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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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收回”香港澳门不是一项简单的政策,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复杂战略.中国政府一方面对港澳地位前途不做公开承诺,最大可能地争取英国实行有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港澳工作,加强中国政府在港澳地区的实际存在.新中国的港澳工作继承了此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传统,同时又发展出了适应港澳环境的新特点,如实行内外有别的工作方式,将港澳工作与内地工作区别开来,仅向港澳同胞宣传爱国主义,拉近他们与祖国的情感联系,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内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适应英葡法律环境、不以推翻殖民统治为目标的维权活动及合法斗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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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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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收回”香港澳门不是一项简单的政策,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复杂战略.中国政府一方面对港澳地位前途不做公开承诺,最大可能地争取英国实行有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港澳工作,加强中国政府在港澳地区的实际存在.新中国的港澳工作继承了此前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传统,同时又发展出了适应港澳环境的新特点,如实行内外有别的工作方式,将港澳工作与内地工作区别开来,仅向港澳同胞宣传爱国主义,拉近他们与祖国的情感联系,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内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适应英葡法律环境、不以推翻殖民统治为目标的维权活动及合法斗争等.本文根据现有史料和研究成果,概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港澳工作的方方面面.
其他文献
1930年贺麟发表了论朱子与黑格尔太极说的文章,张荫麟即作了评议和讨论.1934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出版,张荫麟又对其中所述的朱子太极动静说提出了意见.1938年张荫麟以对冯友兰书中朱子太极动静说的意见为基础,发表了关于这一讨论的专论文章,贺麟则对之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评议,使得相关讨论更为深化.这一轮关于朱子哲学的讨论,其中涉及广泛的比较哲学讨论和对朱子哲学理之动静观点的理解诠释,很值得进一步加以推进.
列宁帝国主义论兼具“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意蕴.事实上,这一理论在帝国主义时代首先强调的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服务,其实践要义是批判、反对并超越帝国主义.在实践原则、策略及其运用上,列宁帝国主义论坚持原则性和策略性的辩证统一,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主张革命与建设并举、反对资本与利用资本相结合;在实践精神上,列宁帝国主义论坚持批判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主张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机会主义,大力倡导国际主义精神;在实践影响上,列宁帝国主义论倡导推动俄国革命从一国到世界范围的空间跃迁.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始终坚持继
朱学范是国际知名的工运领导人,也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1948年2月,他从欧洲辗转来到东北解放区,投身于人民民主革命阵营,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在当时的民主人士中起到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梳理1947年11月至1948年5月期间朱学范的相关史迹文献,探讨朱学范是如何认识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提出的革命领导权问题,并成为较早提出民主党派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加人民民主革命,共同完成民主建国任务这一重要观点的民主党派领导人.
“预定论”是新教神学中的基本教义,也是新教神学家解决恩典、救赎等问题的根本途径.作为一个与新教颇具渊源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构建了一种与预定论多有相似之处的决定论理论.以这些相似性为契机,有研究者认为斯宾诺莎是在新教预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决定论思想,有人甚至把他视为一个新教哲学家.然而,通过对这两种理论进行对比,我们发现,无论在精神气质、思想前提,还是在具体内涵等方面,二者均有深刻差异.斯宾诺莎所坚持的并非预定论思路上的决定论,也不以新教的预定论作为其直接的理论渊源.
道德临界空间是道德善恶发生质态转化的空间场域.道德主体根据自己能够承受的恶的极限与善的极限设置临界空间的道德边界,通过内隐约定维持道德临界空间的结构完整.道德临界空间是价值空间、契约空间和博弈空间,呈现出公共性与私人性、同位性与错位性、对称性与非对称性的空间样态,临界空间中善的临界点与恶的临界点的空间位置,表征着主体的道德境界与道德水平.道德临界空间为主体提供了可以量度的道德行动边界,让主体在不突破对象性主体临界点的道德选择中获得自由的道德生长.可以说,共同体道德秩序的建构就是维持道德临界空间的平衡,通过
在《资本论》及手稿、《哲学的贫困》等文本中,马克思认为机器是基于工具与使用者的、并能够通过组合和分工形成更大生产规模的整体化技术装置.而近年来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其与传统的机器概念和理论产生了张力.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传统机器的结构与功能进行了超越;另一方面,它凭借人自身的机器化以及其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并未脱离“机器”的概念范畴.马克思的机器理论和“一般智力”理论不仅能够对当下的人工智能现象进行审视,同样能够从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展望.马克思机器理论与人工智能的两相
当今世界,代表资本利益、以多党竞争型代议制为标志的西式民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嚣尘上,但存在诸多弊端.而社会主义运动在苏东剧变后,需要在政党制度方面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如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需要不走老路、拒绝邪路,根据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坚持并完善执政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型协商民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定能克服西式多党竞争型代议制民主的弊端,弥补苏联模式一党制的不足,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从制度上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在中华大地创
普通人类知识在实践运用中出现自然辩证法,引发对定言命令有效性的怀疑,使纯粹实践理性批判成为必要.纯粹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追问三个问题,防止实践理性的僭越,确立了定言命令演绎的实践的立场.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前面三节,说明道德法则除了自由之外,别无根据;自由除了道德法则之外,没有其他基础;追问对道德法则的兴趣,容易把情感当作道德法则的根据.这些观点与《实践理性批判》是一致的.康德从一开始就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演绎定言命令,也没有出现主流学界所批判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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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历史上,处于思想最高层的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似乎是两条平行线,直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通过实践的观点,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使其发生交互作用.如果说人类现实的实践活动及其社会历史,就是从“自然”到“自由”并在两者之间循环往复,那么,孕育于其中的人类的思想理论特别是哲学,则是从“经验”到“信仰”并在这两者之间循环往复.因而,本文在论述社会实践作为从自然选择到自由王国的摆渡者的同时,就必定会关联着对唯物史观的与现代人的命运的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