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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新上海人！”赵世崇拍拍胸脯，朗声道，“台北是我的家乡，但上海就是我的家！”
上海1990
窗外车水马龙，上海静安寺的百乐门舞厅氤氲的灯光下，舞者翩翩。时间仿佛在这里倒流，“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怀旧的音乐舒缓极了。
赵世崇，上海百乐门董事长，此刻的他西装革履，带着淡淡笑意，架着金丝边眼镜，金戒指与金手表闪闪发光，跟他递过来的名片如出一辙。仿佛旧月份牌上走下来的他，似乎就应该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
赵世崇原本在台湾从事证券投资业务，后进入台湾的餐饮娱乐业。作为最早进军中国大陆的台商之一，到上海后，赵世崇的投资重点依然在餐饮娱乐业。
1990年，43岁的赵世崇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他的首选就是上海。毕业于台湾商业专科学校的赵世崇算是祖籍广东、生在台湾的“本省人”，他有许多来自上海的“外省人”同学，念书时，他特别喜欢跟温文有礼的他们在一起。
“我从小就对中国大陆情有独钟，改革开放了，我终于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来。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是晚上，当飞机下降时，我看到这个都市乌漆墨黑的，那时，从虹桥机场到市区有一段还是石头路，颠簸得厉害”，赵世崇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也在那时，他亲身感受到上海的机遇与潜力，他也深刻意识到，“台湾经济如果不跟大陆结合在一起，就没有出路，我一到大陆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20世纪40年代末，10万上海人迁徙到台湾。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两岸关系解冻，上海刮起“台湾风”，“如果不想受shanghai（伤害），就请赶快去Shanghai（上海）”，台湾人都知道这句话。实际上，关于上海的想象已在台湾酝酿多年，从一个务虚的话题终究转换成切实的投资浪潮。如今，许多台湾人就与我们比邻而居，带着“台湾腔”的普通话，甚至已经影响到上海方言的语调句法。当年有些贬义的称呼“台巴子”，随着交往的增多，也已经淡出了沪上流行语。
1990年，赵世崇在上海长宁区建造了兆丰大楼，时为上海首屈一指的商业楼盘；1992年，他创办了上海蓝带娱乐总汇；1994年，他与台湾海霸王合作成立上海温莎堡海霸王，将台湾的自助餐带到上海，一时间门庭若市，在斜土路上出现了三四千人共进晚餐、几百人等候座位的盛景。“这19年来，我眼看着上海一步步走到今天，变化越来越大”，在上海创业的同时，赵世崇无疑见证了上海高速发展的历程。
勤勉之质
赵世崇一直有浓重的“百乐门情结”。初中时代翻阅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白先勇先生记忆中镜花水月般的海上旧梦，由舞女大班演绎出百乐门的绝代风华，让他记忆犹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十里洋场，气象万千，极富代表性的是豪门名流的主要娱乐场所百乐门，号称“远东第一乐府”的它，曾是当年大上海的代名词。
但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课本里的大陆，一如早年大陆课本里的台湾，“水深火热”。在当时，两岸犹如坚冰，遥想百乐门，成为赵世崇一个不可触摸的梦。
1990年刚到上海，到酒店放下行李，赵世崇迫不及待地跑去“瞻仰”百乐门，他见到的却是“红都电影院”的招牌，小卖部、咖啡座等不同经营者各自为阵，“百乐门怎么如此凋零？”兴冲冲的他极度失望，黯然离去。
10年后的2000年，赵世崇听说百乐门建筑被列為上海市第一批优秀保护建筑。当上海静安区文化局想要恢复百乐门大舞厅时，他终于明白自己一直等待的是什么。
“要夺得百乐门经营权并非易事，当时参与竞标的有新加坡、日本、香港地区、马来西亚等世界各地的雄厚财团，最后，让我一个小台商取得了经营权”，赵世崇言谈谦逊：“我在上海累积了10年正规的经营经验，我很本分、守法地在做餐饮娱乐，得到政府部门肯定；并且，我的理念是把百乐门恢复成30年代的百乐门，所以政府部门很支持我。”
凭借在上海娱乐业稳定的背景与资质，赵世崇顺利地取得百乐门经营权，他投资了2500万元人民币，对总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的百乐门进行恢复性改建，提案与图纸进行3次审核认证后终于通过。爵士乐队曾是百乐门的经典之一，通过朋友引荐，2002年，赵世崇寻觅到当年曾在百乐门演奏的老乐手鲍正祯。赵世崇也有自己的设想，20世纪30年代百乐门的舞伴只有女舞师，“我找的舞师，男女都有，而且都有非常正规的专业背景”。
2004年12月1日，“上海1930怀旧舞剧”粉墨登场，赵世崇亲自挑选节目，排练一个月，一场汇集“上海滩”、“飞虎队”、“夜上海舞女陈曼丽”、“歌女周璇”等各种怀旧元素汇演现身百乐门新舞台，前来观演的人们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身临其境。
“我想，在上海近20年，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的是：我能以台商身份取得百乐门的经营权。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的肯定”，赵世崇不止一次地感慨。怀旧氛围浓浓的百乐门，让赵世崇的许多朋友专程从台湾赶过来，晚上跳跳舞，一睹老上海风情，“到了晚上，灯光比现在更漂亮，还有歌手唱歌，每个人的打扮都很讲究，有些太太一晚上要换好几次衣服。我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赵世崇的眼神亮了起来。
上世纪90年代，每次回到台北，都有许多朋友向赵世崇咨询他的“上海经验”；现在，赵世崇形容百乐门已经成为台商们在上海的“商务咨询中心”，“他们买房子、投资，不管做什么，都找我来问”。
“上海小台北”
而今，赵世崇每年约有11个月在上海，春节、清明则按惯例回到台北陪伴年迈的父亲，他的两个孩子在日本、美国完成学业后，也回到上海工作。“我是新上海人！”赵世崇拍拍胸脯，朗声道，“台北是我的家乡，但上海就是我的家！”
如今，赵世崇在中国大陆还有他庞大的版图设想，他期望在昆山、合肥发展可容纳千人的演艺广场，将百乐门做成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大型歌舞秀品牌，“像法国的红磨坊一样，预计在世博会前后推出”，他踌躇满志。
“不做第一，只做唯一”是赵世崇的座右铭，同许多勤勉的在中国大陆打拼的台商一样，时至今日，他依然未有懈怠，清晨6点起床，“几乎醒过来就在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上海及周边城市定居的台胞及亲属就高达50万人以上。如今，坐落在上海西部的古北小区，集中居住了众多台商，被誉为“上海小台北”；古北新区与虹桥开发区一带，已形成一个台湾人社区。有人戏称，近年上海房价的居高不下，有着台胞的一份“功劳”。
虽然工作繁忙，但只要一有空，赵世崇还是喜欢听音乐或打高尔夫，或者去百乐门跳跳舞。赵世崇与夫人魏美玉因舞结缘，他们本是高中同学，当时流行每个周末同学轮流组织家庭式舞会，他们有了机会跳交谊舞，跳来跳去有了好感，最终迈入婚姻殿堂。
与众多在大陆投资的台商一样，赵世崇非常关注岛内的政经状况，阿扁的洗钱弊案、台湾股市滑坡都是他们常常探讨的话题。早在2007年年底，赵世崇就跟他的朋友订好了2008年3月回台湾的机票，“我们害怕误了‘大选’的投票，3个月前就订好机票了，我的很多朋友甚至半年之前就订好回台湾的机票了。我想，几乎90％的台商都回台湾参与投票”，赵世崇说，在大陆的台商都不希望政治波动影响到经济发展。
赵世崇居住在虹桥，而他在台北的家位于松山机场附近。以前，赵世崇与家人需要绕道从香港转机回台北，路上需要一天，因此，他们常是清晨出门，到香港接近中午，到台北已是晚上，每次返乡，都兴师动众。而如今，海峡两岸大三通夙愿完成。“十几年来，我多花的交通费大概在人民币300万以上；现在，1小时20分钟的飞行就能从上海到达台北，比我从上海到昆山还要快”，赵世崇看看手表说，此时他的一个朋友已从上海起飞，“回到台北正赶上吃午饭”。
上海1990
窗外车水马龙，上海静安寺的百乐门舞厅氤氲的灯光下，舞者翩翩。时间仿佛在这里倒流，“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怀旧的音乐舒缓极了。
赵世崇，上海百乐门董事长，此刻的他西装革履，带着淡淡笑意，架着金丝边眼镜，金戒指与金手表闪闪发光，跟他递过来的名片如出一辙。仿佛旧月份牌上走下来的他，似乎就应该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老上海。
赵世崇原本在台湾从事证券投资业务，后进入台湾的餐饮娱乐业。作为最早进军中国大陆的台商之一，到上海后，赵世崇的投资重点依然在餐饮娱乐业。
1990年，43岁的赵世崇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他的首选就是上海。毕业于台湾商业专科学校的赵世崇算是祖籍广东、生在台湾的“本省人”，他有许多来自上海的“外省人”同学，念书时，他特别喜欢跟温文有礼的他们在一起。
“我从小就对中国大陆情有独钟，改革开放了，我终于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来。我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是晚上，当飞机下降时，我看到这个都市乌漆墨黑的，那时，从虹桥机场到市区有一段还是石头路，颠簸得厉害”，赵世崇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也在那时，他亲身感受到上海的机遇与潜力，他也深刻意识到，“台湾经济如果不跟大陆结合在一起，就没有出路，我一到大陆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20世纪40年代末，10万上海人迁徙到台湾。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两岸关系解冻，上海刮起“台湾风”，“如果不想受shanghai（伤害），就请赶快去Shanghai（上海）”，台湾人都知道这句话。实际上，关于上海的想象已在台湾酝酿多年，从一个务虚的话题终究转换成切实的投资浪潮。如今，许多台湾人就与我们比邻而居，带着“台湾腔”的普通话，甚至已经影响到上海方言的语调句法。当年有些贬义的称呼“台巴子”，随着交往的增多，也已经淡出了沪上流行语。
1990年，赵世崇在上海长宁区建造了兆丰大楼，时为上海首屈一指的商业楼盘；1992年，他创办了上海蓝带娱乐总汇；1994年，他与台湾海霸王合作成立上海温莎堡海霸王，将台湾的自助餐带到上海，一时间门庭若市，在斜土路上出现了三四千人共进晚餐、几百人等候座位的盛景。“这19年来，我眼看着上海一步步走到今天，变化越来越大”，在上海创业的同时，赵世崇无疑见证了上海高速发展的历程。
勤勉之质
赵世崇一直有浓重的“百乐门情结”。初中时代翻阅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白先勇先生记忆中镜花水月般的海上旧梦，由舞女大班演绎出百乐门的绝代风华，让他记忆犹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十里洋场，气象万千，极富代表性的是豪门名流的主要娱乐场所百乐门，号称“远东第一乐府”的它，曾是当年大上海的代名词。
但在20世纪60年代，台湾课本里的大陆，一如早年大陆课本里的台湾，“水深火热”。在当时，两岸犹如坚冰，遥想百乐门，成为赵世崇一个不可触摸的梦。
1990年刚到上海，到酒店放下行李，赵世崇迫不及待地跑去“瞻仰”百乐门，他见到的却是“红都电影院”的招牌，小卖部、咖啡座等不同经营者各自为阵，“百乐门怎么如此凋零？”兴冲冲的他极度失望，黯然离去。
10年后的2000年，赵世崇听说百乐门建筑被列為上海市第一批优秀保护建筑。当上海静安区文化局想要恢复百乐门大舞厅时，他终于明白自己一直等待的是什么。
“要夺得百乐门经营权并非易事，当时参与竞标的有新加坡、日本、香港地区、马来西亚等世界各地的雄厚财团，最后，让我一个小台商取得了经营权”，赵世崇言谈谦逊：“我在上海累积了10年正规的经营经验，我很本分、守法地在做餐饮娱乐，得到政府部门肯定；并且，我的理念是把百乐门恢复成30年代的百乐门，所以政府部门很支持我。”
凭借在上海娱乐业稳定的背景与资质，赵世崇顺利地取得百乐门经营权，他投资了2500万元人民币，对总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的百乐门进行恢复性改建，提案与图纸进行3次审核认证后终于通过。爵士乐队曾是百乐门的经典之一，通过朋友引荐，2002年，赵世崇寻觅到当年曾在百乐门演奏的老乐手鲍正祯。赵世崇也有自己的设想，20世纪30年代百乐门的舞伴只有女舞师，“我找的舞师，男女都有，而且都有非常正规的专业背景”。
2004年12月1日，“上海1930怀旧舞剧”粉墨登场，赵世崇亲自挑选节目，排练一个月，一场汇集“上海滩”、“飞虎队”、“夜上海舞女陈曼丽”、“歌女周璇”等各种怀旧元素汇演现身百乐门新舞台，前来观演的人们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身临其境。
“我想，在上海近20年，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的是：我能以台商身份取得百乐门的经营权。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的肯定”，赵世崇不止一次地感慨。怀旧氛围浓浓的百乐门，让赵世崇的许多朋友专程从台湾赶过来，晚上跳跳舞，一睹老上海风情，“到了晚上，灯光比现在更漂亮，还有歌手唱歌，每个人的打扮都很讲究，有些太太一晚上要换好几次衣服。我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赵世崇的眼神亮了起来。
上世纪90年代，每次回到台北，都有许多朋友向赵世崇咨询他的“上海经验”；现在，赵世崇形容百乐门已经成为台商们在上海的“商务咨询中心”，“他们买房子、投资，不管做什么，都找我来问”。
“上海小台北”
而今，赵世崇每年约有11个月在上海，春节、清明则按惯例回到台北陪伴年迈的父亲，他的两个孩子在日本、美国完成学业后，也回到上海工作。“我是新上海人！”赵世崇拍拍胸脯，朗声道，“台北是我的家乡，但上海就是我的家！”
如今，赵世崇在中国大陆还有他庞大的版图设想，他期望在昆山、合肥发展可容纳千人的演艺广场，将百乐门做成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大型歌舞秀品牌，“像法国的红磨坊一样，预计在世博会前后推出”，他踌躇满志。
“不做第一，只做唯一”是赵世崇的座右铭，同许多勤勉的在中国大陆打拼的台商一样，时至今日，他依然未有懈怠，清晨6点起床，“几乎醒过来就在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上海及周边城市定居的台胞及亲属就高达50万人以上。如今，坐落在上海西部的古北小区，集中居住了众多台商，被誉为“上海小台北”；古北新区与虹桥开发区一带，已形成一个台湾人社区。有人戏称，近年上海房价的居高不下，有着台胞的一份“功劳”。
虽然工作繁忙，但只要一有空，赵世崇还是喜欢听音乐或打高尔夫，或者去百乐门跳跳舞。赵世崇与夫人魏美玉因舞结缘，他们本是高中同学，当时流行每个周末同学轮流组织家庭式舞会，他们有了机会跳交谊舞，跳来跳去有了好感，最终迈入婚姻殿堂。
与众多在大陆投资的台商一样，赵世崇非常关注岛内的政经状况，阿扁的洗钱弊案、台湾股市滑坡都是他们常常探讨的话题。早在2007年年底，赵世崇就跟他的朋友订好了2008年3月回台湾的机票，“我们害怕误了‘大选’的投票，3个月前就订好机票了，我的很多朋友甚至半年之前就订好回台湾的机票了。我想，几乎90％的台商都回台湾参与投票”，赵世崇说，在大陆的台商都不希望政治波动影响到经济发展。
赵世崇居住在虹桥，而他在台北的家位于松山机场附近。以前，赵世崇与家人需要绕道从香港转机回台北，路上需要一天，因此，他们常是清晨出门，到香港接近中午，到台北已是晚上，每次返乡，都兴师动众。而如今，海峡两岸大三通夙愿完成。“十几年来，我多花的交通费大概在人民币300万以上；现在，1小时20分钟的飞行就能从上海到达台北，比我从上海到昆山还要快”，赵世崇看看手表说，此时他的一个朋友已从上海起飞，“回到台北正赶上吃午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