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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作家方方推出了两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历史小说：《民的1911》与《武昌城》，前者发表于2011年《上海文学》第7期，反响平平，只有少数评论家给予了关注①，后者于201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颇获好评②。事实上，《武昌城》之上部（《攻城篇》）2006年已发表于《钟山》杂志（2006年第6期），但当时的反响也平平，评论文章与转载量都较少。方方是当代有名的女作家，也是国内小说转载最热门的作家之一，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状况，有论者认为一是由于编辑出于对历史小说审美趣味的衡量，二是读者阅读趣味的选择差异，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则是，近年来方方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了“艺术上的媚俗化倾向与认识上的世俗化认同”③，此论断是否合理暂且不论，但事实的确值得我们深思。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活动由四个部分所构成：作家、作品、世界与读者，评论与转载作为一种文学消费活动，读者（编辑、评论家）的选择当然十分重要，但为何同为历史小说，《民的1911》与改写前的《武昌城》（2006版）无人问津而改写后的《武昌城》（2011版）却颇受好评呢？以作家为核心，我们会发现“历史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对方方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历史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指“历史的本体”，也就是人类所经历创造的一切，另一方面指“人对历史的认识”，也就是人对过去的回忆与思考。与此相关，历史学理论也就包含了两个部分即“人怎样创造了历史”和“人怎样写历史”，前者是关于历史规律的探寻，需要研究者将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当作“事件”进行研究，收集史料、考据真伪，尽量抽析出一套有关历史发展演进的真实规律；后者则是认识论的范畴，此类研究者认为历史的本体是唯一的、永恒的，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无法改变的，而人类的认识却是丰富多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所以他们认为“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④。事实上，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这两种历史理论又涉及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即实证主义思维、传统思辨性思维与分析的、批判型思维。实证主义思维主要解决的是“人怎样创造了历史”的问题，此类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与“意义”是分离的，他们所要做或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发掘史料、考据真伪从而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传统思辨性哲学思维则主要涉及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说、自由意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史观等。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思维主要用来分析“人怎样写历史”的问题，这类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的内容是历史“思维”而非历史“事件”，而且，在他们看来，历史思维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是生生不已、相似相续的，一直由过去流动到现在的，因此“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⑤，历史研究的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某种意义上仍旧活在现实中的“过程”，“历史”是以“当下”为切入点的“过去思想的重演”（柯林伍德语）。这三种思维方式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虽然各有侧重，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完全割裂、互不干扰的，在研究“人怎样写历史”时必然会涉及“历史是怎样发生”的问题，而在分析“人怎样创造历史”时也必然涉及历史的书写过程，因此，一个优秀的历史研究者必然有娴熟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文学创作虽然不同于历史研究，作家可以“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⑥，但在思维方式和认识功能上却是与之相通的，历史小说作家在创作时同样也需要收集史料，需要思考历史题材的当代价值，其小说创作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自我，所谓“文史不分家”，二者可以互相支撑、互相转化。以方方的小说创作为例，我们会发现她在创作不同的历史小说时倾向于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而这不仅造成了她叙事方式上的差异而且影响了她对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对历史命题的真假分辨。
一、《民的1911》：“实证”与“真理”
《民的1911》是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方方说她创作此部小说的宗旨是为了对历史做一次平易近人的“普及”：“政治教材只告诉意义，历史教材只告诉结果，但小说却可以用最感性的方式还原它的过程。人们可以在饶有兴味的阅读中，知道辛亥革命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就走到了胜利的这一步。”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方方认真阅读了冯天瑜与贺觉非先生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并大量查阅了有关起义的历史资料，她不仅从总体上真实还原了起义由秘密串连到机密泄露再到仓促起义、革命成功的曲折经过，而且在细节上也对起义的偶然性作了真实的还原⑧，就此而言，方方的确实现了她的“普及”目标。其次，作为一篇政治意图明显的小说，方方的此部作品还写出了“历史事件中人类的理性、统一性和多样性”⑨，《民的1911》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独特的人物为视角鲜明地回答了“历史是谁创造的”问题并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就历史研究与政治意义而言，小说的确揭橥了“真理”。
在《民的1911》里，主人公“民”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他延续了《风景》中幽灵“小七”的叙事视角进而转化为一个“无处不在”的“活人”⑩，通过他的双眼方方描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全过程，但事实上，“民”除了作为叙事线索之外，他还承载着许多政治化的功能。首先，“民”是反抗封建制度的化身。“民”出生于戊戌变法失败的惨淡之秋，被他的父亲认定为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受累的小民”，这可以说是他与生俱来的政治胎记即“被奴役被剥削的对象”，但正如戊戌变法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维新的曙光一样，“民”作为新生的一代也天生具有浓厚的反抗意识，他不喜欢父亲遇事只会哇哇大哭的懦弱，发誓偏要把“这根猪尾巴剪掉”，并期待成为像吴禄贞一样有“大本事”的人，武昌起义的爆发正好为他提供了反抗社会不平等的机会，在起义的关键时刻他出色地完成了为革命者送信联络和放火指示都督府位置所在的重要任务，因此这个作为“叙事线索”的符号化人物其实也是反抗封建制度的英雄主义化身。其次，“民”还是革命精神传递和感染的表征。武昌起义爆发后，“民”虽年纪小但还是踊跃地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中，在他的影响下，一向懦弱的父亲加入了抬炮上蛇山的队伍，邻居赵裁缝也为革命裁剪了铁血十八星旗，甚至连一向只知苟且偷生的吴四贵一家在得知“民”的英雄举动后也加入了“拎浆糊桶闹革命”的队伍中。由此可见，“民”不仅代表了个人主义的英雄而且还代表了具有政治性身份的群众集体，正是因为这些底层群众的广泛参与，武昌起义才能够起死回生。方方用講故事的形式形象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最后，除了象征着推动历史前进的“真理”外，“民”的身份转换还意指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小说结尾时，“民”的父亲问道“可为什么叫民国呢？”蒋翊武回答说：“因为这个国家将是属于人民的。”至此，以“民”为代表的“受累小民”彻底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实现了由“帝王之国”到“民之国”的重大转变，从此以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2} ，“辛亥革命之后谁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方方此作虽意在“普及”，但也难掩小说政治性的功能与意义，由实证到思辨，由具体到抽象，方方成功地完成一次历史思维的转换，她探索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宣告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作为一篇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小说来看，此作是非常成功的，但就具体问题而言，这种由实证主义向传统思辨主义过渡的思维方式在揭示“真理”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疏漏，对史料的过分依赖以及将历史切割为细小的、独立的事件的做法既容易造成对历史的线性图解也容易造成小说家历史价值判断的偏差。 《民的1911》在史料方面主要来源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因此方方对辛亥革命的认知也是以局域化的历史现象为基础的，她并没有形成整体的、宏观性的认识。这种对历史事件的片面认知表现在小说里便是对种族主义仇恨的极力渲染：“民”爱哭的父亲“对这个满人统治的世界早已无法忍耐了”，懦弱的邻居“最恨那些满人，我只望我们汉人能重新当皇帝”，荷枪实弹的下层兵士更是“老子天天受你们的气，今天也受够了，早就想杀你们这些鞑子了”。据此看来，在这篇小说里作为历史动力的“民”不仅是广泛意义上的“群众性集体”，而且是特指具有种族主义反抗精神的“汉民族主体”，这不得不说是方方对辛亥革命历史性质的一种认知偏差。在小说发表后的一次访谈中方方曾指出“汉人几乎全都站在了起义者一边。这个力量完全不能忽视。起义胜利后，武昌城里四大姓满人家族几乎满门抄斩”{14}，作为局域性的历史现象这或许是存在的、合理的，但“排满”其实只是辛亥革命的切入口而并非它的终极目标，“它（辛亥革命——引者注）所针对的并不是特定的少数民族，而是那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代理人的封建统治阶级，辛亥革命的领导希望建立的是一种中华民族范围内国内各民族平等互利、共同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局面。”{15}方方过分地渲染民族主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对“潜在战争”的认同，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由此看来，受实证主义思维的影响，方方这一“准确的模仿”事实上并不能“当作是对现实的真实叙述 ”{16}，片面地追求史料的真实反而会导致作家价值判断的偏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小说创作，要想获得独立性与超越性的历史认知就必须跳出史料的藩篱而进入另一境界，“历史不是抄袭那些经过考订的最完善的史料，而是做出自己的结论”。{17}作为一个“执着地坚守知识者的精神价值，执着地坚守‘生命写作’”{18}的优秀作家，方方值得我们去期待，她的另一部历史小说《武昌城》在一定意义上也满足了读者的这种阅读期待。
二 、《武昌城》：“认识”与“生命”
2006年完成的《武昌城》之上部《攻城篇》讲述的是1926年9月1日“北伐军兵临城下，武昌封城。两军对峙，直至十月十日城破，前后共四十天。北伐军在此期间进行了惨烈的攻城战，死亡无数”{19}的全过程。青年学生罗以南本是一个厌世主义者，他受同学陈定一被砍头的刺激想要归乡当和尚，但在半途中遇到了革命热情高涨的同学梁克斯，在后者的鼓励与“硬拉”下他们一起加入到了北伐军的行列中。梁克斯是一名热情高涨的理想主义青年，他踊跃报名参加了最为惨烈的“武昌攻城”战役，但终因战争准备不足而被困于城门下，他的亲友多次营救无果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小说在《钟山》上发表后读者反响平平，方方对此曾作过反思，她认为先前“恐怕自己对历史的氛围把握不好，对战争的场景描述不真，故只做了中篇的打算”，但事后她认识到“小说毕竟不是真实事件的还原，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想象”{20}，正是这一认识让她的历史小说呈现出了新的面貌，2011版的《武昌城》不仅在叙事方面取得了极大的创新，而且在历史哲学思维方式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
改写后的《武昌城》增加了下半篇《守城篇》，与先前创作的《攻城篇》一起，两个中篇共同构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守城和攻城，各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这种创新型的历史叙述方式“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认识论的意义”。{21}从“历史本体”而言，“攻”与“守”，“内”与“外”，小说从内容上更加充实地展现了攻城过程的全部历史遭遇，城外的激烈战斗与城内的困境煎熬都得到了全景式地展现，这种叙事手法极大地拓宽了小说的表现空间。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攻城篇》与《守城篇》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看起来矛盾的叙事视角其实让小说创作形成了一种“互文”范式：“城外的”想要攻打进来，救民于水火，“城内的”想要逃离出去，求得一线生机；正是因为城外的官兵将武昌城围得水泄不通，城内才饿殍遍地，也正是由于城内守城官兵不愿放弃军人的职责才造成了武昌城外北伐军战士的尸骨如山。这种“互文”的形式从“各自的角度”讲述了“各自的痛苦与悲伤”，从而模糊了历史事件的“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面对伤亡如此惨重的战争，“死亡”对“人性”的考验才是最大的煎熬。城外的莫正奇想去救助被困于城门洞的表弟梁克斯，但救援的行动造成了更多战友的牺牲，在“救”与“不救”之间他的内心饱受煎熬。城内的马维甫不忍生灵涂炭的惨象想要开城投降，但军人的天职、上司的信任都让他难以抉择，在“大道”与“忠义”之间，他最终不得不以自杀殉人道。可以说，无论是“内”还是“外”，战争所演绎的都是一出出的悲剧，这种“对立”又“统一”的叙述方式将战争中人的行为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从而诠释了战争中人道主义、民本主义精神的重大意义。改版后的小说超越了有限的相对正义而表现了绝对的人性真理，这种真理正是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之上属于作家的独立价值判断。
虽然像《民的1911》一样，方方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也大量查阅了历史资料、地方文献并阅读了相关人物传记，但就“想象的真实”而言，方方此作彻底摆脱了史料的束缚，她在这部小说里并不着重表现历史中实有的革命英雄人物事迹，反而重点描述了一些虚构的、平凡人物的习惯与情感，价值与冲突，作者没有从细节方面图解历史而是大胆地发挥想象“重写了人民的历史”。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弗尔与布洛赫认为“传统的史学以事件为中心来阐述历史，这种历史把人变成了单向度的政治人；不仅如此，最大多数的人在这种历史中是不存在的，他们被轻易地抹掉了，至少也只是历史画面中模糊的底色”{22}，而一个具有批判性哲学思维的研究者或文学创作者却应该把历史事件当作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大到可以描写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人物的习惯和情感”{23}，方方在此实践的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哲学思维，改写后的《武昌城》通过“平凡人物的习惯与情感”表现了具有丰富饱满“人性”的普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艰难抉择。小说上篇描写“攻城”，方方没有将叙事的焦点放在轰轰烈烈的攻城战役上，反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救人”事件上，对莫正奇来说，牺牲的曹渊既是自己的上司也是自己的恩人，他不能讓恩人的遗体暴尸野外，而被困的战士既有自己的表弟也有自己情同手足的部下，他也不能弃之不顾，因此他不惜几次三番违抗军令私下营救，但结果却是包括未婚妻在内的更大牺牲，战争的悲剧就表现在这个平凡人物“情”与“理”冲突中。同样，在补写的《守城篇》里，方方也塑造了一个人性丰满的北洋军阀将领形象，马维甫在城围之际一心想要保护自己心爱的表妹，但军人的天职让他不能擅离职守，最终表妹却被自己手下无法约束的杂牌军逼迫致死，他亲眼目睹了围城造成的生灵涂炭，但上司的信任与职业的操守却迫使他必须忠于职守，不得擅自打开城门，战争让这个敌方的将领也陷入了人性的两难之中。由此而言，《武昌城》所描写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在“想象的真实”里，方方充分演绎了小人物的内心冲突，她让这些曾经被历史模糊掉的“底色”又重新鲜活了起来，这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而且是人性的真实，战争张扬了人性的大善与大恶，使人道主义的精神超越了阶级的对立，超越了军事、政治的意义而达到了生命存在的高度，“生命”而不是单一的政治性的人成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成为了最真实的“存在”。 三、“民性”与“人性”：真假历史命题
美国历史学家鲁宾孙认为：“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用布林勃老克的话来说，那就是它能提供一种可信的‘无知’。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24}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认识“人”，这个“人”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人的个别方面，而是完整的、抽象的“人”。就此而言，方方的历史小说《民的1911》与《武昌城》都是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但由于历史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她从“社会性”与“精神性”的角度出发分别提出的“民性的合理性”与“人性的永恒性”两大历史问题则有了真、假之别。
《民的1911》里“民”作为符号化的人物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又是革命精神的象征，但作为具体的人物形象，方方为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民性”（国民性）画廊：辛亥革命成功后，“民”的父亲见到黎元洪仍忍不住要叩拜磕头，“民”的母亲在起义之际仍振振有词地说：“这就是了。就算胜利了，汉人当了家。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你爸爸还是剃头。来剃头的也不会多给他钱，我们买米的钱也照样也不够”，他的邻居赵裁缝也认为“谁当皇帝不关我们的事……我只希望这日子过得顺当一点，小孩子长大了能正经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对此方方的解释是“百姓就是百姓，百姓参加这场革命，大多并没有政治理想，而仅凭直觉。直觉认为这场革命对我是否有利，有利我就参与。他们对革命真谛完全无知。“民”的母亲大概就属于这一类的。她甚至不知道革命，她只是一个努力讨生活的人。什么人在头顶上当家，对她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她说出这样的话来，也是再自然不过。最深刻的话往往就是通过一些最朴素的人说出来的。他们凭直觉而不凭理性，而且一说就说破了底。这也不算是不同的声音，而是社会根本就是这样按照人们的直觉行进的。”{25}显然，方方在此提出了一个值得怀疑的历史命题，“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这是否就意味着社会“就是按照人们的直觉行进”？直觉本质上是一种认识，也就是说“直觉”只是一种“可能”而非“现实”，要想让“可能”转化为“现实”，不仅需要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还需要人能够“正确地面对现实”。“民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的“合理”，将《民的1911》与鲁迅表现辛亥革命的作品如《药》《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相对比，我们会发现，“成民”并不意味着“成人”，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受累的小民”从此就摆脱了受奴役的地位，鲁迅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仿佛就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26}“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27}，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中国人却仍然没有变为“真正的人”“独立的人”。在《民的1911》里，“民”的父亲虽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但他并没有剪掉心中的辫子，“民”的母亲也并没有因为政治身份的改变而去除掉小农经济体制下自己身上狭隘的认知观念，因此，“民”或者说是具有劣根性的“国民”的存在虽然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合理”，把“母亲这一类人”的存在视为历史合理现象的行为其实是一种逃避历史责任的表现，从“社会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性”会随着社会体制的变迁而改变的历史命题也就是一个假命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方方此作采用的是实证型、回溯型的思维方式，对“历史新起源”的“偶像崇拜”让她在明确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同时，顺其自然地在心理定势上肯定了人民由“政治性”到“民性”的自然过渡，这一 “正常的”“合理的”历史认知，实际上是对“人”之历史演变的浅层“幻想”，是远远不符合实际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想真正把握历史的脉搏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思维的逻辑演绎上，还必须对历史事件的价值和意义形成超越性的认识。
人们之所以会关注历史或者说之所以要“重写历史”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历史并没有离我们远去，而是相似相续地活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历史研究者还是小说创作者，只有将历史事件与当下现实相结合才能让历史重新“活”起来。就此而言，《民的1911》虽然以史料为基准突出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性特征，宣扬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但其历史认识仍然是“教科书”式的、固化的，而与之相比，2011版的《武昌城》则实现了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对历史现场“残酷性”的真实还原；二是历史主体由“英雄”向“普通人”的转变；三是对战争中人性的超越性认同。上部《攻城篇》在描写北伐军攻城时曾真实地还原了一幕让人毛骨悚然的的画面：“站在稍高一点的坡上，便可以望见他们最后的姿势。那些昔日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已然离世，却还只能任其横竖倒歪地堆叠在荒野外，任烈日暴晒，蚊虫爬咬。但有风起，尸臭顺着风，吹得漫天都是，几里内都能闻到味道”（第11章），如此残酷的“真实”还原既是对战争本质的真实揭露也是对生命消亡的沉痛控诉。同样，在守城篇中方方也真实地描述了战争造成的家破人亡、亲离子散，陈明武由于战争而和母亲失散，洪佩珠则因为乱兵的逼迫而跳井自杀，周晋成被炮弹打死，舒雅在混乱中造成了胎儿流产，梁克斯所爱的阿兰则更是因为战争而被定性为了“革命党”，日日遭人轮奸，精神癫狂，战争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都造成了个体生命堕入了人间的炼狱之中。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方方在补写的《守城篇》中塑造了一个“普通的”、然而又性格丰满的北洋军将领人物形象，在她看来马维甫既不是反动势力的象征也不是“英雄人物”的代表，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作为军人他坚守自己的职责“守卫城池”，作为一个具有良心道义的人他最终决定打开城门“以我自己的遗臭万年，來拯救苍生”，这样的人物塑造正是方方对战争中人性的超越性认同，她超越了长久以来当代历史（战争）小说政治化、英雄化甚至民间化的谱系倾向而汇入了世界主义战争小说的潮流，像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刻画的，当罗斯托夫向法国骑兵军官挥刀砍去时，他发现“他那苍白的泥污的脸——白净，年青，腮上有一个酒窝，眼睛是淡蓝色的——完全不是适合战场的敌人的脸，乃是一个最普通最亲切的脸”一样，方方笔下的马维甫也成为了这最普通的最亲切的“法国军官”系列中的一员。“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是由一连串的战争构成的”{28}，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战争并没有离我们远去，要想真正地远离战争就必须重新思考“战争与人”之间的关系。方方借历史小说的描写抵达了战争中那最可怕最让人厌恶的场面并谴责了战争的荒谬性与毁灭性，这在思维方式上正是得益于她对历史事件的批判性认识，而她探索到的“在最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最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九三年》）的历史认知才是小说创作的真正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民的1911》与《武昌城》都是方方辛亥革命叙事的代表性作品，前者重事实，重真理，但在一定意义上却存在图解历史、片面认知的倾向，因此被评论家认为有“艺术上的媚俗化倾向与认识上的世俗化认同”也有一定合理性，好在方方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回归了理性，在小说《武昌城》中她运用分析、批判型的历史哲学思维不仅创新了小说表达的形式而且形成了属于她自己的独立价值判断，这才是历史研究或历史小说创作的真正意义所在。
注释：
①有关《民的1911》的评论文章主要有贺绍俊：《以文学的方式对现实发言——2011年中短篇小说评述》（《光明日报》2012年1月31日），范昕：《作家方方：时间之下，风景深处》（《文汇报》2011年8月6日）与於可训：《方方的文学新世纪——方方新世纪小说阅读印象》（《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需要指出的是范文为采访录，而贺文中有一处不实之处即“方方看到一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陣亡者名单”而产生创作冲动的是《武昌城》而非《民的1911》。
②有关《武昌城》的评论主要有梁海：《重现历史烟尘中的人间世相——读方方长篇小说<武昌城>》，洪治纲、欧阳光明：《革命与人性的双重质询——论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此二篇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王春林：《告别英雄主义的战争小说——评方方长篇小说<武昌城>》（《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张德民：《隐秘与敞开：历史叙述的两个关键词——以方方的<武昌城>为例》（《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等。
③孔刘辉：《历史叙述中的启蒙意识——评方方新作<武昌城>》，《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④[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页。
⑤[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⑥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⑦{14}{25}范昕：《作家方方：时间之下，风景深处》，《文汇报》2011年8月6日。
⑧将方方小说与辛亥革命亲历者的回忆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方方在小说中真实地再现了刘同“一根烟与火药桶事件”以及陈定国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真实历史细节。对此可参阅《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1911年的大起义》，金冲及、胡绳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⑨Fritz Stern： The Variety of History， Vintage Books， 1972， P57.
⑩於可训：《方方的文学新世纪——方方新世纪小说阅读印象》，《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1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页。
{1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13}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15}师泽生、林毅：《辛亥革命的价值与意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6}[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 页。
{17}R·G·Collin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260。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18}李俊国：《在绝望中涅槃：方方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19}{20}方方：《武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第277页。
{21}{22}{23}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第253页、第227页。
{24}[美]詹姆斯·哈威·鲁宾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页。
{26}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27}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28}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卷），1997年版，第115页。
（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责任编辑 马新亚
历史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一方面指“历史的本体”，也就是人类所经历创造的一切，另一方面指“人对历史的认识”，也就是人对过去的回忆与思考。与此相关，历史学理论也就包含了两个部分即“人怎样创造了历史”和“人怎样写历史”，前者是关于历史规律的探寻，需要研究者将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当作“事件”进行研究，收集史料、考据真伪，尽量抽析出一套有关历史发展演进的真实规律；后者则是认识论的范畴，此类研究者认为历史的本体是唯一的、永恒的，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无法改变的，而人类的认识却是丰富多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所以他们认为“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④。事实上，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这两种历史理论又涉及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即实证主义思维、传统思辨性思维与分析的、批判型思维。实证主义思维主要解决的是“人怎样创造了历史”的问题，此类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与“意义”是分离的，他们所要做或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发掘史料、考据真伪从而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传统思辨性哲学思维则主要涉及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说、自由意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史观等。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思维主要用来分析“人怎样写历史”的问题，这类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的内容是历史“思维”而非历史“事件”，而且，在他们看来，历史思维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是生生不已、相似相续的，一直由过去流动到现在的，因此“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⑤，历史研究的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某种意义上仍旧活在现实中的“过程”，“历史”是以“当下”为切入点的“过去思想的重演”（柯林伍德语）。这三种思维方式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虽然各有侧重，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完全割裂、互不干扰的，在研究“人怎样写历史”时必然会涉及“历史是怎样发生”的问题，而在分析“人怎样创造历史”时也必然涉及历史的书写过程，因此，一个优秀的历史研究者必然有娴熟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文学创作虽然不同于历史研究，作家可以“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⑥，但在思维方式和认识功能上却是与之相通的，历史小说作家在创作时同样也需要收集史料，需要思考历史题材的当代价值，其小说创作的目的也是为了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自我，所谓“文史不分家”，二者可以互相支撑、互相转化。以方方的小说创作为例，我们会发现她在创作不同的历史小说时倾向于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而这不仅造成了她叙事方式上的差异而且影响了她对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对历史命题的真假分辨。
一、《民的1911》：“实证”与“真理”
《民的1911》是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方方说她创作此部小说的宗旨是为了对历史做一次平易近人的“普及”：“政治教材只告诉意义，历史教材只告诉结果，但小说却可以用最感性的方式还原它的过程。人们可以在饶有兴味的阅读中，知道辛亥革命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就走到了胜利的这一步。”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方方认真阅读了冯天瑜与贺觉非先生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并大量查阅了有关起义的历史资料，她不仅从总体上真实还原了起义由秘密串连到机密泄露再到仓促起义、革命成功的曲折经过，而且在细节上也对起义的偶然性作了真实的还原⑧，就此而言，方方的确实现了她的“普及”目标。其次，作为一篇政治意图明显的小说，方方的此部作品还写出了“历史事件中人类的理性、统一性和多样性”⑨，《民的1911》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以独特的人物为视角鲜明地回答了“历史是谁创造的”问题并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就历史研究与政治意义而言，小说的确揭橥了“真理”。
在《民的1911》里，主人公“民”是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他延续了《风景》中幽灵“小七”的叙事视角进而转化为一个“无处不在”的“活人”⑩，通过他的双眼方方描述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全过程，但事实上，“民”除了作为叙事线索之外，他还承载着许多政治化的功能。首先，“民”是反抗封建制度的化身。“民”出生于戊戌变法失败的惨淡之秋，被他的父亲认定为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受累的小民”，这可以说是他与生俱来的政治胎记即“被奴役被剥削的对象”，但正如戊戌变法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维新的曙光一样，“民”作为新生的一代也天生具有浓厚的反抗意识，他不喜欢父亲遇事只会哇哇大哭的懦弱，发誓偏要把“这根猪尾巴剪掉”，并期待成为像吴禄贞一样有“大本事”的人，武昌起义的爆发正好为他提供了反抗社会不平等的机会，在起义的关键时刻他出色地完成了为革命者送信联络和放火指示都督府位置所在的重要任务，因此这个作为“叙事线索”的符号化人物其实也是反抗封建制度的英雄主义化身。其次，“民”还是革命精神传递和感染的表征。武昌起义爆发后，“民”虽年纪小但还是踊跃地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中，在他的影响下，一向懦弱的父亲加入了抬炮上蛇山的队伍，邻居赵裁缝也为革命裁剪了铁血十八星旗，甚至连一向只知苟且偷生的吴四贵一家在得知“民”的英雄举动后也加入了“拎浆糊桶闹革命”的队伍中。由此可见，“民”不仅代表了个人主义的英雄而且还代表了具有政治性身份的群众集体，正是因为这些底层群众的广泛参与，武昌起义才能够起死回生。方方用講故事的形式形象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最后，除了象征着推动历史前进的“真理”外，“民”的身份转换还意指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小说结尾时，“民”的父亲问道“可为什么叫民国呢？”蒋翊武回答说：“因为这个国家将是属于人民的。”至此，以“民”为代表的“受累小民”彻底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实现了由“帝王之国”到“民之国”的重大转变，从此以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2} ，“辛亥革命之后谁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方方此作虽意在“普及”，但也难掩小说政治性的功能与意义，由实证到思辨，由具体到抽象，方方成功地完成一次历史思维的转换，她探索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宣告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作为一篇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小说来看，此作是非常成功的，但就具体问题而言，这种由实证主义向传统思辨主义过渡的思维方式在揭示“真理”的过程中仍有一定疏漏，对史料的过分依赖以及将历史切割为细小的、独立的事件的做法既容易造成对历史的线性图解也容易造成小说家历史价值判断的偏差。 《民的1911》在史料方面主要来源于《辛亥武昌首义史》，因此方方对辛亥革命的认知也是以局域化的历史现象为基础的，她并没有形成整体的、宏观性的认识。这种对历史事件的片面认知表现在小说里便是对种族主义仇恨的极力渲染：“民”爱哭的父亲“对这个满人统治的世界早已无法忍耐了”，懦弱的邻居“最恨那些满人，我只望我们汉人能重新当皇帝”，荷枪实弹的下层兵士更是“老子天天受你们的气，今天也受够了，早就想杀你们这些鞑子了”。据此看来，在这篇小说里作为历史动力的“民”不仅是广泛意义上的“群众性集体”，而且是特指具有种族主义反抗精神的“汉民族主体”，这不得不说是方方对辛亥革命历史性质的一种认知偏差。在小说发表后的一次访谈中方方曾指出“汉人几乎全都站在了起义者一边。这个力量完全不能忽视。起义胜利后，武昌城里四大姓满人家族几乎满门抄斩”{14}，作为局域性的历史现象这或许是存在的、合理的，但“排满”其实只是辛亥革命的切入口而并非它的终极目标，“它（辛亥革命——引者注）所针对的并不是特定的少数民族，而是那些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代理人的封建统治阶级，辛亥革命的领导希望建立的是一种中华民族范围内国内各民族平等互利、共同对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局面。”{15}方方过分地渲染民族主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对“潜在战争”的认同，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由此看来，受实证主义思维的影响，方方这一“准确的模仿”事实上并不能“当作是对现实的真实叙述 ”{16}，片面地追求史料的真实反而会导致作家价值判断的偏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小说创作，要想获得独立性与超越性的历史认知就必须跳出史料的藩篱而进入另一境界，“历史不是抄袭那些经过考订的最完善的史料，而是做出自己的结论”。{17}作为一个“执着地坚守知识者的精神价值，执着地坚守‘生命写作’”{18}的优秀作家，方方值得我们去期待，她的另一部历史小说《武昌城》在一定意义上也满足了读者的这种阅读期待。
二 、《武昌城》：“认识”与“生命”
2006年完成的《武昌城》之上部《攻城篇》讲述的是1926年9月1日“北伐军兵临城下，武昌封城。两军对峙，直至十月十日城破，前后共四十天。北伐军在此期间进行了惨烈的攻城战，死亡无数”{19}的全过程。青年学生罗以南本是一个厌世主义者，他受同学陈定一被砍头的刺激想要归乡当和尚，但在半途中遇到了革命热情高涨的同学梁克斯，在后者的鼓励与“硬拉”下他们一起加入到了北伐军的行列中。梁克斯是一名热情高涨的理想主义青年，他踊跃报名参加了最为惨烈的“武昌攻城”战役，但终因战争准备不足而被困于城门下，他的亲友多次营救无果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伤亡。小说在《钟山》上发表后读者反响平平，方方对此曾作过反思，她认为先前“恐怕自己对历史的氛围把握不好，对战争的场景描述不真，故只做了中篇的打算”，但事后她认识到“小说毕竟不是真实事件的还原，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想象”{20}，正是这一认识让她的历史小说呈现出了新的面貌，2011版的《武昌城》不仅在叙事方面取得了极大的创新，而且在历史哲学思维方式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
改写后的《武昌城》增加了下半篇《守城篇》，与先前创作的《攻城篇》一起，两个中篇共同构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守城和攻城，各有自己的角度，各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也各有自己的痛苦和悲伤”，这种创新型的历史叙述方式“既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又具有认识论的意义”。{21}从“历史本体”而言，“攻”与“守”，“内”与“外”，小说从内容上更加充实地展现了攻城过程的全部历史遭遇，城外的激烈战斗与城内的困境煎熬都得到了全景式地展现，这种叙事手法极大地拓宽了小说的表现空间。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攻城篇》与《守城篇》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看起来矛盾的叙事视角其实让小说创作形成了一种“互文”范式：“城外的”想要攻打进来，救民于水火，“城内的”想要逃离出去，求得一线生机；正是因为城外的官兵将武昌城围得水泄不通，城内才饿殍遍地，也正是由于城内守城官兵不愿放弃军人的职责才造成了武昌城外北伐军战士的尸骨如山。这种“互文”的形式从“各自的角度”讲述了“各自的痛苦与悲伤”，从而模糊了历史事件的“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面对伤亡如此惨重的战争，“死亡”对“人性”的考验才是最大的煎熬。城外的莫正奇想去救助被困于城门洞的表弟梁克斯，但救援的行动造成了更多战友的牺牲，在“救”与“不救”之间他的内心饱受煎熬。城内的马维甫不忍生灵涂炭的惨象想要开城投降，但军人的天职、上司的信任都让他难以抉择，在“大道”与“忠义”之间，他最终不得不以自杀殉人道。可以说，无论是“内”还是“外”，战争所演绎的都是一出出的悲剧，这种“对立”又“统一”的叙述方式将战争中人的行为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从而诠释了战争中人道主义、民本主义精神的重大意义。改版后的小说超越了有限的相对正义而表现了绝对的人性真理，这种真理正是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之上属于作家的独立价值判断。
虽然像《民的1911》一样，方方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也大量查阅了历史资料、地方文献并阅读了相关人物传记，但就“想象的真实”而言，方方此作彻底摆脱了史料的束缚，她在这部小说里并不着重表现历史中实有的革命英雄人物事迹，反而重点描述了一些虚构的、平凡人物的习惯与情感，价值与冲突，作者没有从细节方面图解历史而是大胆地发挥想象“重写了人民的历史”。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弗尔与布洛赫认为“传统的史学以事件为中心来阐述历史，这种历史把人变成了单向度的政治人；不仅如此，最大多数的人在这种历史中是不存在的，他们被轻易地抹掉了，至少也只是历史画面中模糊的底色”{22}，而一个具有批判性哲学思维的研究者或文学创作者却应该把历史事件当作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大到可以描写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人物的习惯和情感”{23}，方方在此实践的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哲学思维，改写后的《武昌城》通过“平凡人物的习惯与情感”表现了具有丰富饱满“人性”的普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艰难抉择。小说上篇描写“攻城”，方方没有将叙事的焦点放在轰轰烈烈的攻城战役上，反而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救人”事件上，对莫正奇来说，牺牲的曹渊既是自己的上司也是自己的恩人，他不能讓恩人的遗体暴尸野外，而被困的战士既有自己的表弟也有自己情同手足的部下，他也不能弃之不顾，因此他不惜几次三番违抗军令私下营救，但结果却是包括未婚妻在内的更大牺牲，战争的悲剧就表现在这个平凡人物“情”与“理”冲突中。同样，在补写的《守城篇》里，方方也塑造了一个人性丰满的北洋军阀将领形象，马维甫在城围之际一心想要保护自己心爱的表妹，但军人的天职让他不能擅离职守，最终表妹却被自己手下无法约束的杂牌军逼迫致死，他亲眼目睹了围城造成的生灵涂炭，但上司的信任与职业的操守却迫使他必须忠于职守，不得擅自打开城门，战争让这个敌方的将领也陷入了人性的两难之中。由此而言，《武昌城》所描写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在“想象的真实”里，方方充分演绎了小人物的内心冲突，她让这些曾经被历史模糊掉的“底色”又重新鲜活了起来，这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而且是人性的真实，战争张扬了人性的大善与大恶，使人道主义的精神超越了阶级的对立，超越了军事、政治的意义而达到了生命存在的高度，“生命”而不是单一的政治性的人成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成为了最真实的“存在”。 三、“民性”与“人性”：真假历史命题
美国历史学家鲁宾孙认为：“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用布林勃老克的话来说，那就是它能提供一种可信的‘无知’。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而尚未做的事情，那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24}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认识“人”，这个“人”不是个别人，也不是人的个别方面，而是完整的、抽象的“人”。就此而言，方方的历史小说《民的1911》与《武昌城》都是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但由于历史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她从“社会性”与“精神性”的角度出发分别提出的“民性的合理性”与“人性的永恒性”两大历史问题则有了真、假之别。
《民的1911》里“民”作为符号化的人物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又是革命精神的象征，但作为具体的人物形象，方方为我们展示了不一样的“民性”（国民性）画廊：辛亥革命成功后，“民”的父亲见到黎元洪仍忍不住要叩拜磕头，“民”的母亲在起义之际仍振振有词地说：“这就是了。就算胜利了，汉人当了家。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你爸爸还是剃头。来剃头的也不会多给他钱，我们买米的钱也照样也不够”，他的邻居赵裁缝也认为“谁当皇帝不关我们的事……我只希望这日子过得顺当一点，小孩子长大了能正经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对此方方的解释是“百姓就是百姓，百姓参加这场革命，大多并没有政治理想，而仅凭直觉。直觉认为这场革命对我是否有利，有利我就参与。他们对革命真谛完全无知。“民”的母亲大概就属于这一类的。她甚至不知道革命，她只是一个努力讨生活的人。什么人在头顶上当家，对她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因此，她说出这样的话来，也是再自然不过。最深刻的话往往就是通过一些最朴素的人说出来的。他们凭直觉而不凭理性，而且一说就说破了底。这也不算是不同的声音，而是社会根本就是这样按照人们的直觉行进的。”{25}显然，方方在此提出了一个值得怀疑的历史命题，“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这是否就意味着社会“就是按照人们的直觉行进”？直觉本质上是一种认识，也就是说“直觉”只是一种“可能”而非“现实”，要想让“可能”转化为“现实”，不仅需要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还需要人能够“正确地面对现实”。“民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它的“合理”，将《民的1911》与鲁迅表现辛亥革命的作品如《药》《阿Q正传》《风波》《头发的故事》相对比，我们会发现，“成民”并不意味着“成人”，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受累的小民”从此就摆脱了受奴役的地位，鲁迅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仿佛就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26}“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27}，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中国人却仍然没有变为“真正的人”“独立的人”。在《民的1911》里，“民”的父亲虽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但他并没有剪掉心中的辫子，“民”的母亲也并没有因为政治身份的改变而去除掉小农经济体制下自己身上狭隘的认知观念，因此，“民”或者说是具有劣根性的“国民”的存在虽然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合理”，把“母亲这一类人”的存在视为历史合理现象的行为其实是一种逃避历史责任的表现，从“社会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性”会随着社会体制的变迁而改变的历史命题也就是一个假命题，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方方此作采用的是实证型、回溯型的思维方式，对“历史新起源”的“偶像崇拜”让她在明确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同时，顺其自然地在心理定势上肯定了人民由“政治性”到“民性”的自然过渡，这一 “正常的”“合理的”历史认知，实际上是对“人”之历史演变的浅层“幻想”，是远远不符合实际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想真正把握历史的脉搏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念思维的逻辑演绎上，还必须对历史事件的价值和意义形成超越性的认识。
人们之所以会关注历史或者说之所以要“重写历史”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历史并没有离我们远去，而是相似相续地活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历史研究者还是小说创作者，只有将历史事件与当下现实相结合才能让历史重新“活”起来。就此而言，《民的1911》虽然以史料为基准突出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性特征，宣扬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但其历史认识仍然是“教科书”式的、固化的，而与之相比，2011版的《武昌城》则实现了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对历史现场“残酷性”的真实还原；二是历史主体由“英雄”向“普通人”的转变；三是对战争中人性的超越性认同。上部《攻城篇》在描写北伐军攻城时曾真实地还原了一幕让人毛骨悚然的的画面：“站在稍高一点的坡上，便可以望见他们最后的姿势。那些昔日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已然离世，却还只能任其横竖倒歪地堆叠在荒野外，任烈日暴晒，蚊虫爬咬。但有风起，尸臭顺着风，吹得漫天都是，几里内都能闻到味道”（第11章），如此残酷的“真实”还原既是对战争本质的真实揭露也是对生命消亡的沉痛控诉。同样，在守城篇中方方也真实地描述了战争造成的家破人亡、亲离子散，陈明武由于战争而和母亲失散，洪佩珠则因为乱兵的逼迫而跳井自杀，周晋成被炮弹打死，舒雅在混乱中造成了胎儿流产，梁克斯所爱的阿兰则更是因为战争而被定性为了“革命党”，日日遭人轮奸，精神癫狂，战争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都造成了个体生命堕入了人间的炼狱之中。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方方在补写的《守城篇》中塑造了一个“普通的”、然而又性格丰满的北洋军将领人物形象，在她看来马维甫既不是反动势力的象征也不是“英雄人物”的代表，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作为军人他坚守自己的职责“守卫城池”，作为一个具有良心道义的人他最终决定打开城门“以我自己的遗臭万年，來拯救苍生”，这样的人物塑造正是方方对战争中人性的超越性认同，她超越了长久以来当代历史（战争）小说政治化、英雄化甚至民间化的谱系倾向而汇入了世界主义战争小说的潮流，像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刻画的，当罗斯托夫向法国骑兵军官挥刀砍去时，他发现“他那苍白的泥污的脸——白净，年青，腮上有一个酒窝，眼睛是淡蓝色的——完全不是适合战场的敌人的脸，乃是一个最普通最亲切的脸”一样，方方笔下的马维甫也成为了这最普通的最亲切的“法国军官”系列中的一员。“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是由一连串的战争构成的”{28}，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战争并没有离我们远去，要想真正地远离战争就必须重新思考“战争与人”之间的关系。方方借历史小说的描写抵达了战争中那最可怕最让人厌恶的场面并谴责了战争的荒谬性与毁灭性，这在思维方式上正是得益于她对历史事件的批判性认识，而她探索到的“在最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最正确的人道主义”（雨果《九三年》）的历史认知才是小说创作的真正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民的1911》与《武昌城》都是方方辛亥革命叙事的代表性作品，前者重事实，重真理，但在一定意义上却存在图解历史、片面认知的倾向，因此被评论家认为有“艺术上的媚俗化倾向与认识上的世俗化认同”也有一定合理性，好在方方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回归了理性，在小说《武昌城》中她运用分析、批判型的历史哲学思维不仅创新了小说表达的形式而且形成了属于她自己的独立价值判断，这才是历史研究或历史小说创作的真正意义所在。
注释：
①有关《民的1911》的评论文章主要有贺绍俊：《以文学的方式对现实发言——2011年中短篇小说评述》（《光明日报》2012年1月31日），范昕：《作家方方：时间之下，风景深处》（《文汇报》2011年8月6日）与於可训：《方方的文学新世纪——方方新世纪小说阅读印象》（《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需要指出的是范文为采访录，而贺文中有一处不实之处即“方方看到一份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武昌战役部分陣亡者名单”而产生创作冲动的是《武昌城》而非《民的1911》。
②有关《武昌城》的评论主要有梁海：《重现历史烟尘中的人间世相——读方方长篇小说<武昌城>》，洪治纲、欧阳光明：《革命与人性的双重质询——论方方的长篇小说<武昌城>》（此二篇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王春林：《告别英雄主义的战争小说——评方方长篇小说<武昌城>》（《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张德民：《隐秘与敞开：历史叙述的两个关键词——以方方的<武昌城>为例》（《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等。
③孔刘辉：《历史叙述中的启蒙意识——评方方新作<武昌城>》，《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④[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页。
⑤[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⑥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4页。
⑦{14}{25}范昕：《作家方方：时间之下，风景深处》，《文汇报》2011年8月6日。
⑧将方方小说与辛亥革命亲历者的回忆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方方在小说中真实地再现了刘同“一根烟与火药桶事件”以及陈定国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真实历史细节。对此可参阅《辛亥革命史稿》第三卷《1911年的大起义》，金冲及、胡绳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⑨Fritz Stern： The Variety of History， Vintage Books， 1972， P57.
⑩於可训：《方方的文学新世纪——方方新世纪小说阅读印象》，《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11}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页。
{1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
{13}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15}师泽生、林毅：《辛亥革命的价值与意义》，《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6}[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 页。
{17}R·G·Collin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260。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18}李俊国：《在绝望中涅槃：方方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页。
{19}{20}方方：《武昌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第277页。
{21}{22}{23}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第253页、第227页。
{24}[美]詹姆斯·哈威·鲁宾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页。
{26}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27}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28}陈思和：《当代文学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卷），1997年版，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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