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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建设美丽的生态环境不仅仅要天蓝水清地绿花香，还要鸟儿飞、马儿跑、鱼儿游……
　　野生动物资源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宝贵财富，是人类社会的必需资源，它具有科学价值、经济价值、观赏价值、文化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等。在地球上，任何一个生物都不可能单独生存，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它们是互相联系、共同生活的。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保护野生动物意味着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石。
　　草原民族千百年来“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方式就是一种人类对自然的适应，是协调人、自然与牲畜三者关系的自然法则。游牧是为了减轻草原人为压力的一种文化生态样式，它确保了牧草和水源生生不息，蒙古族的游牧方式表现出了浓厚的生态气息。
　　古时，蒙古族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颁布了许多法规、法令，使野生动物资源能永续为人所用。如《大札撒》《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喀七旗法典》《卫拉特法典》《喀尔咯吉如姆》《阿拉善蒙古律则》等一系列法典中，都有保护畜群、草原森林资源、野生动物、生态环境等内容，为古代蒙古高原生態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蒙古族从自然和动植物受惠的同时，敬畏自然，珍爱生命，自觉地用习俗、道德自律和立法惩罚的手段保护生物链和自然生态，把一片蓝天绿地和具有生物多样性的草原留给了后代。这些野生动物保护的规定对当今我们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促进人与动物和谐发展仍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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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在我国北方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过去主要信仰萨满教。萨满教崇尚的是自然万物有灵论，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灵魂的，日月星辰、山河树木、花草鸟兽等，都是人们崇拜和保护的对象。古人对大自然有着依赖和恐惧感，以神灵的名义要求人们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进而从这一观念中衍生出系统的生态道德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
　　在这一观念指引下，熊、虎、鹿等动物被神化而加以崇拜。人们认为，动物和人一样，是具有感情、有行为规范和灵性的，是能够保佑赐福人类的，也能惩罚作祟之人。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有些动物还被视为民族的图腾，不能随意捕杀。比如，鹰是达斡尔族的图腾，达斡尔族人认为鹰是有灵魂的，可以保佑莫昆（家族组织）平安，因此不会随意捕杀鹰；鄂温克族猎民除了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需要外，绝不多杀野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游猎生产活动规律，包括游猎线路，什么季节猎取什么动物、采集什么物种，什么季节捕鱼等等；大自然中的动物是鄂伦春人赖以生存的保障，对熊的敬重和膜拜一直延续下来。
　　人们对鹿的崇拜通常是通过举行一系列祭祀活动来表现的。在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中，还有“封鹿”习俗。人们通过一些仪式选中“神鹿”，“神鹿”终身都不可以被乘骑，它死后会被安葬在指定的棚子里。这些习俗对保护动物起到了积极作用。
　　达斡尔族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并遵从了一定的禁忌，这些禁忌对于保护环境是有一定意义的。如猎人外出打猎时，不能直接说熊（“博博克”）和老虎（“塔斯哈”），而是把熊称作“额特尔肯”（意思是老头），把虎称作“诺颜·古热斯”（意思是兽王），除了特殊情况下，不许猎人随意捕杀。
　　历史上，鄂温克族在长期的游牧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按季节划分牧场、进行休草轮牧的传统习惯规则，它有效地保证了草原地貌的恢复和牧业资源的供给。在游牧生产中，鄂温克族人禁止杀掉或卖掉哺乳期的母畜，禁止春季用牲畜的腮骨作游戏，禁止谩骂牲畜；猎人外出打猎时，不许猎杀鸿雁、天鹅、丹顶鹤、黄鼠狼、猫头鹰等，在没有受到熊的攻击情况下绝不许猎杀熊，不吃狗肉、狼肉、狐狸肉等。
　　鄂伦春族在历史上主要以狩猎为主，也形成了许多保护动物、循环利用生态资源的传统。比如，鄂伦春人打猎时不能猎杀正在交配中的兽类、正在孵卵或哺乳的雌性禽兽，也不许打鸿雁、鸳鸯，因为鸿雁、鸳鸯总是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如果打死一只另一只就会因孤独而死。客观上，这些禁忌对保护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是有很大帮助的。
　　崇尚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与行为体现了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人与自然的均衡和谐关系，体现了少数民族古朴而久远的生态智慧，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因此，挖掘和保护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大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要从中汲取绿色生态养料，积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摘自2月11日《中国民族报》。作者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