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做了一辈子新华社记者，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从海南岛南端的天涯海角，到“北极村”漠河，从帕米尔高原脚下的新疆乌恰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抚远，可以说，我是新华社记者里唯一到祖国东南西北边陲的记者。
这是我的幸运之处，更是我的骄傲所在!
最南．1974．海南天涯海角没旅游
1974年的夏天，我参加建国25周年报道，我们从中线到屯昌县采访，再穿过五指山到乐东县采访，再到西边的莺歌海折向东路过天涯海角。当时的天涯海角，除了几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天涯”几个字，什么建筑也没有，也没人。那时中国不搞旅游，认为旅游是地主、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方式，没有哪个领导人敢搞。
在海南岛采访时，我们发现那里的妇女很不简单。屯昌县的干部告诉我们，当地有三分之一生产队的正队长是妇女。生产队的一把手是在生产第一线领着全队男女干活的，因此必须是劳动能手。可由妇女当生产队长，这种现象在内地是少见的。当时内地的生产队里也有妇女队长，可她们是生产队的副队长，主要是管妇女干活的。据说海南有的地方过去就有妇女劳动养活丈夫的风俗，这样的妇女自然很能干。
在去乐东县的路上，我们看见村边到处有离地面二尺架空的小木房，那是黎族同胞的粮仓。这样储存粮食。透风，不容易发霉。我们问当地人，这样放在屋外、路边，有的离自己家很远，不会丢吗?他们说没人偷。可见黎胞之淳朴。
最西．1984．乌恰 第一條沥青路
我曾经到过祖国最西角，那是我国太阳最晚落下去的地方。帕米尔高原脚下的乌恰县城。位于喀什的西北面，就是中国地图上最西的那个角。那里，夏天的太阳要到22点才落下。我国地域辽阔，从最东到最西，时差4个小时。
1984年8月我到了乌恰老县城，那时城里正铺第一条沥青路。在那之前，乌恰县城里只有石子土路。我在县政府看到不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去推销产品的宣传卡片。街上有好多卖服装、开发廊的，大部分来自江苏、浙江，而盖房子的往往是四川人。改革开放后，农民们跑遍东西南北，到处寻求发展机会。
乌恰县的主要民族是柯尔克孜族。以牧为主。当地政府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方便牧民，曾动员19名柯尔克孜族牧民，用骆驼、马驮上商品到牧区去做生意。牧区居住分散，没有旅店，没有饭铺，做生意的下去以后住在牧民的毡房里。柯尔克孜人十分好客，热情招待，吃、喝、住全不要钱。结果到牧民买东西的时候，卖东西的人哪还好意思算账收人家的钱?
我是从阿图什市去的乌恰。阿图什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我们在阿图什遇到北京中央民委来的贵客，柯尔克孜人认为接待最高贵客人，要杀马煮马肉给客人吃，而且要杀小马。客人们坚决反对，但推来推去，没推掉，结果我也跟着人家吃了一顿带骨马肉。
最东．1988．抚远 粮食进仓不落地
有的人到了山东半岛的最东头上。就以为自己到了我国的最东端了。其实，那里在经度上离我们国家的最东端还差十几度呢。我国的最东端是黑龙江省的抚远县，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
1988年7月，我和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王来喜从佳木斯市向东奔抚远。有四五百公里，可一路上我只看见5个孤零零的小山包。这就是有名的北大荒，一片平展展的黑土地。
在路上，我看到了当时我国最现代化的农场洪河农场。农场有30万亩地，并在不断扩大。他们的农业机械是进口的，拖拉机驾驶室里有空调、步话机、电脑。一台拖拉机带播种机，一天能同时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3000亩。主要是种小麦、大豆。播种的深浅、宽窄完全由拖拉机手通过电脑操纵。农场还有一个小飞机场，一架农用飞机停在那里。他们收获不用打场、晒粮，有全套进口的烘干设备和现代化粮仓，粮食从地里到进仓库不落地。农场里最长的地垅有7000米长。要是人工锄，其工作量不可想像。当时我想，如果全国的平原都这样现代化了，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到哪里去呢?
抚远县城隔着黑龙江的斜对面是俄罗斯远东的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这里是我国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那里的夏天早上3点天就开始亮了。黑龙江江面很宽，当时正是捕捞鲟鱼、鳇鱼的时候，有很多小机动船穿来穿去。鲟鱼大的一条有200多斤，鳇鱼有上千斤的，最值钱的是它们的蛋，比小米粒大一点，是做黑鱼子酱的，其价格比红黄色的大马哈鱼子高出二三十倍，主要是出口。一条大鳇鱼有时能掏出100多斤鱼子。当地人把鲟鱼、鳇鱼的鼻软骨切成片，调以佐料，吃起来倒是挺脆，别有风味。把鲟鱼和鳇鱼切成丝，用醋杀一杀，用佐料一拌，生吃，这大概是当地赫哲族人的吃法，也挺好。
最北．1988．漠河大兴安岭浴火重生
我们国家最北的地方就是黑龙江的漠河县。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把漠河县城大部分烧完了。我是1988年7月去的。我一路上看见，上一年烧黑的树，又大片地冒芽活了。大火时，风太大，太急，一烧而过，有的树看上去烧死了，实际上没死。
漠河县是因为漠河村而得名。县政府设在西林吉，也就是西林吉林业局，林业局就是县政府，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按一种法律，县长、副县长应该是县人民代表大会选的；按另一种规矩，林业局局长、副局长都是由上级林管局任命的。这两个本无法统一的行政机关，在这里硬是统一了。
大兴安岭的林木不像内地山区那么稀稀拉拉，整个大兴安岭从河谷到山顶，树林远看就像人浓密的头发。那么密的山林大面积烧起来，正逢干旱季节，风又大，温度极高，人不能靠近。救火，只能到很远的地方去砍树，打隔火道，而且要打得很宽，否则火球1 D0米都能刮过去。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打火镜头，都是打小火，打余火，真正的大火没法打。当地人都告诉我灭大火主要是下雨帮了大忙。
从漠河县城(西林吉)到中国的“北极村”漠河村，还有100多公里行程。实际上那里不能算北极。甚至离北极圈还很远。我没想到在那里遇到了几百年前流落到那里的江苏同乡的一位后人，他是漠河乡政府的秘书，是南京人。他的祖先是明朝派到东北的高级军官，后来留了下来，子孙繁衍，成了一个大家族。
大兴安岭里有一种“龙肉”，都说是天下最好吃的肉。东北人说好吃莫过于“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这“龙肉”就是指那里的“飞龙”肉。“飞龙”是一种飞禽，鸽子那么大，以松子等物为食。在大兴安岭里飞来飞去，练就了强健的胸肌和有力的翅膀，腿却很细小。在大兴安岭里，正赶上许多原来在林区修建森林铁路的铁道兵领导干部去那里，跟着他们吃上了价钱奇贵的犴鼻子肉，我尝了小小的3片，觉得和猪鼻子没有多少区别，或许只是物以稀为贵而已。
作为老农村记者，我到过全国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农村，只有在那里住下来，才知道那些地方有多苦，有多么不适宜人在那里生存。那些地方缺地、缺水、缺燃料、缺钱、缺衣、缺被褥，甚至有的农户家缺吃饭的碗。当然更缺医、缺药、缺新知识、缺新思维、缺新技能……
这使我深感中国的改革之路十分艰难，任重而道远。
这是我的幸运之处，更是我的骄傲所在!
最南．1974．海南天涯海角没旅游
1974年的夏天，我参加建国25周年报道，我们从中线到屯昌县采访，再穿过五指山到乐东县采访，再到西边的莺歌海折向东路过天涯海角。当时的天涯海角，除了几块巨大的石头，上面刻着“天涯”几个字，什么建筑也没有，也没人。那时中国不搞旅游，认为旅游是地主、资产阶级老爷的生活方式，没有哪个领导人敢搞。
在海南岛采访时，我们发现那里的妇女很不简单。屯昌县的干部告诉我们，当地有三分之一生产队的正队长是妇女。生产队的一把手是在生产第一线领着全队男女干活的，因此必须是劳动能手。可由妇女当生产队长，这种现象在内地是少见的。当时内地的生产队里也有妇女队长，可她们是生产队的副队长，主要是管妇女干活的。据说海南有的地方过去就有妇女劳动养活丈夫的风俗，这样的妇女自然很能干。
在去乐东县的路上，我们看见村边到处有离地面二尺架空的小木房，那是黎族同胞的粮仓。这样储存粮食。透风，不容易发霉。我们问当地人，这样放在屋外、路边，有的离自己家很远，不会丢吗?他们说没人偷。可见黎胞之淳朴。
最西．1984．乌恰 第一條沥青路
我曾经到过祖国最西角，那是我国太阳最晚落下去的地方。帕米尔高原脚下的乌恰县城。位于喀什的西北面，就是中国地图上最西的那个角。那里，夏天的太阳要到22点才落下。我国地域辽阔，从最东到最西，时差4个小时。
1984年8月我到了乌恰老县城，那时城里正铺第一条沥青路。在那之前，乌恰县城里只有石子土路。我在县政府看到不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去推销产品的宣传卡片。街上有好多卖服装、开发廊的，大部分来自江苏、浙江，而盖房子的往往是四川人。改革开放后，农民们跑遍东西南北，到处寻求发展机会。
乌恰县的主要民族是柯尔克孜族。以牧为主。当地政府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方便牧民，曾动员19名柯尔克孜族牧民，用骆驼、马驮上商品到牧区去做生意。牧区居住分散，没有旅店，没有饭铺，做生意的下去以后住在牧民的毡房里。柯尔克孜人十分好客，热情招待，吃、喝、住全不要钱。结果到牧民买东西的时候，卖东西的人哪还好意思算账收人家的钱?
我是从阿图什市去的乌恰。阿图什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我们在阿图什遇到北京中央民委来的贵客，柯尔克孜人认为接待最高贵客人，要杀马煮马肉给客人吃，而且要杀小马。客人们坚决反对，但推来推去，没推掉，结果我也跟着人家吃了一顿带骨马肉。
最东．1988．抚远 粮食进仓不落地
有的人到了山东半岛的最东头上。就以为自己到了我国的最东端了。其实，那里在经度上离我们国家的最东端还差十几度呢。我国的最东端是黑龙江省的抚远县，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汇合处。
1988年7月，我和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王来喜从佳木斯市向东奔抚远。有四五百公里，可一路上我只看见5个孤零零的小山包。这就是有名的北大荒，一片平展展的黑土地。
在路上，我看到了当时我国最现代化的农场洪河农场。农场有30万亩地，并在不断扩大。他们的农业机械是进口的，拖拉机驾驶室里有空调、步话机、电脑。一台拖拉机带播种机，一天能同时完成开沟、施肥、播种、覆土3000亩。主要是种小麦、大豆。播种的深浅、宽窄完全由拖拉机手通过电脑操纵。农场还有一个小飞机场，一架农用飞机停在那里。他们收获不用打场、晒粮，有全套进口的烘干设备和现代化粮仓，粮食从地里到进仓库不落地。农场里最长的地垅有7000米长。要是人工锄，其工作量不可想像。当时我想，如果全国的平原都这样现代化了，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到哪里去呢?
抚远县城隔着黑龙江的斜对面是俄罗斯远东的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这里是我国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那里的夏天早上3点天就开始亮了。黑龙江江面很宽，当时正是捕捞鲟鱼、鳇鱼的时候，有很多小机动船穿来穿去。鲟鱼大的一条有200多斤，鳇鱼有上千斤的，最值钱的是它们的蛋，比小米粒大一点，是做黑鱼子酱的，其价格比红黄色的大马哈鱼子高出二三十倍，主要是出口。一条大鳇鱼有时能掏出100多斤鱼子。当地人把鲟鱼、鳇鱼的鼻软骨切成片，调以佐料，吃起来倒是挺脆，别有风味。把鲟鱼和鳇鱼切成丝，用醋杀一杀，用佐料一拌，生吃，这大概是当地赫哲族人的吃法，也挺好。
最北．1988．漠河大兴安岭浴火重生
我们国家最北的地方就是黑龙江的漠河县。1987年大兴安岭森林大火，把漠河县城大部分烧完了。我是1988年7月去的。我一路上看见，上一年烧黑的树，又大片地冒芽活了。大火时，风太大，太急，一烧而过，有的树看上去烧死了，实际上没死。
漠河县是因为漠河村而得名。县政府设在西林吉，也就是西林吉林业局，林业局就是县政府，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按一种法律，县长、副县长应该是县人民代表大会选的；按另一种规矩，林业局局长、副局长都是由上级林管局任命的。这两个本无法统一的行政机关，在这里硬是统一了。
大兴安岭的林木不像内地山区那么稀稀拉拉，整个大兴安岭从河谷到山顶，树林远看就像人浓密的头发。那么密的山林大面积烧起来，正逢干旱季节，风又大，温度极高，人不能靠近。救火，只能到很远的地方去砍树，打隔火道，而且要打得很宽，否则火球1 D0米都能刮过去。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打火镜头，都是打小火，打余火，真正的大火没法打。当地人都告诉我灭大火主要是下雨帮了大忙。
从漠河县城(西林吉)到中国的“北极村”漠河村，还有100多公里行程。实际上那里不能算北极。甚至离北极圈还很远。我没想到在那里遇到了几百年前流落到那里的江苏同乡的一位后人，他是漠河乡政府的秘书，是南京人。他的祖先是明朝派到东北的高级军官，后来留了下来，子孙繁衍，成了一个大家族。
大兴安岭里有一种“龙肉”，都说是天下最好吃的肉。东北人说好吃莫过于“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这“龙肉”就是指那里的“飞龙”肉。“飞龙”是一种飞禽，鸽子那么大，以松子等物为食。在大兴安岭里飞来飞去，练就了强健的胸肌和有力的翅膀，腿却很细小。在大兴安岭里，正赶上许多原来在林区修建森林铁路的铁道兵领导干部去那里，跟着他们吃上了价钱奇贵的犴鼻子肉，我尝了小小的3片，觉得和猪鼻子没有多少区别，或许只是物以稀为贵而已。
作为老农村记者，我到过全国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农村，只有在那里住下来，才知道那些地方有多苦，有多么不适宜人在那里生存。那些地方缺地、缺水、缺燃料、缺钱、缺衣、缺被褥，甚至有的农户家缺吃饭的碗。当然更缺医、缺药、缺新知识、缺新思维、缺新技能……
这使我深感中国的改革之路十分艰难，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