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山西广泛宣传“法治文化、廉政文化、红色文化”，有着“净化政治生态，促进富民强省”的积极意义。其中，廉政文化受到了特别关注，山西历史上封建时代的“廉吏”司马光、狄仁杰、于成龙、陈廷敬、吴琠等一一拂衣整冠，纷纷出场，一时成为媒体宣传的热点。但是，我认为封建时代那些所谓廉吏，也即20世纪60年代曾经引起热烈争论的所谓“清官”，确实有过为人们所称道的某些开明情操，然而他们的精神境界远远不及而且永远不及我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实际执政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廉政建设所迸射出的光辉。那些“廉吏”“清官”所遵循的无非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那一套说教，其目的不外是维护封建统治；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廉政的目的，则是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两者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在我党执政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廉政建设的灵魂是为人民服务，或者按当时形象的说法，是当好人民的“长工”。关于这一点，我党的领导人有过一系列论述。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时就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940年2月，他在驳斥反共顽固派诬蔑陕甘宁边区的言论时，对边区风清廉洁的政治生态，作了充分肯定，指出陕甘宁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正之风，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他指出：“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的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出这样廉洁的政治呢？”所以，人民群众情不自禁地唱道：“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风清政廉的政治生态像磁石一样，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都把廉政建设作为取信于民、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宝，并为此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丰富的经验。在此，我们仅以太岳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为例，作一些介绍。
　　一、6件新奇礼物，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廉洁政治的企盼
　　抗日战争期间，临时参议会是根据地的权力机构，参议员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代表。在1941年选举临参会参议员时，沁源县四维村群众冒雨向大会送了6件新奇的礼物，第1件是自卫队送来的扫帚，希望选出的参议员拿起扫帚，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动、贪官污吏、日本汉奸一扫而光；第2件是妇女送的镜子，希望参议员像一面明镜，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给民主政府；第3件是农会送的从各家各户一把一把收集起来的一包小米，希望参议员吃饭时不要忘了群众，时刻想到农民的疾苦；第4件是一瓶清水，希望参议员廉洁如水，真正替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第5件是一块肉，希望参议员采纳群众的意见，与群众血肉相连；第6件是一朵大红花，庆祝大会如花之鲜艳，结下的果实味美香甜，选出好的参议员。这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选举大会和参议员的殷切希望，对参议员是有力的鞭策和极大的鼓励。
　　二、十条纪律规范党政干部的廉政作为
　　1948年5月，中共太岳区党委和太岳行署为了保证干部的廉洁执政，颁布了十条纪律，即：（一）不准捆人、扣人、吊人、打人、罚人；（二）不准随便摊派、动员、募捐和浪费公款；（三）不准给群众乱戴特务帽子；（四）不准随便宣布戒严、搜查居民、检查户口；（五）不准强迫、限制和干涉妇女的婚姻自由；（六）不准假借群众的意见公报私仇；（七）不准伪造、假借上级命令威胁人民；（八）不准贪污、窃取、多占、贱买、浪费、破坏斗争果实；（九）不准调戏妇女；（十）不准游手好闲、受贿腐化。
　　三、无声的“命令”带出优良作风
　　太岳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在廉政建设中，把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视为无声的“命令”、看不见的“决议”。在极端困难的1941、1942年，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薄一波、安子文等和普通干部一样，同住大窑洞，同穿一色衣，上山开荒种地，过着艰苦的生活。区党委书记安子文与区党委干部同灶吃饭，常吃野菜，很长时间见不到一点肉，致使身体日渐消瘦虚弱。他的夫人将从自己家里带来的衣物、毛毯等变卖，从延安给他捎来4000元边币（陕甘宁边区发行的钞票），让他买点有营养的食品补补身体。安子文接到这笔钱后，交了1000元党费，拿出一部分供区党委干部夜班加餐用；其余都交给机关食堂，供大家改善伙食之用，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称赞。1943年春夏之交，太岳区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部分地区久旱无雨，禾苗、蔬菜多数枯干，秋收无望，加之日军的破坏和掠夺，天灾人祸，使饥饿现象日趋严重，仅第二专区就有待救灾民数万余人，士敏、高平、晋北三县受灾人口占到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1943年至1944年春，受灾最严重的士敏县就饿死了2600余人。在这严重的形势下，太岳区各级党政机关都把生产救灾作为中心工作，号召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发扬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开展增产节约和赈济灾民的活动，保证机关驻地不饿死一个人。太岳行署主任牛佩琮带领机关干部带头开荒种菜，行署副主任裴丽生两次到受灾最严重的士敏县，与干部群众一起研究生产救灾的办法。经过党政军民总动员，终于战胜了灾荒，渡过了难关。群众感慨地说：“只要依靠共产党就有办法。”
　　四、严肃处理脱离群众的干部，对廉政建设起到了警示作用
　　为了保证党政干部廉洁奉公，太岳区对于脱离群众的干部敢于严肃处理，对于不良作风坚决予以纠正。1940年反“扫荡”中，屯留县县长领导不力，致使多数县级干部逃匿；反“扫荡”结束十余日后，又不进行安抚工作，群众极为不满，受到记大过处分。1947年进行土地改革时，中共闻喜县委违背党的政策，提出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的方针，搞所谓“红色恐怖”，致使发生了严重的乱打乱杀的错误。县委对此错误不纠正，反而向上级作假报告，同时，县委违反党章规定，自作主张地把党员的条件降低为只要没有政治问题即可吸收入党。中共太岳区党委对此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纪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处理：解散闻喜县委，给县委书记留党查看的处分。同时，对支持闻喜县委违犯组织纪律、拒绝执行区党委关于纠正闻喜县委错误的有关指示的太岳第三地委副书记给以撤销职务的处分。区党委强调指出：此种对上级指示不研究执行，反而违背指示助长下级错误，是缺乏党性和无纪律的表现，是党与人民利益所不容许的。这种对违犯党的组织纪律特别是对领导干部违背党的纪律和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毫不宽容、严肃处理的精神，体现了党的光明磊落和大公无私，显示了党的清正廉明和自身力量的坚强。
　　以上几点说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廉政建设，远远优于封建时代所谓“廉吏”“清官”，应该作为廉政文化的重点加以宣传，它在今天对于我们执行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开展反腐倡廉，有着直接而现实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