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划分综合与分类征收的适用范围
　　在确定好征税范围之后，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征管模式的关键是明确哪些所得项目适用综合计税，哪些所得项目适用分类计税。目前，理论界主张的划分依据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按收入的性质划分，劳动性质的所得适用综合计税，资本性质的所得适用分类计税；第二种是按所得的连续性与否划分，具有连续性的所得适用综合计税，不具有连续性的所得适用分类计税；第三种是按所得有无费用扣除标准划分；第四种是按照所得的监控难易程度划分，监控比较容易的适用综合计税，监控较难的适用分类计税。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显然，按照所得的性质划分更有利于调节收入目标的实现。对劳动性质的所得综合计税，做到充分的费用扣除；对资本性质的所得分类计税，实现重点监控，从而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在对现有的11项所得（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稿酬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其他所得）项目划分时，虽然经营所得兼有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性质，但在二者之间进行严格划分并不容易，并且这可能会导致纳税人通过收入性质转化进行避税。基于此，可以考虑将经营所得归入综合征税范围。
　　（三）建立费用扣除标准
　　建立科学合理的费用扣除制度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关键。现有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个人实际支出的不同，对所有人都采用一个标准，显然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比较科学的做法是，设计一套区别对待、因人而异的费用扣除标准，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更好地利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分配。
　　1.综合计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借鉴国际经验，综合计税的费用扣除可以分为成本费用扣除、生计费用扣除和特殊扣除三个方面。
　　（1）成本费用扣除。成本费用指纳税人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必须支付的费用，可以扣除的成本费用必须与取得的收入有直接联系，且是取得该项收入所必需的支出。我国税法对大部分所得都规定了成本费用扣除，比如生产经营所得可以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税金和损失，劳务报酬所得可以享受800元或者20%的扣除。税制改革后，对适用综合计税的所得，仍然可以规定据实扣除成本、费用、税金和损失等，但必须提供相应的支出凭证，不能提供的不得扣除。
　　（2）生计费用扣除。生计费用扣除包括个人基本扣除和家庭生计扣除两部分。个人基本扣除就是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从我国征收个人所得税以来，免征额先后经历了从每月800元到1 600元到2 000元，再到3 500元等多次调整，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为3 500元。但是依靠单纯提高免征额并不能缩小纳税人的贫富差距，恰恰因为免征额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使得个人所得税制没有贯彻量能负担原则。在目前3 500元免征额的情况下，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比例已经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因此不宜再提高免征额，即将生计费用扣除额定为每月3 500元是合适而足够的。
　　之所以一些学者提出个人所得税需要提高免征额，是因为我国免征额的调整常常滞后于经济发展。在通货膨胀经济环境下，如果免征额一直保持不变，实际上是增加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对此，我国政府可借鉴国际经验，实行免征额指数化，将免征额与物价指数挂钩，当通货膨胀率超过一定范围时，及时调整免征额，从而避免由于通货膨胀而加重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
　　生计费用扣除的意义在于从纳税人的毛所得中减除不反映其纳税能力的部分，以剩余的部分为应纳税所得额。从国际经验来看，生计费用的扣除不仅包括对纳税人自己最低生活费用的扣除，还包括对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家庭生计扣除，这样才能较好地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只有个人基本扣除项目，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的家庭负担情况，这是严重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地方。因此，未来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必须增加家庭生计扣除项目，从而更好地反映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
　　根据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应当增加以下家庭生计扣除：一是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已经成年但仍然在接受教育尚未参加工作的子女的，应加计扣除此项支出；二是配偶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可扣除配偶的生计费；三是房贷利息扣除，对居民贷款购买居住性用房而需每月支付的利息，允许从其每月收入中扣除；四是赡养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的老人，可享受加计扣除。实际操作中，由纳税人在年终就综合计税部分申报纳税时提交家庭抚养人口相关情况，对已申请加计扣除的人口不可再与其他纳税人重复合并提出扣除申请。
　　（3）特殊扣除。
　　特殊扣除是指纳税人涉及的医疗、教育等支出项目。从国际经验来看，特殊扣除有两种形式，标准扣除和据实扣除。为了降低征管成本，可以规定由纳税人自由选择扣除方式。选择标准扣除的，按照规定扣除一个合理金额；选择据实扣除的，则要符合扣除条件并提供相应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