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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世代”，一个韩国特有的名词，特指那些出生于60年代，80年代投身民主化运动，为韩国由威权统治转向民主政体奉献过激情和血泪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今天，他们已成为韩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任钟皙，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领袖之一。
4月26日上午11时，韩国国会。
敞亮的议员办公室。喝上国会特供饮品芦荟后，议员任钟皙才姗姗来迟。进洗手间拭去脸上的汗，随即礼貌地向记者表示歉意。随行人员解释说，任议员刚从仁川机场回来。这几天韩国有个选举，选出6名国会议员和一些地方的市长、郡守，“昨天任议员去了韩国南部的一个城市。因为你们的采访，他特地匆匆赶来。”
任钟皙，韩国执政党开放国民党发言人，国会统一外交通商委员会委员，国会南北关系特别发展委员会委员。
任钟皙被认为是“386世代”的代表人物。
“386世代”一词源于1990年代，“3”指的是这个世代正值三十岁之龄，“8”指在1980年代投入民主运动，“6”是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于1960年代韩国工业迅速发展时期。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在反军事威权统治的学运中奠定形成。这批人现已成为政界、商界和传媒界的中坚分子，他们力主韩国应当与中、日两邻密切合作，疏远西方的关系；结束以腐败、政商勾结为特征的旧式秩序和权威主义。韩国总统卢武铉的助理团队中就有多名“386世代”，卢武铉也曾在公开场合指出：“‘386’是改革的核心力量。”
当年的学生领袖
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发生在1980－1990年代，80年代是运动的高潮时期，尤以1987年的“六月抗争”为最，它改变了韩国整个政治的形态。当时任钟皙就读于汉阳大学，他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会议长，其时，他已在韩国大学生联合会（设在汉阳大学）任了三年的议长。
当时南北关系紧张。任钟皙的前任大学生联合会议长任守敬（音），被派遣去平壤参加一个学生联合会的活动，经媒体报道，在韩国引起轰动。因这一事件，任守敬在监狱里呆了三年半。任守敬事件对于破除南北隔离这堵墙具有非常的象征意义。
和他的前任一样，任钟皙也蹲了三年半的牢狱。入狱时是卢泰愚掌权，出来时已换成金泳三。狱中不让写文章，没别的事可做，因此读了很多书，光杂志就读了1000本左右。而自监狱出来后，就“不怎么喜欢看书了”。当年参与学生运动搞街头演说和政治宣动所培养的能力，现在国会发言上展示得淋漓尽致。任钟皙说，对于政治家来说，擅于说话和发表意见非常重要。
2000年第一次当选为国会议员，2004年再次当选。“通过学生运动可以直接采纳很多民众的意见，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有韩国学者认为韩国政界的“386世代”已逐渐分化为三派：以任钟皙为代表的执政党（开放国民党）一派，以元喜龙为代表的大国家党保守派，以及趋于自由主义的中间派。任钟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人还是进步的，“以前扮演的角色是，要改革，是提出問题；现在呢，是要解决问题的，有一个现实感和责任感”。
任钟皙向我们阐述他的政治主张：民主主义和南北的和解合作。“民主化在韩国已逐渐成熟，现在的课题是如何落实南北的和平，然后进一步和谐合作。”
如今的政治精英
早上7点开始就有会议，晚上11点才能回家。这是任议员的一天。忙是他的常态。我们对他的采访，他说是他从政以来接受的时间最长的一次采访。
他不愿意聊个人生活，更愿意摆谈政治。偶尔会触及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我们问他，韩国国会开会的时候，会不会像日本或台湾一样，经常会发生打架的情况？任议员大笑：当然有，特别是执政党和在野党在非常关键的议题决议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冲突。但和日本、台湾比，打得没有那么激烈。“我也打过啊，但是不会因为这个而专门去锻炼身体的。”又一阵爽朗的笑。
更多的是乏味的政治商讨。而这是他一生的事业。
仕途上也有过尴尬的时刻。2003年10月18日，韩国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通过了对伊拉克大规模增派战斗兵（7000-12000人）的决议。第二天，任钟皙便在议院会馆门口进行绝食，表示如果政府最终仍决定大规模派战斗兵并在国会得以通过，他将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他得到民间力量的支持。
他在宣言中称，自己的行为是“一个年轻政界人士的良心”，会在绝食的同时探索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国会应如何服务于国民。
后来韩国政府决定派兵3000人，但任钟皙并未如事前所说放弃议员的职位，而是用“现实论”为自己辩解，称“自己的人本主义并未改变”，请大家理解政治家在价值观和现实之间找平衡的困难，“国际秩序与主观愿望不同，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客观性，一味去主张原点性的价值。”他的言行令很多支持者感到失望，也遭到众多网民的猛烈批判。从政生涯跌至低谷。
其时离议员任期届满只有两个月，任钟皙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称，他当时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重新赢得下一次的议会选举。“我反对大规模的派兵，后来实际上规模也变小了，性质也不一样，不是战斗兵，而是职员兵。通过努力争取，我最终还是得到了国民的认可，再次赢得选举。”至于丧失诚信对政治家而言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任钟皙巧妙地避开了。
问他个人从政的至高理想，是否想过当总统——任钟皙大笑不止。笑毕，他正言：“从事政治，就担当起了很大的责任。既然已经成了政治中的人物，当然希望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至于总理总统的具体职位，这不是个人能决定的，要想成为一个政治领袖，必须得到团体成员的信任，这是首要条件。我个人的政治理想是能尽早实现南北的和解，充当自己应有的角色。”
比政治家更爱国的是国民
人物周刊：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现状如何？
任钟皙：韩国的民主化发展相当成熟，包括言论自由、议会政治，更重要的是国民的参与，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韩国的市场化解决了效率，却有一个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是民主化一个最紧迫的课题。
我愿意谈谈中国。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民主化的道路，中国目前的制度和体制应该受到尊重，但中国自从改革开发以来，贫富差距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贫富差距就越大。假如不为这个贫富差距做准备，当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东西部差距的问题，即使是牺牲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要解决这一问题。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发展走向？
任钟皙：民主化进程一定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国情、文化，如果脱离国情、文化，民主就很难在这个国家扎根。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评价他国的发展方向是非常危险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到目前来说，中国的政治家为解决温饱问题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另外，市场有一个不人性的根源性的缺陷，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话，这将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很大危机。尽量把信息跟国民一起共享和讨论，让他们自己理解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然后达到真正的民主。
我发现中国的市民在信息共享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然假如他们公开讨论社会问题会有阻力，会要突破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但这一步一定要迈开。只有这样，才会实现公共信息的共享，唤起民众的积极参与，从而实现民主化。
人物周刊：韩国政界主流怎么评价中韩关系？
任钟皙：韩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量早就超过了美国，这是衡量中韩关系重要性的一个指标。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中韩之间的合作空间很大。在最近的一次国民调查当中，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友好度很高。韩国人出境旅游也首选中国。两国领导人都非常坦诚地来交流各种问题。
针对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中韩和日本之间的感情受到极大伤害。
中韩之间也存在历史问题，需要进行对话。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知识分子、学者进行考察，政治家提供平台。历史就是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因为现状来改变历史。不要让过去的问题来干扰今天两国的交往。我相信中韩关系会得到加强。
人物周刊：作为韩国政治家，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六方会谈和朝核问题上的作用？
任钟皙：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作为南北韩问题的当事者，我们对中国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激。另外，中国跟美国一起，包括国际社会在内，一起制订可行性的协商方案，这样更具有实效性。其实北韩已经亮出了自己底牌，所以中国如果能尽快促成可行的方案，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要解决其实是很简单的。2002年10月份美国提出北朝鲜的铀开发的问题，可是美国至今还拿不出确定的证据。因此，美国是真想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还是有别的政治意图，值得注意。
当时韩日的关系特别好，日本为了改善两国的关系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现在跟美国勾结在一起，美国又帮助日本激起军国主义的复活，走向右倾，因此在亚洲，日本在政治上的角色看不到希望，很難看到日本会有积极的姿态。日本像个恐龙，有很庞大的经济的躯干，但政治的头脑很小。
人物周刊：作为386世代的重要一员，您怎么看金大中先生？他在中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任钟皙：对前总统金大中的评价，从历史上来看，可以说是最高的。他在野30年当中，度过了好几次的危机，他把韩国的民主政治带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第二，他把紧张和对立为特征的南北关系转化为和谐与和解，促成南北首脑的会晤。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韩国度过了金融危机。
当然，作为有着这么长时间政治活动的政治家，他脱离不了他身边很普遍的官僚腐败现象，在这方面，他是不自由的。至于在解决金融危机时未能更恰当的调整经济结构，这些弱点确实存在，但是他在总统执政期间，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还有国民的公积金制度，都是非常具有长远眼光的。这样看他的所作所为，他在韩国历史上会得到更好的评价。
人物周刊：在政治上采取威权主义，经济上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以韩国为代表的这种政经发展方式被称为“东亚模式”，您自己怎么看？
任钟皙：在世界经济这样一个大结构下，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走威权主义的发展道路其实是不可避免的，韩国当时也是这样的。但当经济发展已解决温饱后，就要着手人权、文化、自尊心的培养，这是必然的。
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弊端，有很多问题会被搁置下来，比如贫富差距，这就必须提前为这些问题做准备，包括信息共享，更坦率的和国民交流。
韩国经济起步时期是全斗焕的军事政府，过分地独裁，为韩国的民主化发展构成了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强调，比政治家更爱国的是国民，一定要和国民坦率地就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沟通，一起来解决。
任钟皙，他们中最具代表性的领袖之一。
4月26日上午11时，韩国国会。
敞亮的议员办公室。喝上国会特供饮品芦荟后，议员任钟皙才姗姗来迟。进洗手间拭去脸上的汗，随即礼貌地向记者表示歉意。随行人员解释说，任议员刚从仁川机场回来。这几天韩国有个选举，选出6名国会议员和一些地方的市长、郡守，“昨天任议员去了韩国南部的一个城市。因为你们的采访，他特地匆匆赶来。”
任钟皙，韩国执政党开放国民党发言人，国会统一外交通商委员会委员，国会南北关系特别发展委员会委员。
任钟皙被认为是“386世代”的代表人物。
“386世代”一词源于1990年代，“3”指的是这个世代正值三十岁之龄，“8”指在1980年代投入民主运动，“6”是因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于1960年代韩国工业迅速发展时期。他们的政治理念是在反军事威权统治的学运中奠定形成。这批人现已成为政界、商界和传媒界的中坚分子，他们力主韩国应当与中、日两邻密切合作，疏远西方的关系；结束以腐败、政商勾结为特征的旧式秩序和权威主义。韩国总统卢武铉的助理团队中就有多名“386世代”，卢武铉也曾在公开场合指出：“‘386’是改革的核心力量。”
当年的学生领袖
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发生在1980－1990年代，80年代是运动的高潮时期，尤以1987年的“六月抗争”为最，它改变了韩国整个政治的形态。当时任钟皙就读于汉阳大学，他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会议长，其时，他已在韩国大学生联合会（设在汉阳大学）任了三年的议长。
当时南北关系紧张。任钟皙的前任大学生联合会议长任守敬（音），被派遣去平壤参加一个学生联合会的活动，经媒体报道，在韩国引起轰动。因这一事件，任守敬在监狱里呆了三年半。任守敬事件对于破除南北隔离这堵墙具有非常的象征意义。
和他的前任一样，任钟皙也蹲了三年半的牢狱。入狱时是卢泰愚掌权，出来时已换成金泳三。狱中不让写文章，没别的事可做，因此读了很多书，光杂志就读了1000本左右。而自监狱出来后，就“不怎么喜欢看书了”。当年参与学生运动搞街头演说和政治宣动所培养的能力，现在国会发言上展示得淋漓尽致。任钟皙说，对于政治家来说，擅于说话和发表意见非常重要。
2000年第一次当选为国会议员，2004年再次当选。“通过学生运动可以直接采纳很多民众的意见，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有韩国学者认为韩国政界的“386世代”已逐渐分化为三派：以任钟皙为代表的执政党（开放国民党）一派，以元喜龙为代表的大国家党保守派，以及趋于自由主义的中间派。任钟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人还是进步的，“以前扮演的角色是，要改革，是提出問题；现在呢，是要解决问题的，有一个现实感和责任感”。
任钟皙向我们阐述他的政治主张：民主主义和南北的和解合作。“民主化在韩国已逐渐成熟，现在的课题是如何落实南北的和平，然后进一步和谐合作。”
如今的政治精英
早上7点开始就有会议，晚上11点才能回家。这是任议员的一天。忙是他的常态。我们对他的采访，他说是他从政以来接受的时间最长的一次采访。
他不愿意聊个人生活，更愿意摆谈政治。偶尔会触及一些有趣的细节，比如我们问他，韩国国会开会的时候，会不会像日本或台湾一样，经常会发生打架的情况？任议员大笑：当然有，特别是执政党和在野党在非常关键的议题决议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冲突。但和日本、台湾比，打得没有那么激烈。“我也打过啊，但是不会因为这个而专门去锻炼身体的。”又一阵爽朗的笑。
更多的是乏味的政治商讨。而这是他一生的事业。
仕途上也有过尴尬的时刻。2003年10月18日，韩国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通过了对伊拉克大规模增派战斗兵（7000-12000人）的决议。第二天，任钟皙便在议院会馆门口进行绝食，表示如果政府最终仍决定大规模派战斗兵并在国会得以通过，他将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他得到民间力量的支持。
他在宣言中称，自己的行为是“一个年轻政界人士的良心”，会在绝食的同时探索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国会应如何服务于国民。
后来韩国政府决定派兵3000人，但任钟皙并未如事前所说放弃议员的职位，而是用“现实论”为自己辩解，称“自己的人本主义并未改变”，请大家理解政治家在价值观和现实之间找平衡的困难，“国际秩序与主观愿望不同，我们不能无视这种客观性，一味去主张原点性的价值。”他的言行令很多支持者感到失望，也遭到众多网民的猛烈批判。从政生涯跌至低谷。
其时离议员任期届满只有两个月，任钟皙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称，他当时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重新赢得下一次的议会选举。“我反对大规模的派兵，后来实际上规模也变小了，性质也不一样，不是战斗兵，而是职员兵。通过努力争取，我最终还是得到了国民的认可，再次赢得选举。”至于丧失诚信对政治家而言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任钟皙巧妙地避开了。
问他个人从政的至高理想，是否想过当总统——任钟皙大笑不止。笑毕，他正言：“从事政治，就担当起了很大的责任。既然已经成了政治中的人物，当然希望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至于总理总统的具体职位，这不是个人能决定的，要想成为一个政治领袖，必须得到团体成员的信任，这是首要条件。我个人的政治理想是能尽早实现南北的和解，充当自己应有的角色。”
比政治家更爱国的是国民
人物周刊：韩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现状如何？
任钟皙：韩国的民主化发展相当成熟，包括言论自由、议会政治，更重要的是国民的参与，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韩国的市场化解决了效率，却有一个贫富差距的问题，这是民主化一个最紧迫的课题。
我愿意谈谈中国。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民主化的道路，中国目前的制度和体制应该受到尊重，但中国自从改革开发以来，贫富差距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贫富差距就越大。假如不为这个贫富差距做准备，当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东西部差距的问题，即使是牺牲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要解决这一问题。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发展走向？
任钟皙：民主化进程一定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国情、文化，如果脱离国情、文化，民主就很难在这个国家扎根。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评价他国的发展方向是非常危险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到目前来说，中国的政治家为解决温饱问题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另外，市场有一个不人性的根源性的缺陷，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话，这将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很大危机。尽量把信息跟国民一起共享和讨论，让他们自己理解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然后达到真正的民主。
我发现中国的市民在信息共享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当然假如他们公开讨论社会问题会有阻力，会要突破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但这一步一定要迈开。只有这样，才会实现公共信息的共享，唤起民众的积极参与，从而实现民主化。
人物周刊：韩国政界主流怎么评价中韩关系？
任钟皙：韩国和中国大陆的贸易量早就超过了美国，这是衡量中韩关系重要性的一个指标。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中韩之间的合作空间很大。在最近的一次国民调查当中，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友好度很高。韩国人出境旅游也首选中国。两国领导人都非常坦诚地来交流各种问题。
针对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中韩和日本之间的感情受到极大伤害。
中韩之间也存在历史问题，需要进行对话。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由知识分子、学者进行考察，政治家提供平台。历史就是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因为现状来改变历史。不要让过去的问题来干扰今天两国的交往。我相信中韩关系会得到加强。
人物周刊：作为韩国政治家，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六方会谈和朝核问题上的作用？
任钟皙：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作为南北韩问题的当事者，我们对中国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激。另外，中国跟美国一起，包括国际社会在内，一起制订可行性的协商方案，这样更具有实效性。其实北韩已经亮出了自己底牌，所以中国如果能尽快促成可行的方案，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要解决其实是很简单的。2002年10月份美国提出北朝鲜的铀开发的问题，可是美国至今还拿不出确定的证据。因此，美国是真想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还是有别的政治意图，值得注意。
当时韩日的关系特别好，日本为了改善两国的关系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现在跟美国勾结在一起，美国又帮助日本激起军国主义的复活，走向右倾，因此在亚洲，日本在政治上的角色看不到希望，很難看到日本会有积极的姿态。日本像个恐龙，有很庞大的经济的躯干，但政治的头脑很小。
人物周刊：作为386世代的重要一员，您怎么看金大中先生？他在中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任钟皙：对前总统金大中的评价，从历史上来看，可以说是最高的。他在野30年当中，度过了好几次的危机，他把韩国的民主政治带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第二，他把紧张和对立为特征的南北关系转化为和谐与和解，促成南北首脑的会晤。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韩国度过了金融危机。
当然，作为有着这么长时间政治活动的政治家，他脱离不了他身边很普遍的官僚腐败现象，在这方面，他是不自由的。至于在解决金融危机时未能更恰当的调整经济结构，这些弱点确实存在，但是他在总统执政期间，对低收入阶层的福利，还有国民的公积金制度，都是非常具有长远眼光的。这样看他的所作所为，他在韩国历史上会得到更好的评价。
人物周刊：在政治上采取威权主义，经济上实行自由的市场经济，以韩国为代表的这种政经发展方式被称为“东亚模式”，您自己怎么看？
任钟皙：在世界经济这样一个大结构下，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走威权主义的发展道路其实是不可避免的，韩国当时也是这样的。但当经济发展已解决温饱后，就要着手人权、文化、自尊心的培养，这是必然的。
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弊端，有很多问题会被搁置下来，比如贫富差距，这就必须提前为这些问题做准备，包括信息共享，更坦率的和国民交流。
韩国经济起步时期是全斗焕的军事政府，过分地独裁，为韩国的民主化发展构成了很大的负担。所以我强调，比政治家更爱国的是国民，一定要和国民坦率地就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沟通，一起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