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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人们经常把出国当成发财致富的道路．为此宁愿负债甚至偷渡。但2名意大利最重要报纸的记者却通过他们的追踪考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欧洲人视角的中国移民生存现状。
过去的日子虽然苦，却更幸福
对于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来说，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好时候了，老移民们对这一点十分肯定：他们比以前富裕了，子女比父辈生活更好了，可是过去的日子虽然苦却幸福。20世纪90年代，人们欣赏亚洲人的工作态度，愿意和他们建立合作关系和友情。今天，有关中国人的新闻里，总会有黑社会的影子；在意大利的中国人的企业里，都能嗅到仿造的气味。
张先生还清楚记得90年代初那些美好的时光。他曾在姐姐的餐厅里刷盘子，妻子伊拉利亚在米兰尽可能多地到处打扫楼梯。两个3岁和4岁的孩子整个下午自己待在家里：
“我们在瓦格纳广场的家，楼下住着一对老夫妻。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根本熬不过来。每天下午他们上楼，敲开我家的门，给孩子们端来热可可，帮助两个独自在家的小孩。”
张家如今生活在都灵，他们买了一套很好的房子，经营一家女性内衣批发店。但15年间旋律变了音调，在街上再也没人跟他们打招呼了，一栋楼里住着的老年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当住在楼上的先生敲门进来的时候，张家以为这是一个友好的访问，没等他们递上咖啡，客人的问话使气氛变得凝重，可见时代的变迁：
“我在院子里捡到这块牛仔布，你们把缝纫机藏哪儿啦？”
想想90年代初那些邻居，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黄嘴脸，滚回你自己家去！
万先生来意大利有27年了。他是个企业家，据说很成功，当我们问起是否还记得刚来意大利时的情景，他如数家珍：
“帕维亚笼罩在雾中，我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打工的地方。”
孤身一人，不会说一句意大利语：“我永远不会忘记，只要随便向一个路人寻求帮助，他就会把我带到要去的工厂。”
许多年过去了，万先生看到他的技术进出口公司开花结果，养大了3个孩子，而且孩子们难以回答哪种语言对他们更容易，意大利语还是中文。同时万先生也悲哀地看到，意大利人的待客态度在转变：
“今天，如果我去佛罗伦萨，询问去韦奇奥官的路，我没有语言障碍，但没有人会回答我。”
对于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美好时光确实一去不复返了，淘金胜地快要变成社会和人类的陷阱了。生意还好，其他的都不好：
“去年4月份，”万先生说，“我到米兰的圣保罗医院做胃镜。
本来就紧张，在等医生看病的时候，来了一名护士，指着我吼道：‘我在电视里看见你了，上个星期你在萨勒匹路叫喊着对抗意大利，现在你到这儿来看病，滚回你家去，你，还有所有跟你一样的黄嘴脸！’”
“你们选择不理解我们”
换句话说，昨天，中国人的劳累因同情而得到减缓；今天，中国人的成功因敌意而被损害。让我们来看看成功的状况：中国人在意大利的外国居民中占5%，根据意大利商会联盟的统计，7个外国企业中有1个是中国人的，并且最近5年以154%的速度在增长。比如说普拉托的徐秋林：时装品牌吉佩尔的创始人，第一个进入意大利工业协会的中国企业家。再比如年轻的张方瑞，学会了石材加工工艺，26岁就拥有了两个公司，在全意大利销售珍贵的石材。但是，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获得尊重的保障。
黑社会、仿造，直至米兰市中心堵塞人行道的手推车，所有这些都在损害着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关系，这个他们选择在此生活、工作和生儿育女的国家。
“非常遗憾！”毛强叹息道。
他是来自南京的电子工程师，住在布里安扎有20年了，已获得意大利国籍13年，包括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当我们问他，中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关系有哪里不对劲时，他似乎后悔拿了意大利护照：
“在这里我生活得很好，工作上得到赏识，孩子们从没遇到什么问题。但每次我打开报纸，总有一种感觉：你们选择不理解我们。”
我们不理解他们？
在意大利人眼里，那个逐年增大、现在已经成为欧洲最大华人社会的群体，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神秘未知。在罗马，在普拉托或者米兰，他们在新年里挥狮舞龙，其余的时间似乎给人的印象模糊不清，总能让观察他们的人恼怒，咕哝咕哝，弄不明白。
在意大利的主要移民，特征一栏都有明确的标识：对穆斯林，我们的偏见像水晶一样清晰；阿尔巴尼亚人，我们指责他们暴力；吉卜赛人是偷窃；中国人主要是神秘。他们在自己的批发商铺的阴影里活动，消失在餐厅后厨和车间，干活、挣钱，他们没别的企图，但是他们有可怕的群体力量。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存在单个的中国人了，现在只有一群中国人：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一队能量激昂的劳动大军，脸上毫无表情，搞不清楚是高兴还是沮丧。干活，干活，干活。如果我们对中国人一无所知，说到底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不说我们的语言，不喜欢我们的饮食，也不给英特、米兰或尤文图斯喝彩，只知道干活。
中国人永远不死？
到处都有中国人，可我们却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从雾中浮现出什么，那就是令人担忧的、负面和怪异的传闻：不说我们的语言，只跟他们自己人待在一起，什么都吃，或者，什么都做给我们吃。可是，我们还是在原地转圈子。
中国人的神秘在挑战逻辑，在折磨大脑。文燕陶窦是金融专家，移民的女儿。她对我们说：
在一次晚宴上，“聊的时候大家很亲热。通常我是一群人中唯一的中国人，在最后快喝咖啡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律师对我眨眨眼，压低声音说：‘对不起向你问个问题，但是……怎么说呢……是真的吗？中国人永远不死？’”
真是不可想象：在晚宴上向同桌的中国人问这种问题，那得有多么强烈的好奇心。那个律师接着说：
“从没见中国人的葬礼……”
仔细想想，也不常见秘鲁人、摩洛哥人或塞内加尔人的葬礼。其实，文燕陶窦的爷爷2000年因暴病去世，葬在米兰纪念墓园。
中国人死得很少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的统计，意大利人的死亡率是9.9‰，外国人的死亡率是1.2‰，至少低8倍。《统计报告》里说：“外国人的死亡率非常低，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比意大利人年轻很多。”
就中国人的情况来说，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他们在外国人中属于更年轻的部分，病人和老年人更愿意返回祖国。“对中国人来说，移民国外是一个谨慎的人生选择，只有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很多人在出发之前，都会去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众人的流言蜚语，为了哗众取宠，有时候会使用“中国人永远不死”这个传说。2006年春天，在都灵有一个中国人的隆重葬礼：林先生，新凤凰餐馆的大老板，在华人社会享有很高声望。第二天，多疑者动用言论自由：
“18辆车没有一具尸体？”
简直是巨大的胡话，连莫林内特医院都出来辟谣，可怜的林几天前在该医院死去。但世界就是这样，当懒惰和想象力在纸面上相遇的时候：“栽赃给中国人，刊出！”
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事情发生在2002年的11月份，监察员贝朗特，都灵警察局东方人犯罪科的权威专家。他最要好的中国朋友的母亲因病去世，“一份报纸的标题是《中国人也会死》。可以想象死者的儿子看后会怎么想”。
这位先生是个商人，融入了这里的社会，也得到了一定的财富，也许他开始思考，是否选错了国家。
（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不死的中国人”：他们干活，挣钱，改变着意大利，因此令当地人害怕》 作者：[意]拉菲尔·欧利阿尼 等 译者：邓京红）
过去的日子虽然苦，却更幸福
对于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来说，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好时候了，老移民们对这一点十分肯定：他们比以前富裕了，子女比父辈生活更好了，可是过去的日子虽然苦却幸福。20世纪90年代，人们欣赏亚洲人的工作态度，愿意和他们建立合作关系和友情。今天，有关中国人的新闻里，总会有黑社会的影子；在意大利的中国人的企业里，都能嗅到仿造的气味。
张先生还清楚记得90年代初那些美好的时光。他曾在姐姐的餐厅里刷盘子，妻子伊拉利亚在米兰尽可能多地到处打扫楼梯。两个3岁和4岁的孩子整个下午自己待在家里：
“我们在瓦格纳广场的家，楼下住着一对老夫妻。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根本熬不过来。每天下午他们上楼，敲开我家的门，给孩子们端来热可可，帮助两个独自在家的小孩。”
张家如今生活在都灵，他们买了一套很好的房子，经营一家女性内衣批发店。但15年间旋律变了音调，在街上再也没人跟他们打招呼了，一栋楼里住着的老年人，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当住在楼上的先生敲门进来的时候，张家以为这是一个友好的访问，没等他们递上咖啡，客人的问话使气氛变得凝重，可见时代的变迁：
“我在院子里捡到这块牛仔布，你们把缝纫机藏哪儿啦？”
想想90年代初那些邻居，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黄嘴脸，滚回你自己家去！
万先生来意大利有27年了。他是个企业家，据说很成功，当我们问起是否还记得刚来意大利时的情景，他如数家珍：
“帕维亚笼罩在雾中，我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打工的地方。”
孤身一人，不会说一句意大利语：“我永远不会忘记，只要随便向一个路人寻求帮助，他就会把我带到要去的工厂。”
许多年过去了，万先生看到他的技术进出口公司开花结果，养大了3个孩子，而且孩子们难以回答哪种语言对他们更容易，意大利语还是中文。同时万先生也悲哀地看到，意大利人的待客态度在转变：
“今天，如果我去佛罗伦萨，询问去韦奇奥官的路，我没有语言障碍，但没有人会回答我。”
对于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人，美好时光确实一去不复返了，淘金胜地快要变成社会和人类的陷阱了。生意还好，其他的都不好：
“去年4月份，”万先生说，“我到米兰的圣保罗医院做胃镜。
本来就紧张，在等医生看病的时候，来了一名护士，指着我吼道：‘我在电视里看见你了，上个星期你在萨勒匹路叫喊着对抗意大利，现在你到这儿来看病，滚回你家去，你，还有所有跟你一样的黄嘴脸！’”
“你们选择不理解我们”
换句话说，昨天，中国人的劳累因同情而得到减缓；今天，中国人的成功因敌意而被损害。让我们来看看成功的状况：中国人在意大利的外国居民中占5%，根据意大利商会联盟的统计，7个外国企业中有1个是中国人的，并且最近5年以154%的速度在增长。比如说普拉托的徐秋林：时装品牌吉佩尔的创始人，第一个进入意大利工业协会的中国企业家。再比如年轻的张方瑞，学会了石材加工工艺，26岁就拥有了两个公司，在全意大利销售珍贵的石材。但是，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获得尊重的保障。
黑社会、仿造，直至米兰市中心堵塞人行道的手推车，所有这些都在损害着他们与这个国家的关系，这个他们选择在此生活、工作和生儿育女的国家。
“非常遗憾！”毛强叹息道。
他是来自南京的电子工程师，住在布里安扎有20年了，已获得意大利国籍13年，包括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当我们问他，中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关系有哪里不对劲时，他似乎后悔拿了意大利护照：
“在这里我生活得很好，工作上得到赏识，孩子们从没遇到什么问题。但每次我打开报纸，总有一种感觉：你们选择不理解我们。”
我们不理解他们？
在意大利人眼里，那个逐年增大、现在已经成为欧洲最大华人社会的群体，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神秘未知。在罗马，在普拉托或者米兰，他们在新年里挥狮舞龙，其余的时间似乎给人的印象模糊不清，总能让观察他们的人恼怒，咕哝咕哝，弄不明白。
在意大利的主要移民，特征一栏都有明确的标识：对穆斯林，我们的偏见像水晶一样清晰；阿尔巴尼亚人，我们指责他们暴力；吉卜赛人是偷窃；中国人主要是神秘。他们在自己的批发商铺的阴影里活动，消失在餐厅后厨和车间，干活、挣钱，他们没别的企图，但是他们有可怕的群体力量。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存在单个的中国人了，现在只有一群中国人：我们眼前出现的是一队能量激昂的劳动大军，脸上毫无表情，搞不清楚是高兴还是沮丧。干活，干活，干活。如果我们对中国人一无所知，说到底是他们的过错：他们不说我们的语言，不喜欢我们的饮食，也不给英特、米兰或尤文图斯喝彩，只知道干活。
中国人永远不死？
到处都有中国人，可我们却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从雾中浮现出什么，那就是令人担忧的、负面和怪异的传闻：不说我们的语言，只跟他们自己人待在一起，什么都吃，或者，什么都做给我们吃。可是，我们还是在原地转圈子。
中国人的神秘在挑战逻辑，在折磨大脑。文燕陶窦是金融专家，移民的女儿。她对我们说：
在一次晚宴上，“聊的时候大家很亲热。通常我是一群人中唯一的中国人，在最后快喝咖啡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律师对我眨眨眼，压低声音说：‘对不起向你问个问题，但是……怎么说呢……是真的吗？中国人永远不死？’”
真是不可想象：在晚宴上向同桌的中国人问这种问题，那得有多么强烈的好奇心。那个律师接着说：
“从没见中国人的葬礼……”
仔细想想，也不常见秘鲁人、摩洛哥人或塞内加尔人的葬礼。其实，文燕陶窦的爷爷2000年因暴病去世，葬在米兰纪念墓园。
中国人死得很少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在2006年的统计，意大利人的死亡率是9.9‰，外国人的死亡率是1.2‰，至少低8倍。《统计报告》里说：“外国人的死亡率非常低，是因为他们的年龄比意大利人年轻很多。”
就中国人的情况来说，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他们在外国人中属于更年轻的部分，病人和老年人更愿意返回祖国。“对中国人来说，移民国外是一个谨慎的人生选择，只有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因此，很多人在出发之前，都会去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众人的流言蜚语，为了哗众取宠，有时候会使用“中国人永远不死”这个传说。2006年春天，在都灵有一个中国人的隆重葬礼：林先生，新凤凰餐馆的大老板，在华人社会享有很高声望。第二天，多疑者动用言论自由：
“18辆车没有一具尸体？”
简直是巨大的胡话，连莫林内特医院都出来辟谣，可怜的林几天前在该医院死去。但世界就是这样，当懒惰和想象力在纸面上相遇的时候：“栽赃给中国人，刊出！”
形式不同但实质一样的事情发生在2002年的11月份，监察员贝朗特，都灵警察局东方人犯罪科的权威专家。他最要好的中国朋友的母亲因病去世，“一份报纸的标题是《中国人也会死》。可以想象死者的儿子看后会怎么想”。
这位先生是个商人，融入了这里的社会，也得到了一定的财富，也许他开始思考，是否选错了国家。
（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不死的中国人”：他们干活，挣钱，改变着意大利，因此令当地人害怕》 作者：[意]拉菲尔·欧利阿尼 等 译者：邓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