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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学的面貌焕然一新。“五四”前后，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40多个文艺社团，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批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可谓群星璀璨。
新旧思潮的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会撞击，造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现象，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谈“五四”文学革命，不能不提新文化运动。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以此开始。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必须进行思想启蒙，必须进行思想和文化的变革，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声。
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至北京，并从1918年起改为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人轮流编辑，鲁迅、周作人等人也给该刊撰稿。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同年2月，陈独秀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措辞激烈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文学革命从形式开始，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杂志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上，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成为启蒙时代的第一声呐喊。
在这个吃人的社会中，鲁迅看到了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以此读史，有多种問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鲁迅第一次用小说的方式揭示出：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是一个“食人的民族”。《狂人日记》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可谓振聋发聩。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讯、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借助于北大的学术自由空气而推波助澜，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在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终于导致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不过，1917年1月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还是文学革命的初期，新文学创作还刚刚萌芽，除了鲁迅的几篇小说之外，一般还很幼稚，旧文学的胎记较为明显。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是思想最解放、创作最活跃的时期。
五四运动如星星之火，点燃了文学社团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25年，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和创办的刊物不下100个。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新文学社团。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12人，后来发展到170多人。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积极倡导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宗旨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明显表现出对“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特别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冲突。写法上一般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重视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代表作有叶圣陶的《一生》和冰心《斯人独憔悴》等问题小说以及王鲁彦、许钦文等的乡土小说。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建设和开展新文学批评以及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郭沫若如狂涛暴涨般的创作激情，从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上半年，共写了几十首新诗。一年后，他把这些篇什连同在此前后写的一些新作、旧稿，结集取名为《女神》。他在《序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新旧思潮的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会撞击，造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现象，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
谈“五四”文学革命，不能不提新文化运动。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以此开始。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范围太狭了。说什么爱有等差，施及亲始，未免太猾头了。就是达到他们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世界，那时社会的纷争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为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变，必须进行思想启蒙，必须进行思想和文化的变革，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声。
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至北京，并从1918年起改为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等人轮流编辑，鲁迅、周作人等人也给该刊撰稿。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同年2月，陈独秀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措辞激烈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文学革命从形式开始，从1918年1月出版第四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杂志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刊登一些新诗，这对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上，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成为启蒙时代的第一声呐喊。
在这个吃人的社会中，鲁迅看到了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鲁迅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以此读史，有多种問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鲁迅第一次用小说的方式揭示出：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是一个“食人的民族”。《狂人日记》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可谓振聋发聩。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改用白话文。这又影响到全国用文言文的报纸，开始出现用白话文的副刊，随后短评、通讯、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报纸面貌为之一新。借助于北大的学术自由空气而推波助澜，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在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终于导致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
雨后春笋般的文学社团
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以后，又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型的革命阶级的要求，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不过，1917年1月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还是文学革命的初期，新文学创作还刚刚萌芽，除了鲁迅的几篇小说之外，一般还很幼稚，旧文学的胎记较为明显。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是思想最解放、创作最活跃的时期。
五四运动如星星之火，点燃了文学社团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25年，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和创办的刊物不下100个。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新文学社团。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12人，后来发展到170多人。以《小说月报》为阵地，积极倡导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宗旨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明显表现出对“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们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特别注重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灰色人生的诅咒，表现新旧冲突。写法上一般倾向于19世纪俄国和欧洲的现实主义，也借鉴自然主义，重视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代表作有叶圣陶的《一生》和冰心《斯人独憔悴》等问题小说以及王鲁彦、许钦文等的乡土小说。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建设和开展新文学批评以及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
可以说，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运动和“诗界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诗体解放事业肇始于胡适，而完成于实践着“文学为人生”主张的文学研究会诸诗人。1921年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可谓“异军突起”，把目光投向“充满缺陷的人生”。假如说，首倡“诗体的大解放”的胡适和他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限;那么，堪称为新诗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作品的，则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
郭沫若如狂涛暴涨般的创作激情，从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上半年，共写了几十首新诗。一年后，他把这些篇什连同在此前后写的一些新作、旧稿，结集取名为《女神》。他在《序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