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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德五年（1430），明宣宗朱瞻基亲赴皇家史馆，接见为其祖父修撰《实录》的众位学士。为表达对这些御用知识分子的感激之情，皇帝命左右将一大把钱抛撒于地作为恩赐。素来清苦的众学士见此情景纷纷山呼万岁，伏地跪着拾取赏钱。
但是，此刻却有一个单薄的身影傲然孤立着，他睥睨地看着趴在地上的这些同僚，不屑中尽显文人凛然的风骨，皇帝对此颇感惊奇，仔细一看才知这位学士竟是多次触怒先帝和自己的老臣李时勉。回想起此人一贯的表现，宣宗也不得不对他心生感佩，于是令随从将所余的金钱全部赐给他。
这位叫李时勉的学士，可不是一般人物，他一生多次因触怒皇帝而被斥责殴打，甚至囚于狱中，但每次竟都能死里逃生、逢凶化吉，以至于获得了“打不死的李时勉”之美名。难道皇帝真的打不死他吗？他的人生际遇里究竟有哪些精彩的传奇呢？
李时勉名懋，出身于江西安福的一个耕读世家。大概因这个“懋”字难写难认，所以后来大家都用他的字时勉来做称呼。和中国古代很多早慧的上进少年一样，李时勉也以苦读经史的方式度过了自己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和很多士子凭借读书来汲汲于富贵、躁动于仕途的想法不同的是，他对儒家倡导的传统纲常礼法表现出了由衷的认同感和异乎寻常的坚守。
永乐二年（1404），而立之年的李时勉中了进士，被遴选为庶吉士，参与《永乐大典》与《洪武实录》两部大部头著作的修纂工程。这两部书完成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他被提升为翰林侍读。
永乐十九年四月，皇宫里的奉天、谨身、华盖三殿发生火灾，明成祖按照“天人感应”的传统理论，例行公事地下旨求直言。在古籍中浸淫太久的李时勉书生气十足，认为皇帝这是在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于是应诏上本，一口气说了十五件政府举措失当的事情，这下可把事情闹大了，他的上书不仅打击面过宽，而且大忤帝意。那些被他攻击的官员趁机纷纷上书，最终皇帝以诽谤朝廷的罪名让他下狱反思。
正是从此时开始，让人羡慕的好运气就一直伴随着李时勉。这年七月，北边的鞑靼人进犯明朝边境，明成祖想起李时勉上书中曾提过要注意鞑靼人的警示之词，念其考虑深远，便将他官复原职，掐指一算，李时勉仅在狱中不足百日。
经过这一番沉浮起落的折腾后，按说李时勉该收起那文人的傲骨了，毕竟也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哪能还做“愤青”呢？可是，李大人终究还是改不了忠君忧国的爷生本色，一再给新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做思想工作。不过，这一回他换来的却是一顿差点置自己于死命的暴打。
大概是在做太子时被压抑太久的缘故，即位不久的仁宗皇帝在为先皇守孝期间，用频繁亲幸嫔妃的办法，来舒缓自己疲惫的身心。这件事虽然有违传统礼法守孝的禁例，但是对一个无人能约束的专制君主，大家又能怎么办呢？
然而，在深受儒家教化的李大人眼中，此事的严重性堪比天塌地陷。李时勉在这年（洪熙元年，1425）五月，借太子朱瞻基被调至陪都南京、新朝百事待举之机，向仁宗提出太子不应离开首都的建议，并将“谅之中不宜近嫔妃”这句暗讽之语夹在文中，轻轻地一笔带过。
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深深刺痛了仁宗那颗敏感的心。仁宗深知这种有违君德之事决不可外传，便将李时勉召至便殿，责备他不该听信谣传，将此事妄行入奏。听到这话里有话的斥责之语，一般的大臣肯定不敢再多说什么，但自信真理在身的李时勉却不顾及，又给皇帝讲了一番为君之德的大道理，还力劝他知过必改，不可掩饰。
这下子可把仁宗彻底激怒了，他当即命武士抡起专用的兵器金瓜痛殴李时勉，直到将其肋骨打断了三根，几乎昏死才罢手。接着，余怒未消的仁宗命人将他拖入锦衣卫监狱，等候发落。
狱中的李时勉已经依稀看到了索命的黑白无常，但一睁开眼却见到了一个此前曾受过他恩惠的锦衣卫千户。这个千户此时正在查狱，他看到受刑后的恩公，心头顿生报答之意。他为李时勉敷上了郑和下西洋时从国外带回的贡品——伤科良药“血竭”，使之痊愈。后来他的同乡邹守益听说此事后，写诗赞道：“金钗讵料酬良药，蚤虱犹能避正人。”
没被打死的李时勉不久之后听到了一个更坏的消息，那就是被他惹恼的仁宗已经病入膏肓了。临终前，仁宗仍然耿耿于怀地对辅政大臣夏原吉等人说：“李时勉竟敢在朝廷上污辱我！”随着仁宗的去世，这句话以天子遗命的方式传了下来，就等于是宣判了李时勉的死刑。
新即位的宣宗皇帝朱瞻基听到这句遗命时，同样也生了雷霆之怒。他认为，当上皇帝仅十个月的父亲很可能是因为李时勉的激怒而猝死的，做儿子的一定要为父亲复仇。所以，他立即下令左右把李时勉绑来，他要亲自审问。过了一会儿，朱瞻基越发生气，就又派一个姓王的指挥赶赴狱中，要不经审问直接将李时勉绑赴市曹杀头！王指挥领命而去，在场所有的人都认为李时勉这回肯定是难逃一死了。
但是，冥冥之中的超级好运气又一次照顾了李时勉——原来从大殿去锦衣卫监狱的路有两条，皇帝先前派的人走的是端东旁门，后派去的王指挥走的是端西旁门，正好岔了路，就在王指挥从西门刚走不多久，李时勉就被先前派去的那拨人从东门绑着押上殿来了。
盛怒之下的朱瞻基一看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高声骂道：“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竟然胆敢触犯先帝，你在奏章里写了什么话，快快从实招来！”李时勉谨守为臣的礼节，向新皇帝下跪叩头，但仍直言不讳地说道：“臣向先帝说的是他在守孝期间不应该多次亲幸嫔妃，也不应将作为皇太子的您调到南京，远离先皇。”
此语一出，有如春风中的润雨，马上就将宣宗胸中的怒火熄灭了大半。其实，当时还身为太子的他对李时勉所说的这两件事也很反感——皇帝于禁中亲幸嫔妃不仅有违君德，而且有损健康；将自己调离首都据守南京，既违反了祖制，更降低了自己的地位。仁宗看着眼前下跪着的这个人竟与自己的想法暗合，若继续穷究其罪岂不是自扇耳光？于是，他令左右为李时勉松绑，让其接着说下去。
李时勉一见此景，已知性命无忧矣，索性将奏章中尚能记住的六件事说了出来。宣宗越听越觉得他说得在理，便让他将奏章的草疏呈递上来。可是李时勉回答说，草疏已在上奏之前烧了。宣宗知道，大臣焚毁草疏既是为了保密，又是保持低调为臣的本色。这个细节使得宣宗对李时勉的忠直之心更加感叹，当即为他官复原职，并让他当场换上了官服。
正在此时，那个要将李时勉绑去杀头的王指挥两手空空地赶回殿中，刚想汇报自己的经历，竟惊奇地发现犯人居然已衣冠整齐地站在殿阶上了。看着目瞪口呆的王指挥，想起刚刚发生的这一切，李时勉内心不免涌起复杂的思绪。
凭借着自己的才干和道义再次复出的李时勉，在宣宗和英宗朝担负了政府的文宣和教育工作。正统六年（1441），年近古稀的李时勉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这可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官员，不过他并没有因成为高官而随波逐流，还是一如既往地挺立着文人的傲骨。
受英宗宠信的大宦官王振巡视国子监，李时勉对这个不男不女的家伙不亢不卑，既不大搞隆重的迎送活动，也不摆豪华的宴席招待。受惯优待的王振哪受得了这个气，在心里牢牢地记住了李时勉这个名字。后来，李时勉发现国子监彝伦堂的古树枝条过多，妨碍了士子们列队操练，便派人砍去了十二枝。王振侦知此事后，以“擅伐官树”的罪名告到英宗那里，撺掇英宗将老迈的李时勉戴枷示众。看到老师无辜受刑，国子监的学生李贵等千余人自发地到皇宫前跪伏，为其鸣冤，最终迫使英宗释放了李时勉。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原因在于李时勉的厚道。他在国子监的六年里，努力践行儒学传统人生观，不仅言传而且身教。当时国子监生员彭时后来回忆说：“先生端坐俨然，或论乡曲旧事，或论诗文，言简而确，婉而有味，听者忘倦，每至更深乃已。”正因为他勤于政事，重视学风建设，国子监的面貌焕然一新。他还拿出自己微薄的俸禄，为贫穷的学生买衣食药物，甚至出钱帮助无力安葬父母的学生买棺木。如此这般厚爱学生的老师，只怕是时至今日也不多见吧！
《明鉴》记载，李时勉后来因年迈致仕归家时，“朝臣及国子生出饯都门外，凡三千人，鼓乐前导，观者塞途，商贾为之罢市。或远送登舟，俟舟发乃还，无不泪下”。退休时还能有这样的影响力，可见李时勉留给时人的不止是一个潇洒的背影。
人物小传
李时勉（1374－1450）明代官员、学者。先祖为南唐李后主的五皇叔、江王李景逷。按辈分，李时勉为李后主的17世侄孙，他5岁发蒙，7岁能诵《四书》、《五经》，12岁能诗会赋。明永乐二年（1404）登进士第，选庶吉士，进文渊阁，与修《太祖实录》，授刑部主事，复与重修《实录》。书成，升翰林侍读、学士等职。永乐十九年，上书反对迁都北京。洪熙元年，以言事系狱，宣德初复官，官至国子祭酒。
但是，此刻却有一个单薄的身影傲然孤立着，他睥睨地看着趴在地上的这些同僚，不屑中尽显文人凛然的风骨，皇帝对此颇感惊奇，仔细一看才知这位学士竟是多次触怒先帝和自己的老臣李时勉。回想起此人一贯的表现，宣宗也不得不对他心生感佩，于是令随从将所余的金钱全部赐给他。
这位叫李时勉的学士，可不是一般人物，他一生多次因触怒皇帝而被斥责殴打，甚至囚于狱中，但每次竟都能死里逃生、逢凶化吉，以至于获得了“打不死的李时勉”之美名。难道皇帝真的打不死他吗？他的人生际遇里究竟有哪些精彩的传奇呢？
李时勉名懋，出身于江西安福的一个耕读世家。大概因这个“懋”字难写难认，所以后来大家都用他的字时勉来做称呼。和中国古代很多早慧的上进少年一样，李时勉也以苦读经史的方式度过了自己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和很多士子凭借读书来汲汲于富贵、躁动于仕途的想法不同的是，他对儒家倡导的传统纲常礼法表现出了由衷的认同感和异乎寻常的坚守。
永乐二年（1404），而立之年的李时勉中了进士，被遴选为庶吉士，参与《永乐大典》与《洪武实录》两部大部头著作的修纂工程。这两部书完成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他被提升为翰林侍读。
永乐十九年四月，皇宫里的奉天、谨身、华盖三殿发生火灾，明成祖按照“天人感应”的传统理论，例行公事地下旨求直言。在古籍中浸淫太久的李时勉书生气十足，认为皇帝这是在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于是应诏上本，一口气说了十五件政府举措失当的事情，这下可把事情闹大了，他的上书不仅打击面过宽，而且大忤帝意。那些被他攻击的官员趁机纷纷上书，最终皇帝以诽谤朝廷的罪名让他下狱反思。
正是从此时开始，让人羡慕的好运气就一直伴随着李时勉。这年七月，北边的鞑靼人进犯明朝边境，明成祖想起李时勉上书中曾提过要注意鞑靼人的警示之词，念其考虑深远，便将他官复原职，掐指一算，李时勉仅在狱中不足百日。
经过这一番沉浮起落的折腾后，按说李时勉该收起那文人的傲骨了，毕竟也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哪能还做“愤青”呢？可是，李大人终究还是改不了忠君忧国的爷生本色，一再给新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做思想工作。不过，这一回他换来的却是一顿差点置自己于死命的暴打。
大概是在做太子时被压抑太久的缘故，即位不久的仁宗皇帝在为先皇守孝期间，用频繁亲幸嫔妃的办法，来舒缓自己疲惫的身心。这件事虽然有违传统礼法守孝的禁例，但是对一个无人能约束的专制君主，大家又能怎么办呢？
然而，在深受儒家教化的李大人眼中，此事的严重性堪比天塌地陷。李时勉在这年（洪熙元年，1425）五月，借太子朱瞻基被调至陪都南京、新朝百事待举之机，向仁宗提出太子不应离开首都的建议，并将“谅之中不宜近嫔妃”这句暗讽之语夹在文中，轻轻地一笔带过。
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却深深刺痛了仁宗那颗敏感的心。仁宗深知这种有违君德之事决不可外传，便将李时勉召至便殿，责备他不该听信谣传，将此事妄行入奏。听到这话里有话的斥责之语，一般的大臣肯定不敢再多说什么，但自信真理在身的李时勉却不顾及，又给皇帝讲了一番为君之德的大道理，还力劝他知过必改，不可掩饰。
这下子可把仁宗彻底激怒了，他当即命武士抡起专用的兵器金瓜痛殴李时勉，直到将其肋骨打断了三根，几乎昏死才罢手。接着，余怒未消的仁宗命人将他拖入锦衣卫监狱，等候发落。
狱中的李时勉已经依稀看到了索命的黑白无常，但一睁开眼却见到了一个此前曾受过他恩惠的锦衣卫千户。这个千户此时正在查狱，他看到受刑后的恩公，心头顿生报答之意。他为李时勉敷上了郑和下西洋时从国外带回的贡品——伤科良药“血竭”，使之痊愈。后来他的同乡邹守益听说此事后，写诗赞道：“金钗讵料酬良药，蚤虱犹能避正人。”
没被打死的李时勉不久之后听到了一个更坏的消息，那就是被他惹恼的仁宗已经病入膏肓了。临终前，仁宗仍然耿耿于怀地对辅政大臣夏原吉等人说：“李时勉竟敢在朝廷上污辱我！”随着仁宗的去世，这句话以天子遗命的方式传了下来，就等于是宣判了李时勉的死刑。
新即位的宣宗皇帝朱瞻基听到这句遗命时，同样也生了雷霆之怒。他认为，当上皇帝仅十个月的父亲很可能是因为李时勉的激怒而猝死的，做儿子的一定要为父亲复仇。所以，他立即下令左右把李时勉绑来，他要亲自审问。过了一会儿，朱瞻基越发生气，就又派一个姓王的指挥赶赴狱中，要不经审问直接将李时勉绑赴市曹杀头！王指挥领命而去，在场所有的人都认为李时勉这回肯定是难逃一死了。
但是，冥冥之中的超级好运气又一次照顾了李时勉——原来从大殿去锦衣卫监狱的路有两条，皇帝先前派的人走的是端东旁门，后派去的王指挥走的是端西旁门，正好岔了路，就在王指挥从西门刚走不多久，李时勉就被先前派去的那拨人从东门绑着押上殿来了。
盛怒之下的朱瞻基一看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高声骂道：“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竟然胆敢触犯先帝，你在奏章里写了什么话，快快从实招来！”李时勉谨守为臣的礼节，向新皇帝下跪叩头，但仍直言不讳地说道：“臣向先帝说的是他在守孝期间不应该多次亲幸嫔妃，也不应将作为皇太子的您调到南京，远离先皇。”
此语一出，有如春风中的润雨，马上就将宣宗胸中的怒火熄灭了大半。其实，当时还身为太子的他对李时勉所说的这两件事也很反感——皇帝于禁中亲幸嫔妃不仅有违君德，而且有损健康；将自己调离首都据守南京，既违反了祖制，更降低了自己的地位。仁宗看着眼前下跪着的这个人竟与自己的想法暗合，若继续穷究其罪岂不是自扇耳光？于是，他令左右为李时勉松绑，让其接着说下去。
李时勉一见此景，已知性命无忧矣，索性将奏章中尚能记住的六件事说了出来。宣宗越听越觉得他说得在理，便让他将奏章的草疏呈递上来。可是李时勉回答说，草疏已在上奏之前烧了。宣宗知道，大臣焚毁草疏既是为了保密，又是保持低调为臣的本色。这个细节使得宣宗对李时勉的忠直之心更加感叹，当即为他官复原职，并让他当场换上了官服。
正在此时，那个要将李时勉绑去杀头的王指挥两手空空地赶回殿中，刚想汇报自己的经历，竟惊奇地发现犯人居然已衣冠整齐地站在殿阶上了。看着目瞪口呆的王指挥，想起刚刚发生的这一切，李时勉内心不免涌起复杂的思绪。
凭借着自己的才干和道义再次复出的李时勉，在宣宗和英宗朝担负了政府的文宣和教育工作。正统六年（1441），年近古稀的李时勉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这可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官员，不过他并没有因成为高官而随波逐流，还是一如既往地挺立着文人的傲骨。
受英宗宠信的大宦官王振巡视国子监，李时勉对这个不男不女的家伙不亢不卑，既不大搞隆重的迎送活动，也不摆豪华的宴席招待。受惯优待的王振哪受得了这个气，在心里牢牢地记住了李时勉这个名字。后来，李时勉发现国子监彝伦堂的古树枝条过多，妨碍了士子们列队操练，便派人砍去了十二枝。王振侦知此事后，以“擅伐官树”的罪名告到英宗那里，撺掇英宗将老迈的李时勉戴枷示众。看到老师无辜受刑，国子监的学生李贵等千余人自发地到皇宫前跪伏，为其鸣冤，最终迫使英宗释放了李时勉。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原因在于李时勉的厚道。他在国子监的六年里，努力践行儒学传统人生观，不仅言传而且身教。当时国子监生员彭时后来回忆说：“先生端坐俨然，或论乡曲旧事，或论诗文，言简而确，婉而有味，听者忘倦，每至更深乃已。”正因为他勤于政事，重视学风建设，国子监的面貌焕然一新。他还拿出自己微薄的俸禄，为贫穷的学生买衣食药物，甚至出钱帮助无力安葬父母的学生买棺木。如此这般厚爱学生的老师，只怕是时至今日也不多见吧！
《明鉴》记载，李时勉后来因年迈致仕归家时，“朝臣及国子生出饯都门外，凡三千人，鼓乐前导，观者塞途，商贾为之罢市。或远送登舟，俟舟发乃还，无不泪下”。退休时还能有这样的影响力，可见李时勉留给时人的不止是一个潇洒的背影。
人物小传
李时勉（1374－1450）明代官员、学者。先祖为南唐李后主的五皇叔、江王李景逷。按辈分，李时勉为李后主的17世侄孙，他5岁发蒙，7岁能诵《四书》、《五经》，12岁能诗会赋。明永乐二年（1404）登进士第，选庶吉士，进文渊阁，与修《太祖实录》，授刑部主事，复与重修《实录》。书成，升翰林侍读、学士等职。永乐十九年，上书反对迁都北京。洪熙元年，以言事系狱，宣德初复官，官至国子祭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