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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常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这时以慢节奏为基调的慢综艺应运而生，衍生出许多节目样态。本文以《向往的生活》为例，分析节目中空间建构以及其与人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情感表征，发现此类慢综艺满足了受众的某些情感需求，推动受众进行自我反思和认同，但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慢综艺;空间;情感;向往的生活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愈加渴望回归平淡。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综艺节目形态，慢综艺的井喷式发展正是由于它为处于城市焦虑语境中的受众建构了一个放松休闲的想象空间和情绪宣泄渠道。
慢综艺中的“慢”最早来源于2009年推出的挪威慢电视。这是一档慢节奏且非常乏味的直播电视节目，但是却意外地吸引了许多受众的注意。由此，衍生出了许多以“慢节奏”为基调的媒介文化产品。
一、慢综艺背后的情感表征
在慢综艺的媒介景观中，去竞技化是其突出的特征。摒弃以往节目中激烈的冲突展现，慢综艺强调真实自然，倡导以情动人，呈现出一种节奏舒缓、画面清新安宁的言说风格，为受众安放内心焦虑，完成自我认同营造了想象的共同空间，极大地满足了当下受众的情感需求。
如今已然步入了“后情感社会”，情感在各个社会学科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性研究，也出现了所谓的“情感转向”。在消费社会的现实语境下，情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媒介产品拥有生产丰富的情感信息和意义空间的手段和可能性，但在节目样态生产中，它们纷纷通过迎合受众的感官刺激来吸引流量，例如综艺真人秀满足受众的窥私欲，竞技节目刺激受众的心理体验。在这样的产业发展模式下，影视媒介和受众之间的沟通逐渐丧失真诚性和有效性。而慢综艺的兴起和爆红正是受众抵抗这种情感被过度包装消费而产生逆反心理的媒介表征。
情感传播更强调对个体情感或大众情感的真实反映。因此慢综艺在创新节目形式和艺术手法的同时，通过更为亲切的叙事方式和内容激发受众反思当下并开释自我，实现影视媒介积极的现实意义。
《向往的生活》2017年推出第一季，成为国内首档纪实型观察类慢综艺。到2019年，已经播放三季，且热度持续不减。其遵从情感的传播模式，以“感性”为基调，始终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故事。节目日常就是三四个固定MC在农家小院的生活状态，为观众勾勒了一幅“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热情好客、和谐自然”的诗意栖居图景，这种生活也是大部分现代人在浮華喧闹下内心想要追求的平静状态。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曾评价到“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在流行一次性消费的社会，一颗颗曾经平静的心不再平静，这一切在多如牛毛的综艺娱乐节目中得到最典型的反映，一切为娱乐而娱乐。然而，越是烦躁不安，人们越是从内心渴望——匆忙的脚步能等一等滞后的灵魂。”在如此背景下，《向往的生活》应运而生，它为受众营造了—个慢节奏的情感影像空间。
二、节目中意涵化的空间场景设置
高楼林立产生的疏离和巨大的工作压力使得人们感怀起乡村悠然自得的生活体验。《向往的生活》作为慢综艺中的典型，将人们普遍向往的各类生活场景片段以媒介化的形式汇聚在一起，集中展现在“蘑菇屋”这一空间环境下，唤起大众关于乡愁的情感共鸣。
（一）自然化的场景呈现
《向往的生活》中没有过多预先设置的节目冲突，只是让故事以生活化的方式自然发生，呈现平静却有趣的舒缓节奏和画面，引导大众追寻心中的净土和乡土文化记忆。
《向往的生活》的拍摄视角植根于乡村空间，节目场景的设置围绕“蘑菇屋”展开。为了还原最真实的乡村风光，尽可能地贴近田园生活，节目组提前许久打造“蘑菇屋”，并且在屋子附近的田野里种下稻谷粮食。我们可以在节目中看到山水、田园，也能很快地融入其中，温馨的“蘑菇屋”、满院子的牲畜、大片的菜地谷物、热情的村民邻居和热闹的超市，聚合在一起，在不断变化的镜头呈现中营造出了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衍生了受众乡愁情结的空间感。
（二）城乡空间的影像交织
在列斐伏尔的观点里，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它不是纯粹的物质容器。它带有意图，如同商品的生产一样，是在政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下生产出来的。因此，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空间可以蕴含丰富的意义。
在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角色主要的生活场所“蘑菇屋”是节目组提前打造的乡村空间，并且一季比一季要宽敞明亮，但没有变化的是，每一季都会有一个小院子，有菜地和池塘。从外部场景来看，这些场景具有强烈的乡村气息，但是走进内部细心查看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乡村。房屋内部的装饰风格其实更偏于文艺，更像是一个精心打造的民宿。例如在家具的选择上，有榻榻米和相对比较低矮的凳椅;而在整个家居的色彩上，呈现了宁静和谐的日式风格，这些都是和中国传统乡村房屋风格不一致的。整个场景给人的感受是一种小资情调的田园生活。其内核就是现代城市生活在农村的“浓缩景观”。
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场域在节目里共融，也形成了节目的文化结构。《向往的生活》是当今大众内心渴求的一个“乌托邦”，它不是单纯地宣扬回归乡村，而是在呼唤反思和认同。通过影像化的娱乐呈现，唤起大众关于乡村和童年的集体记忆，在城市生活压力下回归生活本身，从而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
三、基于传统家庭邻里关系的角色构建和交往模式
节目在特定的生活场景下通过三四个MC、每期不固定的嘉宾以及他们所带来的“礼物”和各种小动物，将传统家庭关系和邻里交往融入到了角色的构建和媒介话语表达中，为受众展现了田园生活景象。
（一）传统家庭模式的分工合作
三四位固定MC（三季之间有所变化）身上都带着过去的职业形象和自身性格所赋予的象征化符号，在此节目中经过媒介的编排和重构，“自然地”形成了中国传统家庭式结构。黄磊充当相对权威和全能的“父亲”角色，何炅关照着“蘑菇屋”的每一个人，成为家庭里操心的“母亲”，第一季中的刘宪华生长于国外欠缺生活经验，在节目中惯用单纯的视角观察周围环境，也在节目中渐渐成长懂得人情世故，因此他扮演的是“家中孩子”的角色。而节目第二季增加了彭昱畅，增添了“弟弟”角色。到了第三季，又增添了“妹妹”张子枫，而大哥刘宪华的缺席被说成是离家上学。孩子来来去去，父母始终在家等待，这样的互动再现了传统家庭的生活形态，是现实生活的影像反映。在这样的框架下，每期变化的嘉宾会碰撞出令人惊喜的火花，使得节目结构在趋向稳定的情况下又不乏一些戏剧冲突。
（二）回归本真的待客之道
节目中，主人和邻里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之间的互动也是中国“熟人社会”的表现。“蘑菇屋”的主人们会用自己的农作物去和邻居们交换食物，会向他们借各种工具，也会在家门口和小路边驻足谈天，这些都是生活常态化的表现。
同时到访的客人也都与“蘑菇屋”的主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身上都带有情感性的标签，例如王中磊和黄磊的友情、何炅和金龟子的知遇情、大张伟和刘宪华的知己情、彭昱畅和魏大勋的兄弟情等。所有嘉宾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前来，将自己的欢乐和困惑通过节目表达和传递出来。
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茶余饭后轻松自在地聊天和游戏，表现了现实生活里亲情、爱情、友情等重要元素，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受众在现实中缺乏对话交流等给予了心理补偿。受众通过“以镜观我”的方式接收节目中呈现的间接经验，对照自我，在节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形成情感共鸣，进而完善自我认同。
结语
《向往的生活》将拍摄场景限定在远离城市的乡村中，在一个封闭的时空环境里构建出了一个“乌托邦”。这确实满足了受众的某些情感需求，给受众美好的怀想提供了现实想象空间，兼具娱乐和现实意义。
但是在如今这个媒介化的环境下，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乡愁情绪其实也是被媒介刻意美化的“近似桃源”的乡村自然生活所触发的，这是一种对于城市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失落的弥补。而以此建构的以怀旧为中心的情感结构会不会只是一种无谓的情感宣泄，节目中关于“诗与远方”的媒介影像书写能否支持大众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成为大众的心灵栖息地，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在国内的慢综艺节目中，获得了良好的收视和口碑的《向往的生活》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商业合作痕迹明显，虽然节目中对于植入广告已经尽可能地以诙谐搞笑的形式呈现，但并不全是自然的生活场景和状态。反观韩国的慢综艺《孝利家民宿》，有许多长时间的关于人发呆以及环境轮换的空镜头，用这些精湛的艺术剪辑反映人物内心的情绪变化。由此，国内的慢综艺还是没有完全“慢下来”。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责编：周蕾
[关键词]慢综艺;空间;情感;向往的生活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愈加渴望回归平淡。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综艺节目形态，慢综艺的井喷式发展正是由于它为处于城市焦虑语境中的受众建构了一个放松休闲的想象空间和情绪宣泄渠道。
慢综艺中的“慢”最早来源于2009年推出的挪威慢电视。这是一档慢节奏且非常乏味的直播电视节目，但是却意外地吸引了许多受众的注意。由此，衍生出了许多以“慢节奏”为基调的媒介文化产品。
一、慢综艺背后的情感表征
在慢综艺的媒介景观中，去竞技化是其突出的特征。摒弃以往节目中激烈的冲突展现，慢综艺强调真实自然，倡导以情动人，呈现出一种节奏舒缓、画面清新安宁的言说风格，为受众安放内心焦虑，完成自我认同营造了想象的共同空间，极大地满足了当下受众的情感需求。
如今已然步入了“后情感社会”，情感在各个社会学科中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性研究，也出现了所谓的“情感转向”。在消费社会的现实语境下，情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媒介产品拥有生产丰富的情感信息和意义空间的手段和可能性，但在节目样态生产中，它们纷纷通过迎合受众的感官刺激来吸引流量，例如综艺真人秀满足受众的窥私欲，竞技节目刺激受众的心理体验。在这样的产业发展模式下，影视媒介和受众之间的沟通逐渐丧失真诚性和有效性。而慢综艺的兴起和爆红正是受众抵抗这种情感被过度包装消费而产生逆反心理的媒介表征。
情感传播更强调对个体情感或大众情感的真实反映。因此慢综艺在创新节目形式和艺术手法的同时，通过更为亲切的叙事方式和内容激发受众反思当下并开释自我，实现影视媒介积极的现实意义。
《向往的生活》2017年推出第一季，成为国内首档纪实型观察类慢综艺。到2019年，已经播放三季，且热度持续不减。其遵从情感的传播模式，以“感性”为基调，始终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故事。节目日常就是三四个固定MC在农家小院的生活状态，为观众勾勒了一幅“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热情好客、和谐自然”的诗意栖居图景，这种生活也是大部分现代人在浮華喧闹下内心想要追求的平静状态。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章友德曾评价到“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在流行一次性消费的社会，一颗颗曾经平静的心不再平静，这一切在多如牛毛的综艺娱乐节目中得到最典型的反映，一切为娱乐而娱乐。然而，越是烦躁不安，人们越是从内心渴望——匆忙的脚步能等一等滞后的灵魂。”在如此背景下，《向往的生活》应运而生，它为受众营造了—个慢节奏的情感影像空间。
二、节目中意涵化的空间场景设置
高楼林立产生的疏离和巨大的工作压力使得人们感怀起乡村悠然自得的生活体验。《向往的生活》作为慢综艺中的典型，将人们普遍向往的各类生活场景片段以媒介化的形式汇聚在一起，集中展现在“蘑菇屋”这一空间环境下，唤起大众关于乡愁的情感共鸣。
（一）自然化的场景呈现
《向往的生活》中没有过多预先设置的节目冲突，只是让故事以生活化的方式自然发生，呈现平静却有趣的舒缓节奏和画面，引导大众追寻心中的净土和乡土文化记忆。
《向往的生活》的拍摄视角植根于乡村空间，节目场景的设置围绕“蘑菇屋”展开。为了还原最真实的乡村风光，尽可能地贴近田园生活，节目组提前许久打造“蘑菇屋”，并且在屋子附近的田野里种下稻谷粮食。我们可以在节目中看到山水、田园，也能很快地融入其中，温馨的“蘑菇屋”、满院子的牲畜、大片的菜地谷物、热情的村民邻居和热闹的超市，聚合在一起，在不断变化的镜头呈现中营造出了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衍生了受众乡愁情结的空间感。
（二）城乡空间的影像交织
在列斐伏尔的观点里，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它不是纯粹的物质容器。它带有意图，如同商品的生产一样，是在政治性和策略性的规划下生产出来的。因此，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空间可以蕴含丰富的意义。
在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角色主要的生活场所“蘑菇屋”是节目组提前打造的乡村空间，并且一季比一季要宽敞明亮，但没有变化的是，每一季都会有一个小院子，有菜地和池塘。从外部场景来看，这些场景具有强烈的乡村气息，但是走进内部细心查看就会发现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乡村。房屋内部的装饰风格其实更偏于文艺，更像是一个精心打造的民宿。例如在家具的选择上，有榻榻米和相对比较低矮的凳椅;而在整个家居的色彩上，呈现了宁静和谐的日式风格，这些都是和中国传统乡村房屋风格不一致的。整个场景给人的感受是一种小资情调的田园生活。其内核就是现代城市生活在农村的“浓缩景观”。
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场域在节目里共融，也形成了节目的文化结构。《向往的生活》是当今大众内心渴求的一个“乌托邦”，它不是单纯地宣扬回归乡村，而是在呼唤反思和认同。通过影像化的娱乐呈现，唤起大众关于乡村和童年的集体记忆，在城市生活压力下回归生活本身，从而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
三、基于传统家庭邻里关系的角色构建和交往模式
节目在特定的生活场景下通过三四个MC、每期不固定的嘉宾以及他们所带来的“礼物”和各种小动物，将传统家庭关系和邻里交往融入到了角色的构建和媒介话语表达中，为受众展现了田园生活景象。
（一）传统家庭模式的分工合作
三四位固定MC（三季之间有所变化）身上都带着过去的职业形象和自身性格所赋予的象征化符号，在此节目中经过媒介的编排和重构，“自然地”形成了中国传统家庭式结构。黄磊充当相对权威和全能的“父亲”角色，何炅关照着“蘑菇屋”的每一个人，成为家庭里操心的“母亲”，第一季中的刘宪华生长于国外欠缺生活经验，在节目中惯用单纯的视角观察周围环境，也在节目中渐渐成长懂得人情世故，因此他扮演的是“家中孩子”的角色。而节目第二季增加了彭昱畅，增添了“弟弟”角色。到了第三季，又增添了“妹妹”张子枫，而大哥刘宪华的缺席被说成是离家上学。孩子来来去去，父母始终在家等待，这样的互动再现了传统家庭的生活形态，是现实生活的影像反映。在这样的框架下，每期变化的嘉宾会碰撞出令人惊喜的火花，使得节目结构在趋向稳定的情况下又不乏一些戏剧冲突。
（二）回归本真的待客之道
节目中，主人和邻里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之间的互动也是中国“熟人社会”的表现。“蘑菇屋”的主人们会用自己的农作物去和邻居们交换食物，会向他们借各种工具，也会在家门口和小路边驻足谈天，这些都是生活常态化的表现。
同时到访的客人也都与“蘑菇屋”的主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身上都带有情感性的标签，例如王中磊和黄磊的友情、何炅和金龟子的知遇情、大张伟和刘宪华的知己情、彭昱畅和魏大勋的兄弟情等。所有嘉宾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前来，将自己的欢乐和困惑通过节目表达和传递出来。
节目中主持人和嘉宾茶余饭后轻松自在地聊天和游戏，表现了现实生活里亲情、爱情、友情等重要元素，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受众在现实中缺乏对话交流等给予了心理补偿。受众通过“以镜观我”的方式接收节目中呈现的间接经验，对照自我，在节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形成情感共鸣，进而完善自我认同。
结语
《向往的生活》将拍摄场景限定在远离城市的乡村中，在一个封闭的时空环境里构建出了一个“乌托邦”。这确实满足了受众的某些情感需求，给受众美好的怀想提供了现实想象空间，兼具娱乐和现实意义。
但是在如今这个媒介化的环境下，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乡愁情绪其实也是被媒介刻意美化的“近似桃源”的乡村自然生活所触发的，这是一种对于城市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失落的弥补。而以此建构的以怀旧为中心的情感结构会不会只是一种无谓的情感宣泄，节目中关于“诗与远方”的媒介影像书写能否支持大众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成为大众的心灵栖息地，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在国内的慢综艺节目中，获得了良好的收视和口碑的《向往的生活》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商业合作痕迹明显，虽然节目中对于植入广告已经尽可能地以诙谐搞笑的形式呈现，但并不全是自然的生活场景和状态。反观韩国的慢综艺《孝利家民宿》，有许多长时间的关于人发呆以及环境轮换的空镜头，用这些精湛的艺术剪辑反映人物内心的情绪变化。由此，国内的慢综艺还是没有完全“慢下来”。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