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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8月26日对陕西省安全监督管理局原局长、党组书记杨达才而言终生难忘，他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不经意间的一个笑容竟会衍变为仕途道路上的催命符。
“事故现场，官员满面笑容、情绪稳定。”这是网友“@JadeCong”在翻阅8·26陕西特大交通事故的图片新闻后发布的一条微博。该微博被广泛转发后，杨达才的这个不合时宜的微笑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强烈不满，36人死亡的惨剧与冷血官员的微笑形成鲜明对比，网友们对他的人肉搜索大幕随即开启。
仅仅一天，杨达才的五块上镜率颇高的手表便被一一“起底”：第一块，6.5万元左右的蚝式恒动系列劳力士；第二块，3.4万元至3.5万元之间的欧米茄；第三块：江诗丹顿18K玫瑰金表壳，市场估计在20万元至40万元；第四块：欧米茄，价格3万多元到4万元；第五块：雷达全陶瓷，市值估计3万元。
而这条微博发布不到一天即被转发14531次，引发评论5350条。杨达才因此被网民戏称为“表哥”，这些鉴表图片也迅速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许多网友都猜测杨达才本人有贪污腐败的重大嫌疑。最终，他因身陷“微笑门”和“名表门”而被撤职调查。
在“表哥门”事件后，许多官员的手表、眼镜、皮带、香烟等都得到了网友们的“青睐”，这些身外之物也成了官员财产“公示”的一大途径。不少网友戏谑道：“当官的也该学学包装了，名牌装身怎会不露马脚？”
“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对官员形象的期待也会越来越高，他们对公务人员的举止、谈吐以及行为文明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为严格，这很正常。”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兰荣杰告诉记者，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外包装”，但近来频频发生的对官员的人肉搜索主要是由公众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所导致。而要治疗这种情绪、改善官员形象，就需要对官员形象危机这个话题抽丝剥茧。
社会倒逼机制逐步形成
“事实上，官员形象危机的产生与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密不可分。政府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直接面对公众，接受来自公众的博弈；而公众对政府执政行为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他们考评政府行为的积极性亦不断上涨。”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告诉记者，当老百姓心中对政府的一些负面看法积少成多时，就会对政府产生一种倒逼，这时政府就必须去考虑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然后再根据这些声音去改进现有的做法或制度。
2012年的阳明滩大桥坍塌事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事故发生后，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立即便召开了有关这一事故的首场发布会。那时距离事故发生还不到8个小时，从应急角度来讲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的这一姿态本应予以肯定。
然而，急于了解并报道整个事故应急管理的记者们向新闻发言人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让发言人应接不暇，因为有些问题的答案他们也需要等待事故调查组的结论。
“就是这种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应急机制招来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它使得政府的应急处置十分被动。另一方面，社会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媒体过于急切的关注和逼问打破了政府原有的应急节奏。”唐钧告诉《方圆》记者，来自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质疑迫使哈尔滨市政府加快事故调查和应急处理工作的进度。
“现代政治讲究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公众，他们都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主体，参与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兰荣杰告诉《方圆》记者，形象危机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公众主人翁意识的增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希望参与到社会管理与服务之中。
唐钧也认为，新时期下的政府与民众关系已经发生转变，民众已经不再是一个已知量，他们的内心活动、信息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因而他们心中的政府形象也在不断变化，而官员形象危机的产生与克服也都贯穿在这个环节中。
当官员形象遭遇转型期
事实上，尽管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社会监督的热情极度高涨可以督促政府推进相应的制度建设，但不可否认，部分民众认识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也是官员形象危机产生的来源之一。
“很多时候，官员形象危机的出现不一定是官员自身出了问题，而是公众对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认识不够，社会制度的构建、变革与他们的要求不匹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告诉记者，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精神文明建设逐步加强，公众的权利意识也逐步提高，他们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制度建设却没有及时跟进。
“我们现在正处于转轨期、转型期，这个过程中政府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给政府以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杨建顺告诉记者，他希望社会公众在面对来自互联网的一些负面报道时能够冷静地去分析，不要被一些过分夸大的消息所蒙蔽，要对阶段论有正确的认识。
“许多公众对官员有着习惯性的质疑，以泄愤为目标对官员开展‘扒粪’甚至‘泼粪’。一些人在‘仇官’心态的影响下，弄虚作假、伪造照片，不断抹黑官员形象，如2012年湖南怀化辰溪官员不雅照事件，最后虽然证实是网友伪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让官员形象危机更加严峻。”唐钧认为， 除去对转型期认识的准备不足外，这一时期的社会心态也是影响官员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部分群众对官员存在‘有罪假设’的情况，他们对官员问题存在猎奇心理，偏好放大官员的负面信息，造成无限度‘扒粪’，这其中体现的社会心态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唐均告诉记者，许多公众在揭露官员问题时都存在夸大事件、造谣、传播谣言的情况，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则是官员形象危机的加深。
官员形象得分难、失分易
事实上，不论是哪种类型的官員形象危机，一旦形成，就很难消除影响。
“相对而言，政府形象的破坏比塑造容易，官员形象是典型的‘得分难’、‘失分易’。这来源于政府形象塑造过程中本身的问题，也来源于公众对政府形象的预期和互动。”唐钧认为，产生官员形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官员形象存在着“断裂带”。“官员形象的努力和预期，与现实的公众评价之间，存在着‘断裂’，甚至‘鸿沟’。” 唐钧告诉记者，政府有部分过程性、内部的行为不为公众所知，公众看政府往往只能看到政府与社会“接触面”的“窗口”，这就很容易产生官员形象与公众之间的隔阂。而另一方面，民意思维又倾向于以偏概全，公众很容易去关注官员的负面信息，甚至用负面信息总结全面情况，他们倾向于从各自的“窗口”去看待和评价官员。
“官员形象有‘断裂带’，民意思维有‘混沌带’，这样的两难很容易导致官员形象与民意思维的不对等，即产生危机。”唐钧告诉记者，公众在看待官员形象时，还存在着“距离效应”。“公众往往会先入为主，预设理想的模型，然后来套政府的形象。我们这几年的一些研究表明，民意思维活跃的领域，往往也是官员形象得分不佳的环节。”
唐钧的这一看法得到了杨建顺的认可。“官员形象之所以会出现危机，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现在某些官员的德行有很大的问题，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个人利益，罔顾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自然会对他们不满意，有意见。但另一方面，有些时候，因为信息公开体制的不健全，老百姓对官员的具体工作情况不清楚，或者说对我们转型期可能出现的困难了解不够，所以他们会对官员的行政能力产生怀疑。”
杨建顺告诉记者，官员形象是一种感觉性的东西，人们的感觉和人们对政府行为的知悉程度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形象，但感觉又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它很容易先入为主。
就像“表哥门”、“房叔门”事件最后的演变那样，由于许多官员最终都被查出涉嫌贪腐，因而加剧了官员形象危机，也强化了公众对“露巨富”官员的有罪假定，而这种“先入为主”同时也加大了官员应对此类危机事件的难度。
行为不当易被放大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舆论传播的速度非常快，也很容易就能把个别的行为无限放大，特别是负面行为。”兰荣杰告诉记者，新媒体时代下，信息的传播速度、传播广度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公众通过互联网行使监督权的意识已经日渐加强，而网络民主作为中国公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正在逐步走向熟。一般而言，典型案例在数小时之内便能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一到两天内成为社会热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2年4月18日，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委组织部公布了“岳塘区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在这份公示名单中， 1991年出生的王茜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因为刚满 21岁的她将拟任岳塘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上派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任副主任科员，跟班学习）。
许多网友对“90后副局长”王茜的“学历和背景”产生了质疑，她也被网友戏称为“湘潭神女”。网友夜深沉0918跟帖说，“王茜不到19岁就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工作一年半就要升任副局长，湘潭还真是出人才。这么硬的后台，是亲爹呢还是干爹呢？”
事发后，有记者致电岳塘区发展改革局，工作人员如此回应： “王茜副局长出差了”，随后便以“新来的，不知道”回复记者的相关提问。
该区区委组织部干部组一位周姓工作人员则在电话接通后则表示：“自己是新来的，跟班学习的，对公示情况不了解，而了解此事的李组长碰巧外出开会了。”当记者致电湘潭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时，一位熊姓副科长告诉记者，科级干部的管理权限并不在市级组织部门，而在县区级组织部门。王茜的事情必须要通过岳塘区委组织部干部组进行了解。虽然官方并没有就王茜的事情给予及时说明，但4月19日晚，微博个人说明为“湘潭国家高新区党工委书记、中共湘潭市岳塘区委书记”的网友肖克和发布微博称：“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岳塘工作的关心支持。鉴于社会各界对王茜同志拟任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副科级）一事提出了质疑，经区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王茜同志暂缓任用。
该事件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在网友的质疑声中，湘潭市委组织部、湖南省纪委等部门相继介入。最终，王茜等相关责任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置。然而，在王茜的事件中，许多部门都没有第一时间作出正面回应，而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应不仅没能止住质疑的声浪，反而挫伤了自身的公信力。虽然事件最后得以相对公平的方式结尾，但其引发的社会不信任情绪始终未能完全扭转。
“每当恶性事件发生，有些官员的第一反应就是‘捂’、‘压’、‘盖’，但这并不适用于早已走向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在兰荣杰看来，“捂”、“压”、“盖”只会让社会公众觉得政府心里有鬼，让真相变得扑逆迷离，而通过信息网络的传播，这种扑朔迷离便会被无限放大，即使最后得以真相大白，但“怀疑感”依旧会有“残留”。
说到底不只是形象问题
“官员在行政的过程中应当有一定的危机感，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我们在工作时代表的是国家，在与当事人接触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告诉记者，由于互联网的发达，公职人员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越来越多，一旦表现不好，暴露在公众面前的缺点就会被无限放大。这不仅不利于公务员个人的形象，也不利于政府部门的形象。
“在我看来，产生官员形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公务人员的思想问题，他们中几乎很少有人真正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事难办’，‘脸难看’，形象怎么可能上得去？”在周亚鹰看来，官员形象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不是“形象”上的问题，它的病根在内部。
“现在有许多官员好高骛远、好大喜功，总是谈一些大而空的道理，其实老百姓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勤勉踏实的官员，一个真正能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官员。”杨建顺告诉记者，官员要提升自己形象，首先的一点就是，不能养成不切实际、夸夸其谈的官僚主义。
在他看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官”并不是要他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准，高道德是做好官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公务员也是人，他們也有普通人会有的缺点，对于他们来说，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提高工作效率、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就可以了。”
“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官员的确有些严苛，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官员连最起码的标准都达不到。”杨建顺认为，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要求，《公务员法》已经对官员的素质提出了要求，官员们要做的就是真正地这些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官员还需要注意到媒体的重要性，媒体与官员形象危机的形成密不可分，因为危机信息往往是新闻媒体追逐的热点，当一个危机事件开始被传播时，即意味着形象危机的形成，因为媒体有广而告之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媒体的这种广而告之的功能也能为官员所用。”唐钧告诉记者，在网络媒体逐渐发达的今天，媒体的“助燃”效应越来越凸显，而如何借助媒体的这种功能对官员来讲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目前而言，公众和媒体的政治权利意识都在觉醒，特别是对与其利益紧密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他们都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服务，而不是被蒙在鼓里。”在唐钧看来，媒体在官员形象的塑造方面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官员们在某种程度上因学会“说话的技巧”。
“一方面，官员们在面对媒体时，首先要做到‘说话无戏言’，要确保每句话都真实、每句话都‘适当’。另一方面，要平等地对待所有媒体，不能因媒体的影响力大小或规模大小而区别对待。”在唐钧看来，如何打好“媒体牌”对官员形象的塑造或维持意义重大。
“新媒体时代下，社会公众对官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也需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公关技巧’，比方说如何应对媒体，比方说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启动应急程序。但不论怎样，官员形象危机的解决之道还在‘自身’。”在兰荣杰，学习“公关技巧”并不等同于学习“表演技巧”，一些“表演式”的东西可能会欺瞒一时，但不可能欺瞒一世。
“一些官员将公权私人化、利益化，把公权当做自己获取利益的砝码，这样的行为自然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在行为方式上注意保持形象无可厚非，但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从自身以及制度层面着手。”周亚鹰说。
他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唐钧的认可。唐钧告诉记者，他从2005年开始研究政府公共关系的相关课题，在这期间也出版了许许多多关于形象危机应对方面的报告，其间曾有有人质疑过他是在为“问题”官员撰写另类教科书，但他都不予置喙。
“形象危机应对最重要的是内部机制的配套改革，一味地去追求面子工程沒有用，也不可能会有效果。”在唐钧看来，形象危机说到底不是形象出了问题，而是相应的制度有漏洞，而政府、官员想要改善形象、规避形象风险、应对好形象危机，首先要做的是就是去寻找漏洞，而这个漏洞从根本上讲，无关“形象”。
这些基本素养，官员应该有
政治素养
能够正确地看待自己所行使的公权力。所谓公权力，是指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由政府官员及其相关部门掌握并行使的，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权力。
道德素养
在衡量干部优劣的“德、能、勤、绩”四大标准中，道德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道德只是无形的标尺，唯有道德高尚的官员才能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以最大的努力造福于民。从诸多被反腐败淘汰出局的政府官员身上看，他们的道德都是缺失的。
文化素养
博学多识是提高官员领导能力及执政水平的基础和保障。文化素质决定官员的战略眼光、胆略和魄力，决定他们是否能用科学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进行领导和管理工作。
媒介素养
政府官员作为新媒体的受众，要熟练地从网络论坛、博客等获取或反馈信息，与公众互动，引导舆论。由于网络、手机、传统媒体相互联动，政府官员必须在第一时间主动做出回应，发布事实真相，才能避免谣言、有害信息的蔓延，不能等到事件已成为网上舆论热点的时候，再介入干预。事件发生后的12小时候内是危机公关的最有效时间。
“事故现场，官员满面笑容、情绪稳定。”这是网友“@JadeCong”在翻阅8·26陕西特大交通事故的图片新闻后发布的一条微博。该微博被广泛转发后，杨达才的这个不合时宜的微笑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强烈不满，36人死亡的惨剧与冷血官员的微笑形成鲜明对比，网友们对他的人肉搜索大幕随即开启。
仅仅一天，杨达才的五块上镜率颇高的手表便被一一“起底”：第一块，6.5万元左右的蚝式恒动系列劳力士；第二块，3.4万元至3.5万元之间的欧米茄；第三块：江诗丹顿18K玫瑰金表壳，市场估计在20万元至40万元；第四块：欧米茄，价格3万多元到4万元；第五块：雷达全陶瓷，市值估计3万元。
而这条微博发布不到一天即被转发14531次，引发评论5350条。杨达才因此被网民戏称为“表哥”，这些鉴表图片也迅速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许多网友都猜测杨达才本人有贪污腐败的重大嫌疑。最终，他因身陷“微笑门”和“名表门”而被撤职调查。
在“表哥门”事件后，许多官员的手表、眼镜、皮带、香烟等都得到了网友们的“青睐”，这些身外之物也成了官员财产“公示”的一大途径。不少网友戏谑道：“当官的也该学学包装了，名牌装身怎会不露马脚？”
“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对官员形象的期待也会越来越高，他们对公务人员的举止、谈吐以及行为文明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为严格，这很正常。”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兰荣杰告诉记者，官员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外包装”，但近来频频发生的对官员的人肉搜索主要是由公众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所导致。而要治疗这种情绪、改善官员形象，就需要对官员形象危机这个话题抽丝剥茧。
社会倒逼机制逐步形成
“事实上，官员形象危机的产生与社会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密不可分。政府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直接面对公众，接受来自公众的博弈；而公众对政府执政行为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他们考评政府行为的积极性亦不断上涨。”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告诉记者，当老百姓心中对政府的一些负面看法积少成多时，就会对政府产生一种倒逼，这时政府就必须去考虑这些来自民间的声音，然后再根据这些声音去改进现有的做法或制度。
2012年的阳明滩大桥坍塌事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事故发生后，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立即便召开了有关这一事故的首场发布会。那时距离事故发生还不到8个小时，从应急角度来讲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的这一姿态本应予以肯定。
然而，急于了解并报道整个事故应急管理的记者们向新闻发言人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让发言人应接不暇，因为有些问题的答案他们也需要等待事故调查组的结论。
“就是这种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应急机制招来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它使得政府的应急处置十分被动。另一方面，社会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媒体过于急切的关注和逼问打破了政府原有的应急节奏。”唐钧告诉《方圆》记者，来自媒体和社会公众的质疑迫使哈尔滨市政府加快事故调查和应急处理工作的进度。
“现代政治讲究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公众，他们都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主体，参与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兰荣杰告诉《方圆》记者，形象危机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公众主人翁意识的增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希望参与到社会管理与服务之中。
唐钧也认为，新时期下的政府与民众关系已经发生转变，民众已经不再是一个已知量，他们的内心活动、信息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因而他们心中的政府形象也在不断变化，而官员形象危机的产生与克服也都贯穿在这个环节中。
当官员形象遭遇转型期
事实上，尽管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社会监督的热情极度高涨可以督促政府推进相应的制度建设，但不可否认，部分民众认识方面存在的局限性也是官员形象危机产生的来源之一。
“很多时候，官员形象危机的出现不一定是官员自身出了问题，而是公众对社会发展阶段论的认识不够，社会制度的构建、变革与他们的要求不匹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告诉记者，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精神文明建设逐步加强，公众的权利意识也逐步提高，他们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制度建设却没有及时跟进。
“我们现在正处于转轨期、转型期，这个过程中政府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要给政府以时间去处理这些问题。”杨建顺告诉记者，他希望社会公众在面对来自互联网的一些负面报道时能够冷静地去分析，不要被一些过分夸大的消息所蒙蔽，要对阶段论有正确的认识。
“许多公众对官员有着习惯性的质疑，以泄愤为目标对官员开展‘扒粪’甚至‘泼粪’。一些人在‘仇官’心态的影响下，弄虚作假、伪造照片，不断抹黑官员形象，如2012年湖南怀化辰溪官员不雅照事件，最后虽然证实是网友伪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让官员形象危机更加严峻。”唐钧认为， 除去对转型期认识的准备不足外，这一时期的社会心态也是影响官员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部分群众对官员存在‘有罪假设’的情况，他们对官员问题存在猎奇心理，偏好放大官员的负面信息，造成无限度‘扒粪’，这其中体现的社会心态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唐均告诉记者，许多公众在揭露官员问题时都存在夸大事件、造谣、传播谣言的情况，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则是官员形象危机的加深。
官员形象得分难、失分易
事实上，不论是哪种类型的官員形象危机，一旦形成，就很难消除影响。
“相对而言，政府形象的破坏比塑造容易，官员形象是典型的‘得分难’、‘失分易’。这来源于政府形象塑造过程中本身的问题，也来源于公众对政府形象的预期和互动。”唐钧认为，产生官员形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官员形象存在着“断裂带”。“官员形象的努力和预期，与现实的公众评价之间，存在着‘断裂’，甚至‘鸿沟’。” 唐钧告诉记者，政府有部分过程性、内部的行为不为公众所知，公众看政府往往只能看到政府与社会“接触面”的“窗口”，这就很容易产生官员形象与公众之间的隔阂。而另一方面，民意思维又倾向于以偏概全，公众很容易去关注官员的负面信息，甚至用负面信息总结全面情况，他们倾向于从各自的“窗口”去看待和评价官员。
“官员形象有‘断裂带’，民意思维有‘混沌带’，这样的两难很容易导致官员形象与民意思维的不对等，即产生危机。”唐钧告诉记者，公众在看待官员形象时，还存在着“距离效应”。“公众往往会先入为主，预设理想的模型，然后来套政府的形象。我们这几年的一些研究表明，民意思维活跃的领域，往往也是官员形象得分不佳的环节。”
唐钧的这一看法得到了杨建顺的认可。“官员形象之所以会出现危机，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现在某些官员的德行有很大的问题，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个人利益，罔顾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自然会对他们不满意，有意见。但另一方面，有些时候，因为信息公开体制的不健全，老百姓对官员的具体工作情况不清楚，或者说对我们转型期可能出现的困难了解不够，所以他们会对官员的行政能力产生怀疑。”
杨建顺告诉记者，官员形象是一种感觉性的东西，人们的感觉和人们对政府行为的知悉程度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形象，但感觉又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它很容易先入为主。
就像“表哥门”、“房叔门”事件最后的演变那样，由于许多官员最终都被查出涉嫌贪腐，因而加剧了官员形象危机，也强化了公众对“露巨富”官员的有罪假定，而这种“先入为主”同时也加大了官员应对此类危机事件的难度。
行为不当易被放大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舆论传播的速度非常快，也很容易就能把个别的行为无限放大，特别是负面行为。”兰荣杰告诉记者，新媒体时代下，信息的传播速度、传播广度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公众通过互联网行使监督权的意识已经日渐加强，而网络民主作为中国公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的一种有效形式，也正在逐步走向熟。一般而言，典型案例在数小时之内便能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一到两天内成为社会热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2年4月18日，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委组织部公布了“岳塘区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在这份公示名单中， 1991年出生的王茜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因为刚满 21岁的她将拟任岳塘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上派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任副主任科员，跟班学习）。
许多网友对“90后副局长”王茜的“学历和背景”产生了质疑，她也被网友戏称为“湘潭神女”。网友夜深沉0918跟帖说，“王茜不到19岁就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工作一年半就要升任副局长，湘潭还真是出人才。这么硬的后台，是亲爹呢还是干爹呢？”
事发后，有记者致电岳塘区发展改革局，工作人员如此回应： “王茜副局长出差了”，随后便以“新来的，不知道”回复记者的相关提问。
该区区委组织部干部组一位周姓工作人员则在电话接通后则表示：“自己是新来的，跟班学习的，对公示情况不了解，而了解此事的李组长碰巧外出开会了。”当记者致电湘潭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时，一位熊姓副科长告诉记者，科级干部的管理权限并不在市级组织部门，而在县区级组织部门。王茜的事情必须要通过岳塘区委组织部干部组进行了解。虽然官方并没有就王茜的事情给予及时说明，但4月19日晚，微博个人说明为“湘潭国家高新区党工委书记、中共湘潭市岳塘区委书记”的网友肖克和发布微博称：“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岳塘工作的关心支持。鉴于社会各界对王茜同志拟任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副科级）一事提出了质疑，经区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王茜同志暂缓任用。
该事件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在网友的质疑声中，湘潭市委组织部、湖南省纪委等部门相继介入。最终，王茜等相关责任人都得到了应有的处置。然而，在王茜的事件中，许多部门都没有第一时间作出正面回应，而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应不仅没能止住质疑的声浪，反而挫伤了自身的公信力。虽然事件最后得以相对公平的方式结尾，但其引发的社会不信任情绪始终未能完全扭转。
“每当恶性事件发生，有些官员的第一反应就是‘捂’、‘压’、‘盖’，但这并不适用于早已走向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在兰荣杰看来，“捂”、“压”、“盖”只会让社会公众觉得政府心里有鬼，让真相变得扑逆迷离，而通过信息网络的传播，这种扑朔迷离便会被无限放大，即使最后得以真相大白，但“怀疑感”依旧会有“残留”。
说到底不只是形象问题
“官员在行政的过程中应当有一定的危机感，作为国家公务人员，我们在工作时代表的是国家，在与当事人接触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告诉记者，由于互联网的发达，公职人员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越来越多，一旦表现不好，暴露在公众面前的缺点就会被无限放大。这不仅不利于公务员个人的形象，也不利于政府部门的形象。
“在我看来，产生官员形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公务人员的思想问题，他们中几乎很少有人真正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事难办’，‘脸难看’，形象怎么可能上得去？”在周亚鹰看来，官员形象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不是“形象”上的问题，它的病根在内部。
“现在有许多官员好高骛远、好大喜功，总是谈一些大而空的道理，其实老百姓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勤勉踏实的官员，一个真正能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官员。”杨建顺告诉记者，官员要提升自己形象，首先的一点就是，不能养成不切实际、夸夸其谈的官僚主义。
在他看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官”并不是要他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准，高道德是做好官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公务员也是人，他們也有普通人会有的缺点，对于他们来说，认真履行职责、切实提高工作效率、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就可以了。”
“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官员的确有些严苛，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官员连最起码的标准都达不到。”杨建顺认为，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要求，《公务员法》已经对官员的素质提出了要求，官员们要做的就是真正地这些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官员还需要注意到媒体的重要性，媒体与官员形象危机的形成密不可分，因为危机信息往往是新闻媒体追逐的热点，当一个危机事件开始被传播时，即意味着形象危机的形成，因为媒体有广而告之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媒体的这种广而告之的功能也能为官员所用。”唐钧告诉记者，在网络媒体逐渐发达的今天，媒体的“助燃”效应越来越凸显，而如何借助媒体的这种功能对官员来讲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目前而言，公众和媒体的政治权利意识都在觉醒，特别是对与其利益紧密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他们都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服务，而不是被蒙在鼓里。”在唐钧看来，媒体在官员形象的塑造方面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官员们在某种程度上因学会“说话的技巧”。
“一方面，官员们在面对媒体时，首先要做到‘说话无戏言’，要确保每句话都真实、每句话都‘适当’。另一方面，要平等地对待所有媒体，不能因媒体的影响力大小或规模大小而区别对待。”在唐钧看来，如何打好“媒体牌”对官员形象的塑造或维持意义重大。
“新媒体时代下，社会公众对官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也需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公关技巧’，比方说如何应对媒体，比方说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启动应急程序。但不论怎样，官员形象危机的解决之道还在‘自身’。”在兰荣杰，学习“公关技巧”并不等同于学习“表演技巧”，一些“表演式”的东西可能会欺瞒一时，但不可能欺瞒一世。
“一些官员将公权私人化、利益化，把公权当做自己获取利益的砝码，这样的行为自然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在行为方式上注意保持形象无可厚非，但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也只能从自身以及制度层面着手。”周亚鹰说。
他的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唐钧的认可。唐钧告诉记者，他从2005年开始研究政府公共关系的相关课题，在这期间也出版了许许多多关于形象危机应对方面的报告，其间曾有有人质疑过他是在为“问题”官员撰写另类教科书，但他都不予置喙。
“形象危机应对最重要的是内部机制的配套改革，一味地去追求面子工程沒有用，也不可能会有效果。”在唐钧看来，形象危机说到底不是形象出了问题，而是相应的制度有漏洞，而政府、官员想要改善形象、规避形象风险、应对好形象危机，首先要做的是就是去寻找漏洞，而这个漏洞从根本上讲，无关“形象”。
这些基本素养，官员应该有
政治素养
能够正确地看待自己所行使的公权力。所谓公权力，是指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由政府官员及其相关部门掌握并行使的，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权力。
道德素养
在衡量干部优劣的“德、能、勤、绩”四大标准中，道德无疑是最重要的一项。道德只是无形的标尺，唯有道德高尚的官员才能克制自己的各种欲望，以最大的努力造福于民。从诸多被反腐败淘汰出局的政府官员身上看，他们的道德都是缺失的。
文化素养
博学多识是提高官员领导能力及执政水平的基础和保障。文化素质决定官员的战略眼光、胆略和魄力，决定他们是否能用科学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进行领导和管理工作。
媒介素养
政府官员作为新媒体的受众，要熟练地从网络论坛、博客等获取或反馈信息，与公众互动，引导舆论。由于网络、手机、传统媒体相互联动，政府官员必须在第一时间主动做出回应，发布事实真相，才能避免谣言、有害信息的蔓延，不能等到事件已成为网上舆论热点的时候，再介入干预。事件发生后的12小时候内是危机公关的最有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