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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9和30日，涉嫌受贿400余万元的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王道生（正厅级）一案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做最后陈词时，王道生声泪俱下地表示：“我的所作所为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儿子。他今年才26岁，受过高等教育……但因为我，上梁不正，使他在思想上受到了污染。作为一个父亲，我非常后悔自己的违法行为把儿子也卷了进来。我请求法庭对我26岁的儿子王健依法从轻处理。”其恳切的痛悔言辞让人动容，但是他们父子曾经联手索贿受贿，甚至连破产企业都不放过的犯罪行为，又实在让人无法宽容。
仕途坦荡突起波澜
王道生，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曾任湖南省怀化地区行署副专员、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9年9月,52岁的他开始调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排名第二,协助领导分管业务方面的工作，负责将有关议题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省长办公会议、省政府专题会议讨论,然后具体经办各个事项的协调，以及省政府有关会议议定事项和分管领导交办事项的督办落实等。由于其分管领导主要负责经贸系统的工作，王道生的工作重点也“主要是与企业、银行打交道”。此外，王道生还身兼数职，如果将其职务印在名片上，恐怕都挤不下。比如他一度负责过湖南省债转股联席会议制度，担任过省农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全省国企扭亏增盈等工作，兼任湖南省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主任，湖南省电力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湖南省质量协会常务理事会高级顾问等社会职务……
出事前，王道生的日子让很多人羡慕。熟悉王道生的人说，王道生能够从比较偏远的地方一步一步高升至省会长沙,仕途这么一帆风顺,加上王在任期间行事相当低调，“颇有人缘”,按道理他一生功成名就后正常退休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上他研究生毕业的儿子王健，年仅26岁就担任了湖南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副主任(副处)的要职,家庭事业都十分美满。
但事情偏偏就在王道生即将从仕途全身而退时突然起了变化。
2003年11月，湖南省纪委接到了永州市纪委的一份汇报材料称，现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王道生，在其任职永州市市长期间与数起贪污受贿案件有涉。但因为其是属省管的正厅级干部，所以按规定向省纪委汇报，请求协助调查。很快，湖南省纪委就此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了初步调查。
2004年3月春节刚过不久，作为分管领导，参加完某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仪式的57岁的王道生，半路上被省纪检部门工作人员拦住问话，随后就被纪检部门正式“双规”。
这时，湖南省某部门一位负责人亲自起草材料，举报王道生在任职省政府副秘书长期间，牵涉湘民制药厂巨额国资流失，其中存在巨大的利益黑洞。
随后,更大的黑幕被彻底揭开。
检察院很快查实，王道生涉及的贪污受贿案至少有7件，至少涉及10余人。其中王道生本人就受贿数百万元，其中在湖南湘民制药厂破产改制的过程中，单笔受贿金额就超过100万元，被定性为“特大受贿案”。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竟然将前途无量的儿子王健也“拉下了水”。
破产企业遭遇“黑手”
时间闪回到2000年。当时,湖南省湘民制药厂的破产改制正在实质性操作阶段。
湖南省湘民制药厂成立于1987年，是湖南省民政厅所属湖南福利总公司旗下的一家中型国有二级福利企业。截至2001年4月，该厂470多名在册职工中残疾人超过一半。湘民制药本身并不算知名，但在“保健品概念”热火朝天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湖南省湘民制药厂研发生产的部分保健产品，不仅行销全国还打入东南亚市场，企业红极一时。企业职工的各项福利水涨船高，人们笑称这真正是一家“福利企业”。
不过好景不长,企业的好日子在整个保健品市场还没有完全降温的时候，就因为种种原因提前结束了。到1994年，企业就已经连发工资都十分困难了。
1995年，湖南省政府将湘民制药厂列为首批国企改革试点单位之一，经过多方洽谈，湘民制药厂于1997年被一家公司兼并。而就在1998年，由于原班子既得利益者与兼并方发生冲突，造成30多人受伤20人住院治疗的“流血事件”，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关注。
此后,此事由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庞道沫主持协调，兼并方完全退出，“湘民”打回原形。然后从2000年开始，“湘民”改制事宜被移交给王道生督办。同年12月22日，王道生召集经贸、药监、国土、税务、劳动和社保等政府部门以及部分银行(债权人)，专题研究“湘民”破产问题。
会议明确，“湘民”依法破产变现时，可由优势企业以竞标方式对其进行重组，必须全员安置职工，注入资金加强管理。并同意以“湘民”现有40亩行政划拨土地资产，作为职工安置和离退休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并免去了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
次年7月31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1)中经二初字第267-1号文”，裁定“湘民”破产。
但是,检察院在事后的调查中发现，从“湘民”宣告破产至今，债权人会议迟迟未见召开，这使债权人对资产处置的方式及程序，根本无法依法主张权利。而且在王道生的运作下，截至2002年初，“湘民”累计亏损已经超过1.91亿元。2002年4月2日，“湘民”的资产被委托拍卖。
其实,在2000年12月22日召开的那个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已明确，“依法破产时可由优势企业以竞标方式对湘民药厂进行整体收购”。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与“湘民”毫无关系的湖南安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述金被邀出席。
不过，当时无论“湘民”职工还是主持工作的政府官员，都对这一点没有产生丝毫的疑问,因为他们无不对安塑股份(000156)入主“湘民”抱有极大的希望。毕竟作为上市公司，安塑股份在市场上有不俗表现。
但“湘民”职工很快就发现，安塑股份只是一个幌子，直接参与竞买的是其全资子公司---中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参与竞拍的共有三家企业，最终由中圆科技以1278万元的起拍价，一次举牌获得“湘民”资产所有权。
“湘民”原职工普遍反映，这1278万元的成交价格“极其不合理”。竞拍前不少企业主动上门，愿意出高出几倍的价格购买。有人甚至愿出4000万元盘下这些资产。湖南某科技公司一位副总还告诉记者一个细节，当时他已筹好资金准备参加竞标，但受到有关方面的排挤，如拍卖会设立的800万元保证金，远高出起拍价20%至30%的常规，被视为人为故意设立的障碍。
另一个让人疑惑不解的事实是，有关方面公示的资产评估报告显示，“湘民”固定资产评估就为1600多万元，其中还没有包括湘民制药厂拥有的56个新药品种的生产批准文号以及商标等无形资产。而中圆科技却仅以1278万元的起拍价一次举牌，就获得了“湘民”资产的所有权。
但是，不管“湘民”原职工的意见如何，由于有王道生从中斡旋，中圆科技还是很快就办妥了全部的接管手续。
土地抵押凸显“黑洞”
但事情还远未就此结束。检察院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中圆科技成功“竞买”“湘民”之后，其资产被顺利重组为一个名叫“新汇制药有限公司”的新企业，其股权结构与安塑股份、中圆科技均无任何法律关联。
工商资料显示，新汇制药已成为一家私营企业，由何述金个人绝对控股。而另一个事实是，新汇制药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何述金，曾任安塑股份董事长和中圆科技总经理。
此时，“湘民”的职工才发现，原本被普遍看好的安塑股份收购“湘民”，实际成了何述金个人绝对控股“湘民”。
而最让“湘民”的职工气愤的，还是湘民制药厂由政府行政划拨的40亩土地。据湖南省民政厅一位已离任的厅级官员介绍，长沙修环线公路时，征用了部分土地，当时划拨的实际还存33亩。中圆科技在竞买“湘民”资产成功之后，有关部门也顺利地将该土地过户到了新汇公司名下。目前，该宗土地已经被新汇公司抵押至某银行岳麓支行，贷款2000万元。
现在，新汇制药的新厂选址在望城县工业园区。12月8日，该公司一位副总在接受咨询时表示，那块土地已经是完全属于新汇的资产了，“我们有权力为了公司发展而把土地抵押贷款”。
目前，对照该处土地附近其他几宗土地挂牌出让价格，每亩不会低于80万元，即便以33亩划拨土地计，市值应在2500万元以上。而据湖南省民政厅已离任的那位厅级官员介绍，当时核定的“湘民”职工安置费仅约800万元。
政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200多名残疾职工的安置和生活保障，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优势企业实现低成本扩张，使“湘民”的无形资产和资产残值发挥最有效的作用。但事与愿违，由于安置方案没有充分考虑本身属于弱势群体、特别是残疾职工的利益，劳资矛盾随后不断激化。
在望城县新汇公司的新厂区记者了解到，确实有一部分职工来自原“湘民”。而在“湘民”老厂记者亦获知，接受新汇公司安置方案到岗上班的职工不足四分之一。另据了解，由于此种内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时任湖南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的负责人，曾公开与王道生以及民政厅的分管领导对峙，气氛异常紧张。不久，这位处长被调换到另一个部门。
从湖南省检察院获悉，由于王道生居中斡旋，从以安塑股份之名收购“湘民”，到中途调包由中圆科技收购，再到转变为个人股份，最后将土地资产抵押贷款，前后时间约两个月。而这一连串动作背后，“意味着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其实早在此前，王道生和何述金就已经有过成功合作的经验了。那是1996年，湖南安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欲收购第三塑料厂，但面临种种阻力和困难，时任该公司董事长的何述金找到已经调离怀化到永州任市长的王道生帮忙。在王的帮助下，何述金最后成功地收购了第三塑料厂。事后，王道生心安理得地先后三次“笑纳”了何送来的4000美元和人民币3.234万元。
情人儿子一起涉案
据湖南省检察院一位处长介绍，也就是在“湘民”过户新汇公司名下这个过程中，王道生一次性获得了何述金100万元的回赠。而且就是这100万元，王道生将自己引以为豪的儿子王健也“拉下了水”。
王健曾任职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处，后调至湖南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主业是高速公路建设。很快，拥有较高学历的王健被破格提升为湖南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副主任(副处)。流传的一种说法是，王道生在利用自己恰好分管高速公路的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之便，为其子创造仕途升迁的条件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
不过，26岁一脸书卷气的王健，还自以为自己是以谦虚低调赢得了同事的好感。但谁也没想到，王健会伙同父亲，从一个破产的福利企业里“猛捞”一笔。那是2002年4月，蒙受王道生巨大恩惠的何述金，安排公司会计转款100万元到王健私设的“湖南诚建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账户上，王健要同学肖某以“湖南诚建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打了一张假借条，然后王健以该公司的名义将100万元汇至新汇公司作为其注册入股金，并商定在每年分取股东红利。
也正是因为采取了这种隐蔽手法，在2004年11月29日的庭审中，王氏父子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这100万元的股份是借贷关系，并不是受贿行为的观点。
不过，针对这种说法，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提出，“这张借条等同于一张废纸，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所谓的公司是虚假的，写借条的人是假的，完全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事情败露、逃避法律打击的一种做法。
2002年6月，王健的同学汤某和中建五局下岗职工周某商议，以长沙建筑工程公司名义，报名投标湖南一公司长沙基地的土建安装等工程。汤某请王健帮忙，请他的父亲出面打招呼，后来果然中标该土建工程。2003年4月9日，汤某准备了43万元现金带回住宅，然后邀老同学王健到其住宅玩耍，王健离开时便将钱交其取走，王健毫未推辞就欣然带走了。
在2004年11月29和30日的两天庭审中，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宣读了长达13页的起诉书，指控王道生单独或伙同其子王健、其妻向菊（另案处理）、情人王某（另案处理）等，收受他人贿赂401余万元，其中他儿子王健参与收受贿赂203万元。
很显然，这又是一起典型的“家族式”腐败案件。湖南省纪委一位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表忧虑地说，“家族式腐败”犯罪的特点非常显著，危害也非常大。第一，掠夺财富的疯狂性。侵吞的国家资财不是几万、十几万，而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对经济危害特别巨大。第二，“家族式腐败”成本低，腐败动力充足。这种腐败是在自己权力管辖之内，因此特别容易实施。第三，一般来说，侦破“家族式腐败”难度较大。
尽管中纪委明文规定，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但是在执行方面还要加大力度。此外，王道生一案还显示，对秘书长们的监督明显滞后，“一般是出现问题才去监督，而且还受到来自其分管领导的阻力”。他说，此类监督尚未形成制度上的权力制衡，加上其“圈子化、家族化”等特点，这些都使人们对目前体制中谁来监督秘书长们的追问更显迫切。
仕途坦荡突起波澜
王道生，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曾任湖南省怀化地区行署副专员、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9年9月,52岁的他开始调任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级),排名第二,协助领导分管业务方面的工作，负责将有关议题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省长办公会议、省政府专题会议讨论,然后具体经办各个事项的协调，以及省政府有关会议议定事项和分管领导交办事项的督办落实等。由于其分管领导主要负责经贸系统的工作，王道生的工作重点也“主要是与企业、银行打交道”。此外，王道生还身兼数职，如果将其职务印在名片上，恐怕都挤不下。比如他一度负责过湖南省债转股联席会议制度，担任过省农网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全省国企扭亏增盈等工作，兼任湖南省名牌产品审定委员会主任，湖南省电力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湖南省质量协会常务理事会高级顾问等社会职务……
出事前，王道生的日子让很多人羡慕。熟悉王道生的人说，王道生能够从比较偏远的地方一步一步高升至省会长沙,仕途这么一帆风顺,加上王在任期间行事相当低调，“颇有人缘”,按道理他一生功成名就后正常退休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上他研究生毕业的儿子王健，年仅26岁就担任了湖南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副主任(副处)的要职,家庭事业都十分美满。
但事情偏偏就在王道生即将从仕途全身而退时突然起了变化。
2003年11月，湖南省纪委接到了永州市纪委的一份汇报材料称，现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的王道生，在其任职永州市市长期间与数起贪污受贿案件有涉。但因为其是属省管的正厅级干部，所以按规定向省纪委汇报，请求协助调查。很快，湖南省纪委就此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了初步调查。
2004年3月春节刚过不久，作为分管领导，参加完某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仪式的57岁的王道生，半路上被省纪检部门工作人员拦住问话，随后就被纪检部门正式“双规”。
这时，湖南省某部门一位负责人亲自起草材料，举报王道生在任职省政府副秘书长期间，牵涉湘民制药厂巨额国资流失，其中存在巨大的利益黑洞。
随后,更大的黑幕被彻底揭开。
检察院很快查实，王道生涉及的贪污受贿案至少有7件，至少涉及10余人。其中王道生本人就受贿数百万元，其中在湖南湘民制药厂破产改制的过程中，单笔受贿金额就超过100万元，被定性为“特大受贿案”。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竟然将前途无量的儿子王健也“拉下了水”。
破产企业遭遇“黑手”
时间闪回到2000年。当时,湖南省湘民制药厂的破产改制正在实质性操作阶段。
湖南省湘民制药厂成立于1987年，是湖南省民政厅所属湖南福利总公司旗下的一家中型国有二级福利企业。截至2001年4月，该厂470多名在册职工中残疾人超过一半。湘民制药本身并不算知名，但在“保健品概念”热火朝天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湖南省湘民制药厂研发生产的部分保健产品，不仅行销全国还打入东南亚市场，企业红极一时。企业职工的各项福利水涨船高，人们笑称这真正是一家“福利企业”。
不过好景不长,企业的好日子在整个保健品市场还没有完全降温的时候，就因为种种原因提前结束了。到1994年，企业就已经连发工资都十分困难了。
1995年，湖南省政府将湘民制药厂列为首批国企改革试点单位之一，经过多方洽谈，湘民制药厂于1997年被一家公司兼并。而就在1998年，由于原班子既得利益者与兼并方发生冲突，造成30多人受伤20人住院治疗的“流血事件”，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关注。
此后,此事由时任湖南省副省长的庞道沫主持协调，兼并方完全退出，“湘民”打回原形。然后从2000年开始，“湘民”改制事宜被移交给王道生督办。同年12月22日，王道生召集经贸、药监、国土、税务、劳动和社保等政府部门以及部分银行(债权人)，专题研究“湘民”破产问题。
会议明确，“湘民”依法破产变现时，可由优势企业以竞标方式对其进行重组，必须全员安置职工，注入资金加强管理。并同意以“湘民”现有40亩行政划拨土地资产，作为职工安置和离退休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并免去了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
次年7月31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1)中经二初字第267-1号文”，裁定“湘民”破产。
但是,检察院在事后的调查中发现，从“湘民”宣告破产至今，债权人会议迟迟未见召开，这使债权人对资产处置的方式及程序，根本无法依法主张权利。而且在王道生的运作下，截至2002年初，“湘民”累计亏损已经超过1.91亿元。2002年4月2日，“湘民”的资产被委托拍卖。
其实,在2000年12月22日召开的那个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已明确，“依法破产时可由优势企业以竞标方式对湘民药厂进行整体收购”。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与“湘民”毫无关系的湖南安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述金被邀出席。
不过，当时无论“湘民”职工还是主持工作的政府官员，都对这一点没有产生丝毫的疑问,因为他们无不对安塑股份(000156)入主“湘民”抱有极大的希望。毕竟作为上市公司，安塑股份在市场上有不俗表现。
但“湘民”职工很快就发现，安塑股份只是一个幌子，直接参与竞买的是其全资子公司---中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参与竞拍的共有三家企业，最终由中圆科技以1278万元的起拍价，一次举牌获得“湘民”资产所有权。
“湘民”原职工普遍反映，这1278万元的成交价格“极其不合理”。竞拍前不少企业主动上门，愿意出高出几倍的价格购买。有人甚至愿出4000万元盘下这些资产。湖南某科技公司一位副总还告诉记者一个细节，当时他已筹好资金准备参加竞标，但受到有关方面的排挤，如拍卖会设立的800万元保证金，远高出起拍价20%至30%的常规，被视为人为故意设立的障碍。
另一个让人疑惑不解的事实是，有关方面公示的资产评估报告显示，“湘民”固定资产评估就为1600多万元，其中还没有包括湘民制药厂拥有的56个新药品种的生产批准文号以及商标等无形资产。而中圆科技却仅以1278万元的起拍价一次举牌，就获得了“湘民”资产的所有权。
但是，不管“湘民”原职工的意见如何，由于有王道生从中斡旋，中圆科技还是很快就办妥了全部的接管手续。
土地抵押凸显“黑洞”
但事情还远未就此结束。检察院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中圆科技成功“竞买”“湘民”之后，其资产被顺利重组为一个名叫“新汇制药有限公司”的新企业，其股权结构与安塑股份、中圆科技均无任何法律关联。
工商资料显示，新汇制药已成为一家私营企业，由何述金个人绝对控股。而另一个事实是，新汇制药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何述金，曾任安塑股份董事长和中圆科技总经理。
此时，“湘民”的职工才发现，原本被普遍看好的安塑股份收购“湘民”，实际成了何述金个人绝对控股“湘民”。
而最让“湘民”的职工气愤的，还是湘民制药厂由政府行政划拨的40亩土地。据湖南省民政厅一位已离任的厅级官员介绍，长沙修环线公路时，征用了部分土地，当时划拨的实际还存33亩。中圆科技在竞买“湘民”资产成功之后，有关部门也顺利地将该土地过户到了新汇公司名下。目前，该宗土地已经被新汇公司抵押至某银行岳麓支行，贷款2000万元。
现在，新汇制药的新厂选址在望城县工业园区。12月8日，该公司一位副总在接受咨询时表示，那块土地已经是完全属于新汇的资产了，“我们有权力为了公司发展而把土地抵押贷款”。
目前，对照该处土地附近其他几宗土地挂牌出让价格，每亩不会低于80万元，即便以33亩划拨土地计，市值应在2500万元以上。而据湖南省民政厅已离任的那位厅级官员介绍，当时核定的“湘民”职工安置费仅约800万元。
政府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200多名残疾职工的安置和生活保障，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优势企业实现低成本扩张，使“湘民”的无形资产和资产残值发挥最有效的作用。但事与愿违，由于安置方案没有充分考虑本身属于弱势群体、特别是残疾职工的利益，劳资矛盾随后不断激化。
在望城县新汇公司的新厂区记者了解到，确实有一部分职工来自原“湘民”。而在“湘民”老厂记者亦获知，接受新汇公司安置方案到岗上班的职工不足四分之一。另据了解，由于此种内情，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时任湖南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的负责人，曾公开与王道生以及民政厅的分管领导对峙，气氛异常紧张。不久，这位处长被调换到另一个部门。
从湖南省检察院获悉，由于王道生居中斡旋，从以安塑股份之名收购“湘民”，到中途调包由中圆科技收购，再到转变为个人股份，最后将土地资产抵押贷款，前后时间约两个月。而这一连串动作背后，“意味着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其实早在此前，王道生和何述金就已经有过成功合作的经验了。那是1996年，湖南安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欲收购第三塑料厂，但面临种种阻力和困难，时任该公司董事长的何述金找到已经调离怀化到永州任市长的王道生帮忙。在王的帮助下，何述金最后成功地收购了第三塑料厂。事后，王道生心安理得地先后三次“笑纳”了何送来的4000美元和人民币3.234万元。
情人儿子一起涉案
据湖南省检察院一位处长介绍，也就是在“湘民”过户新汇公司名下这个过程中，王道生一次性获得了何述金100万元的回赠。而且就是这100万元，王道生将自己引以为豪的儿子王健也“拉下了水”。
王健曾任职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处，后调至湖南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主业是高速公路建设。很快，拥有较高学历的王健被破格提升为湖南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副主任(副处)。流传的一种说法是，王道生在利用自己恰好分管高速公路的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之便，为其子创造仕途升迁的条件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
不过，26岁一脸书卷气的王健，还自以为自己是以谦虚低调赢得了同事的好感。但谁也没想到，王健会伙同父亲，从一个破产的福利企业里“猛捞”一笔。那是2002年4月，蒙受王道生巨大恩惠的何述金，安排公司会计转款100万元到王健私设的“湖南诚建工贸发展有限公司”账户上，王健要同学肖某以“湖南诚建工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打了一张假借条，然后王健以该公司的名义将100万元汇至新汇公司作为其注册入股金，并商定在每年分取股东红利。
也正是因为采取了这种隐蔽手法，在2004年11月29日的庭审中，王氏父子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这100万元的股份是借贷关系，并不是受贿行为的观点。
不过，针对这种说法，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提出，“这张借条等同于一张废纸，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因为所谓的公司是虚假的，写借条的人是假的，完全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防止事情败露、逃避法律打击的一种做法。
2002年6月，王健的同学汤某和中建五局下岗职工周某商议，以长沙建筑工程公司名义，报名投标湖南一公司长沙基地的土建安装等工程。汤某请王健帮忙，请他的父亲出面打招呼，后来果然中标该土建工程。2003年4月9日，汤某准备了43万元现金带回住宅，然后邀老同学王健到其住宅玩耍，王健离开时便将钱交其取走，王健毫未推辞就欣然带走了。
在2004年11月29和30日的两天庭审中，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宣读了长达13页的起诉书，指控王道生单独或伙同其子王健、其妻向菊（另案处理）、情人王某（另案处理）等，收受他人贿赂401余万元，其中他儿子王健参与收受贿赂203万元。
很显然，这又是一起典型的“家族式”腐败案件。湖南省纪委一位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表忧虑地说，“家族式腐败”犯罪的特点非常显著，危害也非常大。第一，掠夺财富的疯狂性。侵吞的国家资财不是几万、十几万，而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对经济危害特别巨大。第二，“家族式腐败”成本低，腐败动力充足。这种腐败是在自己权力管辖之内，因此特别容易实施。第三，一般来说，侦破“家族式腐败”难度较大。
尽管中纪委明文规定，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但是在执行方面还要加大力度。此外，王道生一案还显示，对秘书长们的监督明显滞后，“一般是出现问题才去监督，而且还受到来自其分管领导的阻力”。他说，此类监督尚未形成制度上的权力制衡，加上其“圈子化、家族化”等特点，这些都使人们对目前体制中谁来监督秘书长们的追问更显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