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试图掩盖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这一反人道罪行。中方马上对此提出严正抗议。年过七旬的广西老人罗善学，从电视里看到这一新闻更是愤怒异常。他发誓将带妈妈去日本提起诉讼，用铁的事实来证明日军当年的暴行，还要让安倍向各国“慰安妇”下跪赔罪！
　　母亲被抓做“慰安妇”
　　1944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日本兵对广西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进行扫荡。由于丈夫不在家，22岁的韦绍兰便独自背着1周岁的孩子，随着村民向村北面离家约1公里远的溶洞里躲过一劫。后来韦绍兰外出，不幸被几个端着枪的鬼子抓住，送到了日军军营。
　　第二天，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让韦绍兰和其他几个被抓的女人脱光衣服进行身体检查。通过“慰安妇体格验证”后，韦绍兰开始了3个月梦魇般的生活。韦绍兰说，每天都有日本兵进房来，做一个脱衣的手势，逼她就范。她们每天都要被强暴五六次。
　　这样大约一个星期，面容姣好的韦绍兰被一个日军小头目“包”了。他把韦绍兰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只供自己一人“享用”。在军营里待了两个多月的韦绍兰例假一直没有来，她怀疑自己怀上了日本士兵的孩子。
　　起初，鬼子对韦绍兰看守得很紧。由于她平时比较“听话”，那个日本兵慢慢对她放松了警惕。3个月后的一天凌晨，她装作上厕所，背着小女儿从后门逃了出来，两天后跑得双脚血肉模糊的她，终于回到了家。见到丈夫后两人抱头痛哭，“丈夫说他不怪我，因为我是被抓走的”。
　　“日本仔”受尽歧视
　　几个月后，1945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日本种”罗善学降临到这个世界。生下孩子的韦绍兰，仿佛成了家族的罪人。丈夫感到了羞辱和仇恨，动辄对韦绍兰恶语相加。
　　罗善学回忆说，他三四岁的时候，村里人见了他就喊“日本仔”，小孩子都不愿意跟他玩。罗善学10岁时，从大伯那里得知了母亲的经历和自己的身世。
　　小学念到三年级就回家砍柴放牛的罗善学，一直在孤独中度过。由于长期遭受歧视和被同龄人欺负，罗善学的性格渐渐变得内向、孤僻、易怒。到了婚娶的年龄，因为出身问题，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有一次，因为患上皮肤病没钱医治，罗善学上山挖了断肠草吃，想自杀，结果没死成，病倒是好了。“我恨妈妈，她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让我受这么多罪。”这样的怨恨在罗善学心里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2006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并表示应该道歉。消息见报后，有读者向报社反馈了韦绍兰的经历。2010年12月1日，旅居日本、一直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揣着募集到的10万元人民币来到罗家。他要接韦绍兰母子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纪念活动。
　　远在日本，耻辱、贫困与娶不到老婆的阴影依然笼罩在罗善学的心头。在入住酒店的那个晚上，一直沉默的罗善学突然使劲捶着脑袋，从胸腔里发出蕴藏已久的吼声，“我的日本爹，你作孽，害得我好惨……”一次吃饭时，罗善学一口没吃，死死盯着漂亮的女翻译，眼神贪婪得让人心酸。
　　罗善学等人的这次日本之行，并未能得到任何赔偿，但因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军后代，经世界多国媒体报道后，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西方社会，都引起了极大反响。
　　要赴日打“世纪官司”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国内的不少“慰安妇”已先后离世。罗善学多病的母亲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2014年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试图弱化“河野谈话”所体现的官方立场，掩盖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这一反人道罪行。中方马上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罗善学从电视里看到安倍政府的这一无赖举动后，更是愤怒异常。他发誓将带妈妈去日本提起诉讼，用铁的事实来证明日军当年犯下的暴行。“我的亲生父亲是日本人，他不是人，是畜生！”罗善学说这话时，声音变得异常愤慨激动，原来就有眼疾的左眼简直要冒出火来，“日本天皇和安倍政府，应该向慰安妇作出赔偿，并下跪赔罪！”
　　“罗善学其实也应该属于日本遗孤，罗善学作为所谓日本兵的种子（日本仔）——他有资格作为一名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向日本国家提起诉讼。”朱弘的设想是，“罗善学是原告，他的老母亲韦绍兰则作为第一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上。由此，一举打开慰安妇问题的突破口！”
　　很多民间人士得知罗善学的计划后，纷纷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和法律等帮助。见身后有那么多正义之士做靠山，这位七旬老人信心倍增。目前他正在做相关法律资料的准备，估计最迟年底就会赴日本打这场“世纪官司”。（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