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评论派”得名于综合性周刊《现代评论》,是192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中国思想文化论坛上的一个重要的自由主义同人团体,也是1920——1930年代以胡适为首的“英美派”自由主义文人的重要一翼。在20世纪初新式学堂和留学生教育兴起的背景之下,“现代评论派”同人大多曾留学英美,他们不仅通过潜心研修形成了英美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与知识系统,并且也受到英美文化与社会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了“英美派”绅士的气质风度。凭借优越的海外留学背景,他们在回国后主要集结于全国最著名的知识与教育中心——北京大学,并成为在各自专业领域中具备话语权威的知识精英。在1920年代中后期,面对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何去何从的宏大历史命题,“现代评论派”以同人刊物《现代评论》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积极的言说。他们以英美自由主义为共同的精神信仰,为中国的现代化设计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图式以及相应的实现路径,在其时相对宽松、自由的思想文化论坛上呈现出独树一帜之处。“现代评论派”探求中国现代转型的图式与路径具有较高的系统性,他们主要从人格精神、思想空间、政治秩序以及生命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人格精神的塑造上,“现代评论派”既着力于倡导人的独立性与自主精神,也特别地提倡容忍异己的雅量,独立与容忍成为有机统一的理想化人格要素。在思想空间的创设上,“现代评论派”既呼吁思想的自由与多元,又倡导以理性对之进行规范和引导。在政治秩序的建构上,旨在保障人权的民主与法治成为该派所理想的政治运行机制。在生命方式的选择上,该派同人在物质与精神、艺术与自由的相互融合中,展示了一种真挚、舒展的心境与自然自在的生命状态。为实现这一理想图式,“现代评论派”设计出长远而具体的渐进主义路径。其中,以反传统为基础、以价值重建为目标的“启蒙”是根本性的路径;同时他们还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在既定的社会秩序中渐进地实现政治改良。在文化问题领域,“现代评论派”主要在教育、文艺、学术等方面展开批评指导与实际的创作,从而为中国现代转型提供相应的思想文化基础;在政治问题领域,该派则在善后会议、“金佛郎案”等舆论干政实践中,试图直接推进社会政治革新。“现代评论派”以及整个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转型方案最终并不被历史所选择。与激进思潮和社会革命风起云涌的现实国情的相互错位,以及与缺失自由的中国文化传统的难以接榫,是其悲剧性际遇的根本原因;同时欧陆政治文化传统对中国现实与历史的亲和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英美派”的生存空间;而在主观上,“现代评论派”等自由知识分子绝少投身实际政治活动的保守姿态、远离“大多数”的精英立场及其仕途情怀与自由人格的相互冲突,使其自由主义学说缺乏实践性的品格,因而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发生较大的实际效用,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话语影响力在知识群体之外是较为微弱的。不过,“现代评论派”的现代化方案作为中国历史转型期的一种参与和建构,又有着合理的地位与意义,尤其是其启蒙理想,不仅是对“五四”的继承,更是在价值理性上对“五四”的超越。而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内部,“现代评论派”不仅是新文化阵营分化后自由主义运动正式兴起阶段的重要一环,并且也成为后起自由主义社团的重要精神源头。在现代性的整体视域中,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启蒙理念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感召力,因而能够与社会主义精神在现代性的追寻上实现互动与对话。同时,超越政治对抗的思想,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法治化民主政治理念,以及其渐进主义的政治改良路径,也对当今朝着现代化行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时过境迁,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反而散发出了烛照现实的思想光芒,而其本身也理应被“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