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新经济思维研究所所长，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曾任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主席
　　2017年美国生育率下降到1.75，这则新闻令人惊讶又担心。19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美国经济繁荣，生育率为每个妇女生2.00～2.05个孩子，而1980年代为1.8～1.9。但在过去的五年，经济复苏越来越强劲，生育率反而下降。这也许预示着相对于庞大的退休人群，劳动力将出现长期短缺，退休基金和医疗供给将面临沉重的财务压力。
　　出生率下降反映的是人们对未来感到悲观，那种认为较强劲的经济增长必然产生更高的生育率的想法并没有证据的支持。此外，美国当前低水平的生育率也不会造成严重问题，甚至还会带来一些好处。
　　在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中，1960和70年代都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下降到每位妇女生育2.05个孩子的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美国在1970年代末的生育率达到过1.77，而北欧为1.8，西欧为1.65。尽管我们不能确定，但想必这一生育率显著低于更替水平的变化趋势会一直维持下去，其中会有一些因一次性因素导致的反复。
　　一些人认为，美国在1990年代恢复了较高的生育率是因为经济活力和信心提高，这与“老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白人和黑人生育率都远低于更替水平，三十年来，美国生育率的起落主要原因是西班牙裔生育率较高，这反映了一个常有的现象：初代移民生育率往往与较贫穷的来源国相仿。同样的效应解释了为何加拿大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左右的显著更低的水平，因为加拿大新移民大多来自低生育率的亚洲国家。
　　但如今，拉丁美洲生育率大幅下降，墨西哥从2000年的2.9下降到今天的2.1，巴西从2.5下降到1.7，拉丁美洲作为美国移民的来源国，移民所导致的高生育率效应正在消失，美国正在回归富裕发达国家典型的生育率。
　　去除暂时性移民导致的效应，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生育率到演变为12～2.0，其中大部分下降到了13到1.9之间。一些证据表明，突发深度衰退会造成暂时性的生育率下降，随后发生反弹，但跨国比较并未表明中期经济成功与该区间内的具体生育率之间存在相关性——不管是正还是负。
　　加拿大生育率较低，但其经济发展形势与美国一样成功和自信。过去20年来发展强劲的德国增长率带来了1.4～1.5的生育率，远低于不太成功的法国。韩国以仅有1.2～1.3的低生育率保持了经济扩张。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体智利的生育率也只有1.76，远低于不太成功的阿根廷的生育率2.27。
　　因此，最近美國生育率的下降不足为奇，只要它不跌到显著更低的程度，就没有必要对此担心。当然，从长期来看，较低的生育率加上预期寿命的延长，将导致65岁以上人几与传统上的“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失调。但由于人们能够活得更长、更健康，因而退休年龄的标准也能够并且应该提高。在越来越自动化的世界中，很可能发生工资增长低迷、不平等性加剧，迅速增加的工作人口既非必要，也无好处，而略微吃紧的劳动力供给可能能够成为改善生产率、支持真实工资增长的刺激因素。引人注目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对机器人将抢走饭碗的担心并不像生育率更高的西方国家那样普遍。
　　因此，在对妇女的作用持现代看法的富裕发达社会中，生育率总是低于生育更替水平，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总体而言也是值得欢迎的。但程度很重要，极低的生育率，比如日本只有1.4，这样的情况如果长久保持的话，会造成重大问题。联合国的预测表明，从现在到2050年，北美和南美总人口将再增加15%～20%，此后直到21世纪末都将保持稳定。相反，日本人口预计会从今天的1.25亿下降到8000万左右。人口规模的收缩将严重制约日本社会对老龄化人口的支持能力。
　　因此，明智的政策应该辨别并消除一切非必要的抑制出生率的障碍，如劳动力市场歧视、限制育儿假，或儿童看护设施不足等，这些障碍让妇女难以既追求事业，又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多生孩子。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这方面的典范，尽管它们的生育率并没有恢复到替代水平，而是只有1.75～1.9。
　　如果美国采取类似政策的话，也许可以将生育率在目前1.75水平的基础上略微提高，形成比较有利的结果。但是，对于美国近期的生育率下降的局面，最主要的应对措施应该是接受它的不可避免性，并无需为之过于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