为善，一派正人君子之风，私下却小肚鸡肠，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一个出身贫寒的饱学之士，才干优长，本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一名“君子儒”，却为了功名富贵，非要蝇营狗苟，趋炎附势，道貌岸然中透出虚伪和奴性，堕入人生之陷阱，耐人寻味。“小人儒”尤其污染政治生态，很容易形成“酱缸文化”。为官者更应时刻严格要求自己，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维护一个风清气正的官场环境，如此，“小人儒”便会越来越没有市场，越来越难以立足。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