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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试图掩盖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这一反人道罪行。中方马上对此提出严正抗议。年过七旬的广西老人罗善学,从电视里看到这一新闻更是愤怒异常。他发誓将带妈妈去日本提起诉讼,用铁的事实来证明日军当年的暴行,还要让安倍向各国“慰安妇”下跪赔罪!
母亲被抓做“慰安妇”
1944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日本兵对广西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进行扫荡。由于丈夫不在家,22岁的韦绍兰便独自背着1周岁的孩子,随着村民向村北面离家约1公里远的溶洞里躲过一劫。后来韦绍兰外出,不幸被几个端着枪的鬼子抓住,送到了日军军营。
第二天,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让韦绍兰和其他几个被抓的女人脱光衣服进行身体检查。通过“慰安妇体格验证”后,韦绍兰开始了3个月梦魇般的生活。韦绍兰说,每天都有日本兵进房来,做一个脱衣的手势,逼她就范。她们每天都要被强暴五六次。
这样大约一个星期,面容姣好的韦绍兰被一个日军小头目“包”了。他把韦绍兰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只供自己一人“享用”。在军营里待了两个多月的韦绍兰例假一直没有来,她怀疑自己怀上了日本士兵的孩子。
起初,鬼子对韦绍兰看守得很紧。由于她平时比较“听话”,那个日本兵慢慢对她放松了警惕。3个月后的一天凌晨,她装作上厕所,背着小女儿从后门逃了出来,两天后跑得双脚血肉模糊的她,终于回到了家。见到丈夫后两人抱头痛哭,“丈夫说他不怪我,因为我是被抓走的”。
“日本仔”受尽歧视
几个月后,1945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日本种”罗善学降临到这个世界。生下孩子的韦绍兰,仿佛成了家族的罪人。丈夫感到了羞辱和仇恨,动辄对韦绍兰恶语相加。
罗善学回忆说,他三四岁的时候,村里人见了他就喊“日本仔”,小孩子都不愿意跟他玩。罗善学10岁时,从大伯那里得知了母亲的经历和自己的身世。
小学念到三年级就回家砍柴放牛的罗善学,一直在孤独中度过。由于长期遭受歧视和被同龄人欺负,罗善学的性格渐渐变得内向、孤僻、易怒。到了婚娶的年龄,因为出身问题,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有一次,因为患上皮肤病没钱医治,罗善学上山挖了断肠草吃,想自杀,结果没死成,病倒是好了。“我恨妈妈,她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让我受这么多罪。”这样的怨恨在罗善学心里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2006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并表示应该道歉。消息见报后,有读者向报社反馈了韦绍兰的经历。2010年12月1日,旅居日本、一直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揣着募集到的10万元人民币来到罗家。他要接韦绍兰母子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纪念活动。
远在日本,耻辱、贫困与娶不到老婆的阴影依然笼罩在罗善学的心头。在入住酒店的那个晚上,一直沉默的罗善学突然使劲捶着脑袋,从胸腔里发出蕴藏已久的吼声,“我的日本爹,你作孽,害得我好惨……”一次吃饭时,罗善学一口没吃,死死盯着漂亮的女翻译,眼神贪婪得让人心酸。
罗善学等人的这次日本之行,并未能得到任何赔偿,但因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军后代,经世界多国媒体报道后,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西方社会,都引起了极大反响。
要赴日打“世纪官司”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国内的不少“慰安妇”已先后离世。罗善学多病的母亲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2014年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试图弱化“河野谈话”所体现的官方立场,掩盖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这一反人道罪行。中方马上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罗善学从电视里看到安倍政府的这一无赖举动后,更是愤怒异常。他发誓将带妈妈去日本提起诉讼,用铁的事实来证明日军当年犯下的暴行。“我的亲生父亲是日本人,他不是人,是畜生!”罗善学说这话时,声音变得异常愤慨激动,原来就有眼疾的左眼简直要冒出火来,“日本天皇和安倍政府,应该向慰安妇作出赔偿,并下跪赔罪!”
“罗善学其实也应该属于日本遗孤,罗善学作为所谓日本兵的种子(日本仔)——他有资格作为一名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向日本国家提起诉讼。”朱弘的设想是,“罗善学是原告,他的老母亲韦绍兰则作为第一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上。由此,一举打开慰安妇问题的突破口!”
很多民间人士得知罗善学的计划后,纷纷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和法律等帮助。见身后有那么多正义之士做靠山,这位七旬老人信心倍增。目前他正在做相关法律资料的准备,估计最迟年底就会赴日本打这场“世纪官司”。(宗和)
母亲被抓做“慰安妇”
1944年冬天的一个清晨,日本兵对广西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进行扫荡。由于丈夫不在家,22岁的韦绍兰便独自背着1周岁的孩子,随着村民向村北面离家约1公里远的溶洞里躲过一劫。后来韦绍兰外出,不幸被几个端着枪的鬼子抓住,送到了日军军营。
第二天,来了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军医,让韦绍兰和其他几个被抓的女人脱光衣服进行身体检查。通过“慰安妇体格验证”后,韦绍兰开始了3个月梦魇般的生活。韦绍兰说,每天都有日本兵进房来,做一个脱衣的手势,逼她就范。她们每天都要被强暴五六次。
这样大约一个星期,面容姣好的韦绍兰被一个日军小头目“包”了。他把韦绍兰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只供自己一人“享用”。在军营里待了两个多月的韦绍兰例假一直没有来,她怀疑自己怀上了日本士兵的孩子。
起初,鬼子对韦绍兰看守得很紧。由于她平时比较“听话”,那个日本兵慢慢对她放松了警惕。3个月后的一天凌晨,她装作上厕所,背着小女儿从后门逃了出来,两天后跑得双脚血肉模糊的她,终于回到了家。见到丈夫后两人抱头痛哭,“丈夫说他不怪我,因为我是被抓走的”。
“日本仔”受尽歧视
几个月后,1945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日本种”罗善学降临到这个世界。生下孩子的韦绍兰,仿佛成了家族的罪人。丈夫感到了羞辱和仇恨,动辄对韦绍兰恶语相加。
罗善学回忆说,他三四岁的时候,村里人见了他就喊“日本仔”,小孩子都不愿意跟他玩。罗善学10岁时,从大伯那里得知了母亲的经历和自己的身世。
小学念到三年级就回家砍柴放牛的罗善学,一直在孤独中度过。由于长期遭受歧视和被同龄人欺负,罗善学的性格渐渐变得内向、孤僻、易怒。到了婚娶的年龄,因为出身问题,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他。有一次,因为患上皮肤病没钱医治,罗善学上山挖了断肠草吃,想自杀,结果没死成,病倒是好了。“我恨妈妈,她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让我受这么多罪。”这样的怨恨在罗善学心里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2006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承认在广西桂林征召过“慰安妇”,并表示应该道歉。消息见报后,有读者向报社反馈了韦绍兰的经历。2010年12月1日,旅居日本、一直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揣着募集到的10万元人民币来到罗家。他要接韦绍兰母子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纪念活动。
远在日本,耻辱、贫困与娶不到老婆的阴影依然笼罩在罗善学的心头。在入住酒店的那个晚上,一直沉默的罗善学突然使劲捶着脑袋,从胸腔里发出蕴藏已久的吼声,“我的日本爹,你作孽,害得我好惨……”一次吃饭时,罗善学一口没吃,死死盯着漂亮的女翻译,眼神贪婪得让人心酸。
罗善学等人的这次日本之行,并未能得到任何赔偿,但因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军后代,经世界多国媒体报道后,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西方社会,都引起了极大反响。
要赴日打“世纪官司”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国内的不少“慰安妇”已先后离世。罗善学多病的母亲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2014年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试图弱化“河野谈话”所体现的官方立场,掩盖日军在二战中强征“慰安妇”这一反人道罪行。中方马上对此提出严正抗议。
罗善学从电视里看到安倍政府的这一无赖举动后,更是愤怒异常。他发誓将带妈妈去日本提起诉讼,用铁的事实来证明日军当年犯下的暴行。“我的亲生父亲是日本人,他不是人,是畜生!”罗善学说这话时,声音变得异常愤慨激动,原来就有眼疾的左眼简直要冒出火来,“日本天皇和安倍政府,应该向慰安妇作出赔偿,并下跪赔罪!”
“罗善学其实也应该属于日本遗孤,罗善学作为所谓日本兵的种子(日本仔)——他有资格作为一名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向日本国家提起诉讼。”朱弘的设想是,“罗善学是原告,他的老母亲韦绍兰则作为第一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上。由此,一举打开慰安妇问题的突破口!”
很多民间人士得知罗善学的计划后,纷纷表示愿意提供资金和法律等帮助。见身后有那么多正义之士做靠山,这位七旬老人信心倍增。目前他正在做相关法律资料的准备,估计最迟年底就会赴日本打这场“世纪官司”。(宗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