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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氏家族多代人各自奋斗又各有际遇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整理出成功企业一些较为典型的特质和精神面貌。
（一） 渴望摆脱贫穷生活是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立志创业的主要推动力。虽然有关胡社生的资料不多，也不能视他为企业家，但他为了摆脱贫穷，离乡背井到香港谋生，才能为胡忠一代创造了截然不同的成长及发展环境。到胡忠当家作主时，他决心创业闯天下、打破现实局限的主要动力便是希望可以给家人带来安稳丰裕的生活。不过当胡忠把创业计划告诉母亲时，老一辈以做生意风险高为由加以阻挠，但他却锲而不舍，最终成功达成心愿，并取得了骄人成绩。
有研究者对胡忠的表现有这样的评论：“他 （胡忠） 有摆脱最底层生活泥淖的决心。我们看到他读英文、做兼职，一天最多工作十八小时。肯努力，又肯运用智慧求财富的人，在我们的社会肯定有前途。”（齐以正，1980）其实，很多企业家并不是生下来便胸怀大志、识多才广的。他们决心为自己或家庭打拼最原始的动力，莫过于对当前生活的不满，并义无反顾地、努力不懈地将改善当前贫穷生活的信念付诸行动，屡败屡战，从失败中学习，最后以竟大成。
对于承继一代的企业家而言，摆脱贫穷或许不再是支持他们奋发上进的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希望可以在祖辈、父辈的基础上，一展抱负，将家业发扬光大，并证明自己并非“二世祖”的动力。尤其在分家或接班之后，由于他们教育水平的提高，见识和接触面较广，关系网络也更完善，因此可以为家族企业的发展注入新元素。虽然两代创业的动力有所不同，但他们必须同样勤奋和拼搏，这是一种持之以恒、辛勤工作和不怕吃苦的精神。
第三代胡文瀚、胡应湘和胡应滨等，在自立门户后其实也极为“勤奋”。就以胡应湘为例，从他创立合和實业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仍坚持努力工作。朝九晚五的工作只能是“打工仔”的“专利”，对企业家而言，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实在是平常不过的事，而且他们不以为苦，并乐此不疲地在工作中实现自我。胡应湘便常自嘲是个“工作狂”，还戏言需要不停工作来“赚钱还债，养妻活儿”（刘应斗、祁隆，1997；张剑虹，1992）。
（二） 敏锐的商业触觉是成功企业家必备的条件，但如何准确拿捏则极具挑战。最初，胡忠选择学习驾驶汽车，就是认为汽车这种新兴的交通运输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之后他独资经营“红牌的士”实践了自己的商业理论，1934年经济不景气，胡忠仍不失信心，了解经济周期起落有序，决定趁低价吸纳其他“的士”公司。 当一年后世界经济复苏时，胡忠得以迅速崛起，成为运输业巨子。1966年，香港地区改革“的士”运输业，令行业出现结构性转变，胡忠察觉行业未来竞争激烈，加上扩充的空间有限，于是决定“弃车转行”，尽售手上“的士”，改投地产业，为家族生意翻开新的一页。
胡文瀚、胡应湘和胡应滨等人的商业触角不亚于其父。如胡应湘在1966年察觉到“单头的士”的出现会令行业风光不再，也看到物业地产市场方兴未艾，不但游说父亲将资金转投地产业，在自立门户后也向地产业进军。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内地改革开放时，别人看到的是处处落后，他看到的却是巨大商机，所以全心全力投入其中，起道路、建电厂，赢得“基建大王”的美誉。而早在1983年，胡应湘已提出兴建港珠澳跨境大桥以贯通香港、澳门和粤西地区的计划，在经过中央政府、广东省政府及两个特区政府商讨规划后，大桥最终在2018年底落成，前所未见地改进了整个珠江三角洲的交通面貌。虽然胡应湘没有参与大桥的建设工程，但他快人一步看到优势，已足以反映他目光如炬的企业家精神。
（三） 单凭商业触角，而没有创造性的企业家精神也很难推动企业的发展。一直以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被视作是企业发展的灵魂 （Gilder， 1984）。胡忠可以在“的士”行业中鹤立鸡群，与他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作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举例说，他曾针对早期“的士”无法识别是否载客的设计缺陷，在“的士”车顶安装了连接收费打表的灯号，方便乘客识别和司机营运，而这种改良方法日后更变成了国际标准。
胡应湘在楼宇和基础设施建设中，也有一定的创新概念。在楼宇兴建方面，胡应湘最为人传颂的事迹便是他成功地采用“滑模建筑技术”，以惊人速度完成当年全港最高建筑物？ 合和中心。他在投资策略上引入当时的前卫方法：BOT模式（兴建、营运、转交），对于推进发展中经济体大型基础建设帮助良多，这一创新方法也成为胡应湘能够登上“基建大王”宝座的关键，日后在亚洲和东欧等地被广为学习运用 （吴慧红，1992）。
（四） 风险承担既是企业家胆色和勇气的考验，也是企业兴衰成败的判别指标。胡忠刚刚创业时，便要面对重重困难。最初，胡忠东拼西凑才筹足资金，与友人合股购入第一部红牌“的士”，自己做老板。可是，红牌“的士”竞争力不敌正牌“的士”，经营上十分艰苦，胡忠与友人始终无法扭转亏本的恶运，结果赔本结业，输掉了辛辛苦苦存下来的资金。胡忠并没有因为生意失败而退缩，创业的心依然坚决，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胡忠再接再厉，最后才获得成功。创业家应该有这份承担精神，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并在检视成败因素后，决定继续坚持还是另谋出路。
不论企业规模的大小，同样要面对风险，并须作出承担。胡应湘领导的合和实业自上市后不断壮大，可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股灾中却一度陷于困境，80年代在内地的建设工程其实也充满风险。而更致命、打击更大的当然是在泰国及印尼的投资，不但投入的资金庞大，卷入的是非也极多，最后还以烂尾收场，令合和实业一度债台高筑。幸好那时合和实业在内地的投资已进入丰收期，才能够支撑公司继续发展，不至于在风雨飘摇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没顶。
（五） 企业家并非全能全知，他们无法保证企业的运作一定成功，但只要能准确拿捏商业周期，就能化险为夷、乘势而起。企业家在做决定时，只能凭借已知的客观事实，结合个人的经验和商业触角，审慎行事。而决定本身便包含一定的冒险性：决定正确，获得利润和荣耀；决定不正确，便会亏本。无论如何，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所有决定负责，从经验中学习 （trial and error），并正面地、积极地处理问题，带领企业脱离困境，朝正确方向航行。
从胡氏家族崛起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家族企业能够拾级而上，并且持续发展的因素？ 企业领导者可以洞悉行业的商业周期，再将它与企业结合，使企业能够乘风破浪。当行业成长时紧抓在手，到周期衰退时尽速撤离，转投另一新兴行业。简单地说，胡忠在“的士”业方兴未艾时加入，过程虽有波折，但当行业成熟时便能获得丰厚回报；到行业发展空间萎缩，即生命周期由盛而衰时，他迅速转行，将资金改投那时方兴未艾的地产业，而当行业逐步成熟后同样取得更丰厚回报。
如果企业家经营时能充分配合商业生命周期，家族和企业自然会顺风顺水，家族成员的努力也就事半功倍。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只有具备高度商业触角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才能较为准确地拿捏商业生命周期的兴替脉络。在行业萌芽时播种，成熟期收割，在衰退期来临前转到新行业去，这样才可以持续不断地将家族企业推上一波又一波的高峰。可是，现实中，有多少企业家能够做到因时制宜、计算周详？强如胡应湘，也有“看错市、行错棋”的时候。问题是企业家必须为做错决定而承担后果，这便是企业成败兴亡的关键，也是市场运作的铁律，不是个人主观意愿可以转移的。
最后，回到胡忠家族连载案例开始时提及的重大问题上，让我们提出一个合和实业成功私有化和胡应湘与胡文新“父子不和”之说甚嚣尘上的注脚。我们认为，家族内部关系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有关传承接班的绸缪也比我们表面看到的深远。正因如此，当我们看到当下胡应湘与儿子之间种种似乎“不太协调”、难以解释的状况时，我们必须时刻保持一种批判性的存疑态度，思考其中或许有长远擘划与另有计算。当前未能找到答案的，或者可留待时间证明，不一定要此时此刻便给出答案，这也是研究家族企业发展耐人寻味，也令人回味之处。
（一） 渴望摆脱贫穷生活是第一代、第二代企业家立志创业的主要推动力。虽然有关胡社生的资料不多，也不能视他为企业家，但他为了摆脱贫穷，离乡背井到香港谋生，才能为胡忠一代创造了截然不同的成长及发展环境。到胡忠当家作主时，他决心创业闯天下、打破现实局限的主要动力便是希望可以给家人带来安稳丰裕的生活。不过当胡忠把创业计划告诉母亲时，老一辈以做生意风险高为由加以阻挠，但他却锲而不舍，最终成功达成心愿，并取得了骄人成绩。
有研究者对胡忠的表现有这样的评论：“他 （胡忠） 有摆脱最底层生活泥淖的决心。我们看到他读英文、做兼职，一天最多工作十八小时。肯努力，又肯运用智慧求财富的人，在我们的社会肯定有前途。”（齐以正，1980）其实，很多企业家并不是生下来便胸怀大志、识多才广的。他们决心为自己或家庭打拼最原始的动力，莫过于对当前生活的不满，并义无反顾地、努力不懈地将改善当前贫穷生活的信念付诸行动，屡败屡战，从失败中学习，最后以竟大成。
对于承继一代的企业家而言，摆脱贫穷或许不再是支持他们奋发上进的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希望可以在祖辈、父辈的基础上，一展抱负，将家业发扬光大，并证明自己并非“二世祖”的动力。尤其在分家或接班之后，由于他们教育水平的提高，见识和接触面较广，关系网络也更完善，因此可以为家族企业的发展注入新元素。虽然两代创业的动力有所不同，但他们必须同样勤奋和拼搏，这是一种持之以恒、辛勤工作和不怕吃苦的精神。
第三代胡文瀚、胡应湘和胡应滨等，在自立门户后其实也极为“勤奋”。就以胡应湘为例，从他创立合和實业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仍坚持努力工作。朝九晚五的工作只能是“打工仔”的“专利”，对企业家而言，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实在是平常不过的事，而且他们不以为苦，并乐此不疲地在工作中实现自我。胡应湘便常自嘲是个“工作狂”，还戏言需要不停工作来“赚钱还债，养妻活儿”（刘应斗、祁隆，1997；张剑虹，1992）。
（二） 敏锐的商业触觉是成功企业家必备的条件，但如何准确拿捏则极具挑战。最初，胡忠选择学习驾驶汽车，就是认为汽车这种新兴的交通运输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之后他独资经营“红牌的士”实践了自己的商业理论，1934年经济不景气，胡忠仍不失信心，了解经济周期起落有序，决定趁低价吸纳其他“的士”公司。 当一年后世界经济复苏时，胡忠得以迅速崛起，成为运输业巨子。1966年，香港地区改革“的士”运输业，令行业出现结构性转变，胡忠察觉行业未来竞争激烈，加上扩充的空间有限，于是决定“弃车转行”，尽售手上“的士”，改投地产业，为家族生意翻开新的一页。
胡文瀚、胡应湘和胡应滨等人的商业触角不亚于其父。如胡应湘在1966年察觉到“单头的士”的出现会令行业风光不再，也看到物业地产市场方兴未艾，不但游说父亲将资金转投地产业，在自立门户后也向地产业进军。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内地改革开放时，别人看到的是处处落后，他看到的却是巨大商机，所以全心全力投入其中，起道路、建电厂，赢得“基建大王”的美誉。而早在1983年，胡应湘已提出兴建港珠澳跨境大桥以贯通香港、澳门和粤西地区的计划，在经过中央政府、广东省政府及两个特区政府商讨规划后，大桥最终在2018年底落成，前所未见地改进了整个珠江三角洲的交通面貌。虽然胡应湘没有参与大桥的建设工程，但他快人一步看到优势，已足以反映他目光如炬的企业家精神。
（三） 单凭商业触角，而没有创造性的企业家精神也很难推动企业的发展。一直以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被视作是企业发展的灵魂 （Gilder， 1984）。胡忠可以在“的士”行业中鹤立鸡群，与他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的作风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举例说，他曾针对早期“的士”无法识别是否载客的设计缺陷，在“的士”车顶安装了连接收费打表的灯号，方便乘客识别和司机营运，而这种改良方法日后更变成了国际标准。
胡应湘在楼宇和基础设施建设中，也有一定的创新概念。在楼宇兴建方面，胡应湘最为人传颂的事迹便是他成功地采用“滑模建筑技术”，以惊人速度完成当年全港最高建筑物？ 合和中心。他在投资策略上引入当时的前卫方法：BOT模式（兴建、营运、转交），对于推进发展中经济体大型基础建设帮助良多，这一创新方法也成为胡应湘能够登上“基建大王”宝座的关键，日后在亚洲和东欧等地被广为学习运用 （吴慧红，1992）。
（四） 风险承担既是企业家胆色和勇气的考验，也是企业兴衰成败的判别指标。胡忠刚刚创业时，便要面对重重困难。最初，胡忠东拼西凑才筹足资金，与友人合股购入第一部红牌“的士”，自己做老板。可是，红牌“的士”竞争力不敌正牌“的士”，经营上十分艰苦，胡忠与友人始终无法扭转亏本的恶运，结果赔本结业，输掉了辛辛苦苦存下来的资金。胡忠并没有因为生意失败而退缩，创业的心依然坚决，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胡忠再接再厉，最后才获得成功。创业家应该有这份承担精神，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并在检视成败因素后，决定继续坚持还是另谋出路。
不论企业规模的大小，同样要面对风险，并须作出承担。胡应湘领导的合和实业自上市后不断壮大，可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股灾中却一度陷于困境，80年代在内地的建设工程其实也充满风险。而更致命、打击更大的当然是在泰国及印尼的投资，不但投入的资金庞大，卷入的是非也极多，最后还以烂尾收场，令合和实业一度债台高筑。幸好那时合和实业在内地的投资已进入丰收期，才能够支撑公司继续发展，不至于在风雨飘摇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没顶。
（五） 企业家并非全能全知，他们无法保证企业的运作一定成功，但只要能准确拿捏商业周期，就能化险为夷、乘势而起。企业家在做决定时，只能凭借已知的客观事实，结合个人的经验和商业触角，审慎行事。而决定本身便包含一定的冒险性：决定正确，获得利润和荣耀；决定不正确，便会亏本。无论如何，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所有决定负责，从经验中学习 （trial and error），并正面地、积极地处理问题，带领企业脱离困境，朝正确方向航行。
从胡氏家族崛起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家族企业能够拾级而上，并且持续发展的因素？ 企业领导者可以洞悉行业的商业周期，再将它与企业结合，使企业能够乘风破浪。当行业成长时紧抓在手，到周期衰退时尽速撤离，转投另一新兴行业。简单地说，胡忠在“的士”业方兴未艾时加入，过程虽有波折，但当行业成熟时便能获得丰厚回报；到行业发展空间萎缩，即生命周期由盛而衰时，他迅速转行，将资金改投那时方兴未艾的地产业，而当行业逐步成熟后同样取得更丰厚回报。
如果企业家经营时能充分配合商业生命周期，家族和企业自然会顺风顺水，家族成员的努力也就事半功倍。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只有具备高度商业触角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才能较为准确地拿捏商业生命周期的兴替脉络。在行业萌芽时播种，成熟期收割，在衰退期来临前转到新行业去，这样才可以持续不断地将家族企业推上一波又一波的高峰。可是，现实中，有多少企业家能够做到因时制宜、计算周详？强如胡应湘，也有“看错市、行错棋”的时候。问题是企业家必须为做错决定而承担后果，这便是企业成败兴亡的关键，也是市场运作的铁律，不是个人主观意愿可以转移的。
最后，回到胡忠家族连载案例开始时提及的重大问题上，让我们提出一个合和实业成功私有化和胡应湘与胡文新“父子不和”之说甚嚣尘上的注脚。我们认为，家族内部关系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有关传承接班的绸缪也比我们表面看到的深远。正因如此，当我们看到当下胡应湘与儿子之间种种似乎“不太协调”、难以解释的状况时，我们必须时刻保持一种批判性的存疑态度，思考其中或许有长远擘划与另有计算。当前未能找到答案的，或者可留待时间证明，不一定要此时此刻便给出答案，这也是研究家族企业发展耐人寻味，也令人回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