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是应对突发疫情最原始、最古老的方法
　　翻看史册，浩浩荡荡人类文明之进程可谓波澜壮阔，从爬行到直立，从新旧石器到青铜，从蛮荒走向文明，历经千万年发展至今，自人类有记载开始，每一次面对重大的突发疫情，都不得不采用最原始、最古老的方法，那就是“隔离”。在古代，对“隔离”也有“离间”之称，所采用的“隔离”，多为收容式为主，譬如在寺庙里，或是在空旷之地架设临时棚舍，开设“隔离所”，古称之为“疠人坊”，专门收治传染病患者。如果疫情严重，官方多会采用强制性隔离，譬如在疫情区封锁各进出道路，派出兵丁镇守，不让人员随意流动，以防疫情进一步扩散，这也成为古今万全之策。
　　《汉书·平帝纪》有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面对疫情发生，官方会专门腾出空余之房舍来隔离患者，同时向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另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载，疫情发生，百姓若发现身边人有染疫之迹象，必须主动保持距离并第一时间向官府报告，患者一旦被官方确诊后，会被强制隔离，关进特殊地方，称之为“疠迁所”，以便切断“疠”病的传染源，这里所谓的“疠”，就是指瘟疫，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记载：“厉大至，民善暴死。”盛唐时期，国力强盛，疫情出现后，长安城内医疗慈善机构甚多，官办有“养疾坊”，民办有“病坊”，寺院办有“悲田坊”或是“福田院”，这些都是专门医治或隔离病人的场所。到南宋时期，官方陆续在各地建立有“安济坊”，疫情发生，视病情轻重，做隔离防染，而且医者还需要做病情记录。明清时期，麻风病肆虐，在南方多地陆续建立麻风病院，收容的麻风病人还可在“隔离区”内，结婚生子，自由生活。
　　当然，在每一次大疫过程中，隔离并不是都能顺利推行，几乎都会遭到各种各样的非议或抵触，也属正常。譬如晋时就有记载，有朝臣家染上瘟疫，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也不得入宫，这种看似十分有效的隔离方法却遭到当时人之讥讽，被认为是“不仁”。
　　人类的发展史，也是同各种疾病、病毒的斗争史
　　人类的发展史，也是同各种疾病的斗争史，典籍中关于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更久远且不说，由邓拓撰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救荒史》，就根据各种可靠的历史资料，运用统计方法，第一次全面探讨了历代发生的疫灾数。根据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比如金朝开兴元年，也就是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
　　再如《北京灾害史》记载，明代的北京地区发生瘟疫计有12个年份，清代发生瘟疫计有17个年份，当时的北京城内每年都有恶性传染病出现，不过没有大规模流行。据抱阳生所编的《甲申朝事小计》记载：“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
　　当然，若是放眼全球，更为可怕，如霍乱、黑死病、斑疹伤寒等，都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造成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敬畏自然就是保护自己
　　在地球这个大家园中，人类总是以“万物之灵”而自居，盲目地认为是地球的主宰，可探索宇宙星空，可深入海底探秘，但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身在其中而受益其中，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极其脆弱的。人类可以发明最先进的武器，用所谓的智慧，对野生动物进行大量的捕獵、杀戮，或烹食、或穿在身上、踩在脚下，但随着一些未知病毒的“闯进”，就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病原体魔盒，这些看不见、摸不着，完全陌生且诡异的“小家伙”们，足可让人类付出最为惨重的代价。
　　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康德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令我们敬畏，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一次次惨重的教训应该让我们警醒，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关爱一切生灵，实际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因为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人类的世界，也是千千万万其他生物的世界。（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