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突发事件往往是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短时间甚至瞬间，让事物、环境和人的生存状态发生急剧变化。近年来，广电媒体充分意识到，在全媒体环境下，面对各类突发性事件，必须力争第一时间报道，掌握舆论主动权。本文结合六安“3·11”持枪劫持人质案，就如何做好突发事件的广播新闻报道进行探讨。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突发事件；广电媒体；应对策略
一、力争第一时间发声，维护公众知情权
在全媒体环境下，面对突发事件，媒体要及时主动发布信息、引导舆论，这样往往可以使事件处置事半功倍；反之，则很可能适得其反，使事态恶化。六安“3·11”持枪劫持人质案发生后，最早发现并报道此新闻事件的是普通民众用手机拍摄的画面，借助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传播，而紧随其后的是各大门户网站，在时效性上，广电媒体的常规操作手段已很难跟随新媒体步伐。那么，作为广电媒体，要想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中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不仅要积极回应受众对新闻事件进展的关注，还需要在把握信息的时、度、效上下功夫，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提高传统党媒的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突发事件报道总的原则是：及时主动、准确把握，正确引导舆论，注重社会效果，有利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理。[1]在突发事件报道过程中，广电媒体要采用多平台播报新闻，在最短时间内插播或者直播突发事件，以广播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要利用其独有的传播优势，一方面要提高对舆论的认识能力和把握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好传统党媒的担当带头作用。
当今社会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传递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也越来越广。由于突发事件关系到每个个体的切身利益，民众急需了解事件的情况，如果传统党媒缺位，不能及时、准确地报道新闻事件，不仅难以安抚人们的焦虑心理，更难以抑制住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传统党媒要第一时间、真实准确地报道事态发展。六安“3·11”持枪劫持人质案发生后，广播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最新的信息，及时、公开传播，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如“今天上午10点07分，六安警方在金安区四十铺附近例行检查时，一辆银灰色面包车冲卡拒检，驾驶员持枪威胁、射击追缉交警。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警后，多警种联动，对犯罪嫌疑人展开围追堵截。”
记者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应该站稳立场，遵守宣传纪律，报道处理稍有不当，不仅会造成新闻失实，甚至会在社会上造成大面积的恐慌。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只有准确地把握群众利益和情绪，才能做到帮忙不添乱，才能将事实准确完整地呈现于公众面前，更好地维护好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从而形成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在第二时段播报中，向听众传达了以下声音：“10点26分，特警在皋城路纺织厂大桥成功逼停嫌疑车辆，经过激烈的近距离枪战击伤犯罪嫌疑人。为摆脱警方追击，犯罪嫌疑人企图劫持路人陈某未果，开枪将其击伤，随后劫持一名男性，窜进附近社区的‘千兆网吧’，并劫持网吧内16名人质与警方对峙。”
二、及时掌握事件进展，增强信息透明度
突发事件的敏感性强，处置过程和结果均存在不确定性，引爆舆论的燃点多、风险值高，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记者在特许情况下，进入核心现场后，不仅要了解事态发展情况，掌握第一手音像资料，更要充分考虑事件的敏感性、复杂性和报道后的影响。
在“3·11”持枪劫持人质案发生的当天11点03分，本地媒体六安新周报、大V“六安身边事”、“皋城美食VS六安美食”等，开始转发网友信息，微信朋友圈大量出现现场图片及相关传言。一小时内，网上相关信息数量增至数百条，主要有两个关键信息点：六安市区发生枪战、嫌犯持枪劫持人质7人以上。
到12点06分，新浪、凤凰等媒体开始转发“六安新周报”消息，阅读量达到数万次，搜狐、网易等各门户网站也开始转发，到了下午2点，在网上看到相关信息达到数千条，“六安劫持人质”已经成为网络搜索热词，这个时候舆情进入快速发酵阶段，呈“井喷式”爆发态势。
由于突发事件突如其来、难以预料，事件往往容易触动公众敏感的神经，报道中要根据事物发展规律和人们的心理期盼，组织好应对报道，消除受众的恐慌心理，为稳定社会，维护社会秩序贡献一份力。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意识当中；媒体越强调，公众越重视，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某事的重要性或严重性。[2]为及时回应公众关切，避免引发臆测，最大限度压缩不实消息的传播空间，广播随事态变化采取了滚动播出。如：在14点05分及时播报“六安公安在线”发布的第一条消息：“2015年3月11日上午10时07分，六安市城区纺织厂大桥附近发生一起持枪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经控制现场，无人质伤亡，案件仍在处置当中。” 这些信息的快速传播，有效地保障了听众的知情权。
到了下午2点40分，网上舆情突然出现拐点，《市场星报》官方微博率先曝出伤者陈某死亡的消息，更有网民讹传为人质死亡，舆情随之急速升温。此时，谣言就会趁虚而入，因此，广播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不仅要满足听众信息需求，更要从公众利益出发，多报道突发事件的正面因素，引导人们准确全面地了解事件的全部过程，正确地对待突发事件的结果，真正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
新闻价值就是事实本身所包含的引起社会各种人共同兴趣的素质。[3]当突发事件发生后，广播要利用自身灵活、快速的优势，采用现场连线报道，扮演好“上下沟通”的角色。这其中，记者在掌握好报道技巧的同时，更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要适当切换报道的主题，并就突发事件发展态势，着力引导关注焦点和舆论导向。在得知犯罪嫌疑人十分关注民警伤亡情况时，我们就要思考：如果犯罪嫌疑人一旦获得枪击致人死亡这种消息，极有可能做出更加疯狂的举动，甚至引爆身边的手雷导致鱼死网破，后果难以想象。于是，在接下来的报道中，广播在危机扩散蔓延阶段，肩负起“上情下达”的责任。如：“犯罪嫌疑人在逃窜过程中曾向警察射击，先后有两名路人被流弹击伤，均为中年妇女，目前正在救治过程中，伤情稳定。”这样的报道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打消顾虑、缴械投降，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借助广播的时效性、可信度、权威性，先声夺人，充分满足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第一现场的愿望，与新闻事件同步获取信息。由于记者在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可以第一时间向社会播报案件得到成功处置的消息。如：“18点37分，此时离案发已经8个多小时，经过政策攻心，反复谈判，犯罪嫌疑人终于缴械投降，16名人质全部安全获救。警方共缴获仿制枪械8支、土制手雷2枚、子弹37发。”
三、深度挖掘突发事件，实现报道延展性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要借助传统媒体的品牌优势和权威性，理性后加以引导，这其中要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广播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沟通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应该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
随着“3·11”案件实体处置工作的圆满收官，舆论焦点也随之转移，由原来关注事态进展，转为探究案件真相。这时，记者需要对信息源进行掌控，并根据现实情况和受众需要，借助本地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发布新闻通稿等方式，及时向社会公众披露“3·11”案件基本情况，用权威声音引导后续舆情，确保舆论有序可控。
对广播来说，后续声音对“3·11”案件发展十分必要，要客观、全面，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增强报道的权威性。和其他新闻报道形式相比，深度报道由一事一报的单一模式，转向了多侧面、多层次、多信息的报道方式；由简单、机械的平面式报道，转向对事物内部的透视，揭示新闻事实的内部联系，深刻反映事物产生的缘由、环境及其发展的过程。[4]这样，广播在报道突发事件时会更加如鱼得水，更能凸显其权威性和舆论引导作用。
在全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成了社交媒体、互联网、广电媒体角斗的阵地，广播依靠自身优势，凸显在突发事件中的传播优势。因此，对突发事件的成功报道，也为广播未来生存和发展赢得空间。
注释：
[1]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何梓华，成美.新闻理论教程（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沈世伟.深度报道与理论思维[J].新闻记者，2003（9）.
（作者单位：六安市广播电视台）
责编：周蕾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突发事件；广电媒体；应对策略
一、力争第一时间发声，维护公众知情权
在全媒体环境下，面对突发事件，媒体要及时主动发布信息、引导舆论，这样往往可以使事件处置事半功倍；反之，则很可能适得其反，使事态恶化。六安“3·11”持枪劫持人质案发生后，最早发现并报道此新闻事件的是普通民众用手机拍摄的画面，借助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传播，而紧随其后的是各大门户网站，在时效性上，广电媒体的常规操作手段已很难跟随新媒体步伐。那么，作为广电媒体，要想在突发事件新闻报道中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不仅要积极回应受众对新闻事件进展的关注，还需要在把握信息的时、度、效上下功夫，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提高传统党媒的传播力、引导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突发事件报道总的原则是：及时主动、准确把握，正确引导舆论，注重社会效果，有利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理。[1]在突发事件报道过程中，广电媒体要采用多平台播报新闻，在最短时间内插播或者直播突发事件，以广播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要利用其独有的传播优势，一方面要提高对舆论的认识能力和把握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好传统党媒的担当带头作用。
当今社会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传递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也越来越广。由于突发事件关系到每个个体的切身利益，民众急需了解事件的情况，如果传统党媒缺位，不能及时、准确地报道新闻事件，不仅难以安抚人们的焦虑心理，更难以抑制住谣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传统党媒要第一时间、真实准确地报道事态发展。六安“3·11”持枪劫持人质案发生后，广播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最新的信息，及时、公开传播，维护公众的知情权。如“今天上午10点07分，六安警方在金安区四十铺附近例行检查时，一辆银灰色面包车冲卡拒检，驾驶员持枪威胁、射击追缉交警。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警后，多警种联动，对犯罪嫌疑人展开围追堵截。”
记者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应该站稳立场，遵守宣传纪律，报道处理稍有不当，不仅会造成新闻失实，甚至会在社会上造成大面积的恐慌。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只有准确地把握群众利益和情绪，才能做到帮忙不添乱，才能将事实准确完整地呈现于公众面前，更好地维护好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从而形成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在第二时段播报中，向听众传达了以下声音：“10点26分，特警在皋城路纺织厂大桥成功逼停嫌疑车辆，经过激烈的近距离枪战击伤犯罪嫌疑人。为摆脱警方追击，犯罪嫌疑人企图劫持路人陈某未果，开枪将其击伤，随后劫持一名男性，窜进附近社区的‘千兆网吧’，并劫持网吧内16名人质与警方对峙。”
二、及时掌握事件进展，增强信息透明度
突发事件的敏感性强，处置过程和结果均存在不确定性，引爆舆论的燃点多、风险值高，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记者在特许情况下，进入核心现场后，不仅要了解事态发展情况，掌握第一手音像资料，更要充分考虑事件的敏感性、复杂性和报道后的影响。
在“3·11”持枪劫持人质案发生的当天11点03分，本地媒体六安新周报、大V“六安身边事”、“皋城美食VS六安美食”等，开始转发网友信息，微信朋友圈大量出现现场图片及相关传言。一小时内，网上相关信息数量增至数百条，主要有两个关键信息点：六安市区发生枪战、嫌犯持枪劫持人质7人以上。
到12点06分，新浪、凤凰等媒体开始转发“六安新周报”消息，阅读量达到数万次，搜狐、网易等各门户网站也开始转发，到了下午2点，在网上看到相关信息达到数千条，“六安劫持人质”已经成为网络搜索热词，这个时候舆情进入快速发酵阶段，呈“井喷式”爆发态势。
由于突发事件突如其来、难以预料，事件往往容易触动公众敏感的神经，报道中要根据事物发展规律和人们的心理期盼，组织好应对报道，消除受众的恐慌心理，为稳定社会，维护社会秩序贡献一份力。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意识当中；媒体越强调，公众越重视，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某事的重要性或严重性。[2]为及时回应公众关切，避免引发臆测，最大限度压缩不实消息的传播空间，广播随事态变化采取了滚动播出。如：在14点05分及时播报“六安公安在线”发布的第一条消息：“2015年3月11日上午10时07分，六安市城区纺织厂大桥附近发生一起持枪劫持人质事件。目前，警方已经控制现场，无人质伤亡，案件仍在处置当中。” 这些信息的快速传播，有效地保障了听众的知情权。
到了下午2点40分，网上舆情突然出现拐点，《市场星报》官方微博率先曝出伤者陈某死亡的消息，更有网民讹传为人质死亡，舆情随之急速升温。此时，谣言就会趁虚而入，因此，广播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不仅要满足听众信息需求，更要从公众利益出发，多报道突发事件的正面因素，引导人们准确全面地了解事件的全部过程，正确地对待突发事件的结果，真正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
新闻价值就是事实本身所包含的引起社会各种人共同兴趣的素质。[3]当突发事件发生后，广播要利用自身灵活、快速的优势，采用现场连线报道，扮演好“上下沟通”的角色。这其中，记者在掌握好报道技巧的同时，更要承担起社会责任，要适当切换报道的主题，并就突发事件发展态势，着力引导关注焦点和舆论导向。在得知犯罪嫌疑人十分关注民警伤亡情况时，我们就要思考：如果犯罪嫌疑人一旦获得枪击致人死亡这种消息，极有可能做出更加疯狂的举动，甚至引爆身边的手雷导致鱼死网破，后果难以想象。于是，在接下来的报道中，广播在危机扩散蔓延阶段，肩负起“上情下达”的责任。如：“犯罪嫌疑人在逃窜过程中曾向警察射击，先后有两名路人被流弹击伤，均为中年妇女，目前正在救治过程中，伤情稳定。”这样的报道为犯罪嫌疑人最终打消顾虑、缴械投降，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借助广播的时效性、可信度、权威性，先声夺人，充分满足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第一现场的愿望，与新闻事件同步获取信息。由于记者在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可以第一时间向社会播报案件得到成功处置的消息。如：“18点37分，此时离案发已经8个多小时，经过政策攻心，反复谈判，犯罪嫌疑人终于缴械投降，16名人质全部安全获救。警方共缴获仿制枪械8支、土制手雷2枚、子弹37发。”
三、深度挖掘突发事件，实现报道延展性
在突发事件发生后，要借助传统媒体的品牌优势和权威性，理性后加以引导，这其中要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广播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沟通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应该充分发挥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作用。
随着“3·11”案件实体处置工作的圆满收官，舆论焦点也随之转移，由原来关注事态进展，转为探究案件真相。这时，记者需要对信息源进行掌控，并根据现实情况和受众需要，借助本地新闻发布会、媒体通气会、发布新闻通稿等方式，及时向社会公众披露“3·11”案件基本情况，用权威声音引导后续舆情，确保舆论有序可控。
对广播来说，后续声音对“3·11”案件发展十分必要，要客观、全面，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增强报道的权威性。和其他新闻报道形式相比，深度报道由一事一报的单一模式，转向了多侧面、多层次、多信息的报道方式；由简单、机械的平面式报道，转向对事物内部的透视，揭示新闻事实的内部联系，深刻反映事物产生的缘由、环境及其发展的过程。[4]这样，广播在报道突发事件时会更加如鱼得水，更能凸显其权威性和舆论引导作用。
在全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成了社交媒体、互联网、广电媒体角斗的阵地，广播依靠自身优势，凸显在突发事件中的传播优势。因此，对突发事件的成功报道，也为广播未来生存和发展赢得空间。
注释：
[1]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何梓华，成美.新闻理论教程（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沈世伟.深度报道与理论思维[J].新闻记者，2003（9）.
（作者单位：六安市广播电视台）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