怂人档案
　　胡诚
　　怂方式：离开画廊做自由画家
　　1986年生于湖南省怀化市，201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三工作室。在校期间已崭露头角，作品多次参展并获奖。毕业后作品被多所收藏机构收藏。2015年2月参加广东美术馆“机构生产—广州当代艺术生态考察”。
　　2015年2月11日，广东美术馆，广州青年当代艺术展，随后艺术圈子里就开始流传艺术家与馆方之间的种种龃龉与不快。
　　看了几天展览，广州美院的老师陈子君和策展人李冠宇都提到胡诚这个名字，当我寻找他的时候，发现他的画我早就熟悉了。他的“含蓄”与“前卫”水乳交融，作品《虚拟体验——宋徽宗》的画风隐隐透出一种莫名喜感，“宋徽宗”穿着清朝皇帝的便装，在室内坚持戴副墨镜，左手端着调色板，画的应该是油画。周围簇拥着一群满族官员。
　　1986年出生的胡诚在大学期间作品就在国内多次获奖并参展，与一家颇有实力的画廊签约，作品曾被刘益谦收藏。后来他与画廊解约，在清贫的生活中继续绘画。
　　他向往的是宋徽宗的地位与充裕的创作条件，工作室里目前有四百多管油画颜料——至少，胡诚从局部上比肩了宋徽宗。“皇上是不能被替代的，说皇帝画得不好是不可能的。他不用考虑物质，考虑成本，考虑下一餐在哪里。他可以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淡定从容地面对一切。”
　　然而这幅画却几乎没用什么颜料，人物也是模模糊糊的。另一幅画《江雾上的渔夫和鸬鹚》与此类似。画布的选材和颜色可能已经考虑了“雾”的效果，也就没去画“雾”。所以空白处显得很多，“观众估计会觉得没画完。”胡诚猜测。
　　他想象宋徽宗画画，“有安全的感觉。自由自在，稳定。”他自己则一直处于“反宋徽宗”的不安全状态。陈子君说他“不太会与人交流。”李冠宇说他是一个“内心纯洁的人”。在谈自己经历的时候，他常常用“恐惧”这个词。就在展览举办的当天早上，他起床发现，一场大火将隔壁市场烧得干干净净。
　　为何在一场重要的盛典降临时“恐惧”这老朋友又来了？这又预示着什么？

新造回忆

　　胡诚在广州搬了很多次家，最后搬到位于番禺区东北部的新造镇。但在策展人李冠宇感觉中，在这里卖画可能还不如小洲村。广州艺术家聚居地小洲村，胡诚也呆过。小洲村风景不错，河边点缀着村民们被艺术家改造过的房子，近年来成为游人如织的旅游热点。“每天要梳好头发，考虑穿什么衣服。”在不停翻新的成功艺术家工作室旁边，胡诚和母亲租住在村民房子里，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有一种难民的感觉。”
　　官网数据表明，2010年新造镇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10689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8018元。穿着与学生无异的胡诚在这里发现自己感觉到非常轻松。他带着广东艺术家中可能最多的画框和颜料，找到一家宽大的粮仓住了下来。除了颜料，他的安全感其实也很奢侈，“我需要在一个地方住五个月，才有稳定的感觉，才能真正开始画画。”
　　五年来他一直画画，并等到了策展人李冠宇的电话。
　　多年没有回过老家湖南怀化。他还是没有想到一个好办法回答家人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先找个工作然后再画画？
　　这些年来总共找舅舅们借了五万多块钱，在当时算一笔不少的数目。为了到广州来读油画这个昂贵而不太好找工作的专业，母亲卖了25平方米的房子，价格也是五万多。春节，他将母亲接到广州来住。与很多湖南人一样，母亲始终洋溢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母亲说，“他三岁的时候我带他去乡下走亲戚，回来就把他舅公在田头上挑着扁担担着菜的样子、太太、喂的小鸡啊，家里的小猪啊全部画了。画得相当好。”
　　胡诚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家境大不如前。母亲是单位的保管员，把开完发票的废纸捡回来让他画画。“画蜡笔画，蜡笔花得钱少一些。”
　　高考的时候考虑的是学费便宜与好找工作，在国画和平面设计之间胡诚选择了国画。天津美院承诺可以录取。然而学油画的念头一直折磨着胡诚，母亲看在眼里。最后关头，母亲让他改了志愿，广美油画。没有把握，也没有复读的钱，母子俩在恐惧中相互安慰着度日。
　　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母亲回忆道，“他五岁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他一直想买黑猫警长的玩具。我说算了吧，到时我们有钱了再买。他说，妈妈，到时候我们有钱了我就不喜欢了。唉呀，刺痛了我的心啊。”七岁那年，外公把那套黑猫警长的书买了，算是了了他小时候的愿望。
　　六个舅舅都借了钱，19岁的胡诚来到了广美。那是2005年。
　　从2004年到2007年，中国当代艺术处于高歌猛进的状态中。外媒最夸张的说法是，中国艺术家引领着全球收藏市场的行情。胡诚在象牙塔里废寝忘食地绘画，处于狂喜之中的他惟一的苦恼是迟迟无法确定自己的风格。

生存策略

　　2008年金融危机刮去了中国艺术市场最上层的泡沫，北漂的广东艺术家大多数离开了北京。此时的胡诚慢慢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与掌声，还在学校找到了一个空房间。
　　他买了一把挂锁偷偷锁上这个房间，当工作室用了很久。校友蒙浩说胡诚从来“不缺肯定”，也许因为在学校太顺，他“不太会推销自己。”
　　“胡诚是我们那一届以前很火的，获过很多奖。”同学袁泽强回忆。不仅获过奖，他还接受过上海一家英文报纸的采访，2009年他甚至签约了一家画廊。
　　后果是，许多模糊的条款他没有问清楚。“当时的想法是做出妥协，做出让步，获得更大空间。”胡诚不停获奖与参展。作品《潘多拉》卖到了16万，藏家为刘益谦。胡诚在2010年度创意新锐评选中获得银奖，照片中胡诚身着立领正装，头发熨帖，双手捧着一枚巨大钥匙形状的奖杯，仿佛他已获得开启未来艺术之门的钥匙。 　　但这些不是免费得到的。他的合约规定，他只能得到作品售价的百分之十。此后他再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签过如此苛刻的合约。一次展览过后，在画廊的办公室里面，总监和客户在电话里讨价还价，商讨刘小东的一张作品的价格。然后我听到，艺术总监犹豫了一会说：“‘那就这样吧，再少25万，就是225万给你。’当时我就懵了，因为我展览所有的作品加起来的价格还不到别人一个讨价还价的零头。”
　　这个看似繁荣的名利场正一步步展露真面目。按照合约，他不仅要低价大量提供自己的画，还要送画给画廊，签约期间不能参加其他展览。甚至，在展览中不要与藏家说太多的话。当他得知送的画必须达到十平方米的时候，感觉越陷越深。
　　画家从卖出第一张画起，就要精心维护自己的品牌。现在从事策展的蒙浩说，年轻艺术家的画不能卖太贵，最好是慢慢地涨。最担心的事情是太多的画落入一个人手中，这个人如果低价抛售，画家的品牌就砸了。
　　那时胡诚和朋友们都相信年轻艺术家离开画廊是死路一条，因此限于两难中无法自拔。这段日子胡诚不愿意多回忆。2011年某一天，胡诚打电话给画廊，终止了合作。心想，死就死吧。
　　有没有过后悔呢？“在上海画卖得比较好的时候，也有了一点钱。但整个人已经没有什么绘画的感觉，想的都是很急功近利的事情，什么好卖就画什么。”
　　“回忆过去，你会记得精心打过的算盘，还是曾经的勇敢？我觉得我记得的是曾经的勇敢。”胡诚说。

反绘画性

　　胡诚不太相信那些成功的故事。他提到一个80后画家的画曾被炒到一百万一幅，但此后价格骤降，现在连颜料都买不起了。
　　油画系学生在一百人左右，蒙浩说，“几年下来，留下来的也就只有三五个了。”他们的生存策略，总的说来大约有三种：家庭支持、打工（如画行画挣钱）、忍着。
　　同学大多也不知胡诚的生存状况，不过也都可以估计到，胡诚采取的是后面两种办法。并且在2012年一整年，胡诚没有收入。扛住以前卖出的画的价格，他绝不降价。但结果真的就一张画也没有卖出去。
　　2013年，女友与他分手。
　　这一年胡诚才27岁，但女孩子看不到未来，也等不起了。
　　他考虑过给美术培训班带课，但他没有通过校长的那些考题。胡诚说，他已经忘了那些应考的东西。“胡诚的作品中那些模糊的形象和大量的空白，有一种评论者赞赏的‘反绘画性’，但这种‘反绘画性’估计校长是不喜欢的。”蒙浩说。
　　接下来，他决定画行画。按他说的说法，“我画的是层层转包之后的壁画。”
　　尴尬的还不止如此，胡诚从小在三线企业里长大，没接触过社会。得罪人的事情没少发生，比如有一次纠正一位老板的想法时，老板勃然大怒，他觉得很奇怪。还有是接下了酒店巨幅油画，却临场画不出来，脑袋出现卡顿和停滞。“虽然同学没有说我什么，但是我心里觉得自己很失败，什么事都做不好。”
　　直到有次去中山做喷绘，因为不会，胡诚反而充满了好奇心，效果也不错。这次的顺利和成功，导致客户后来还找过他，甚至说“非他不可”。胡诚总结了经验，“思想上的坎过去了，就轻松了。”
　　2014年，胡诚成功画了四次行画，卖了两幅自己的画，他比较愿意卖给可以扩大影响的收藏机构，价格倒不是首要因素。
　　袁泽强说他在香港看到外国年轻画家的画，比同质量的中国画家的画还便宜。这似乎是他们担心的重要问题。胡诚谈到有的外国画家功利心更淡的时候，言语间充满敬意：“有些不重要的细节，他们也画得很认真。一笔一笔，画得很慢，像老人一样。”
　　在胡诚和市场的拉锯战中，令人想起宋徽宗在晚年被掳去金国。但胜利者金章宗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他曾竭尽全力模仿宋徽宗的瘦金体，并在书画中模仿宋徽宗用瘦金体题字，但笔势纤弱，形质俱差，一直受到后世行家的嘲弄。
　　进入这此展览意味着，胡诚已经进入广东80后画家三四十名以内，以后会是什么情况，每个接受采访的人都不愿意说。只有他的母亲例外。母亲估计，还有三年胡诚就会成功。
　　我问她，如果不成功怎么办。她说：“这个成功啊，我要正确对待。不是硬要他去成功，顺其自然。成功就成功了，不成功无所谓。我不会怨他。”
　　我将母亲的话转述给他，他想想后说，“我妈妈比较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