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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代表性不足、霸权思维，加之内部分裂使得G7在全球影响日渐式微，经济领导力和政治领导力均不足，无法继续承担全球新秩序引领者的重担。G20杭州峰会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面对全球领导力真空不断扩大的现实，尝试为强化全球领导力、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促进世界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出力献计，为世界瞩目。
【关键词】领导力 经济秩序 杭州峰会 【中图分类号】F116 【文献标识码】A
G7时代已逝：全球影响日渐式微
规则由强者书写，合作应危机而生。上世纪70年代，东西方的冷战，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和日本、欧洲的迅速崛起极大地冲击了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G7（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简称G7，是七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晤的机制）的产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动荡局势和国际体系结构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为西方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提供了平台和机制，并且凭借雄厚的经济能量和政治能量无可争议的成为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者和经济秩序领导者。然而时移世易，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的相继爆发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G7机制的弊端和不足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弊端之一在于包容和代表性不足。曾经的“富人俱乐部”不再富有，G7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992年的68%下降至2015年的47%，其对于世界经济增长贡献逐步减弱。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新兴经济体的缺席，使得G7峰会更像是一场“小矮人”的怀旧聚会。
弊端之二在于霸权思维浓厚。长期居于全球秩序执掌者的地位并没有培养出G7成员更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反而助长了其不知所畏的傲慢和霸道。“有钱任性”的G7无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对全球利益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分配，对俄罗斯的打压，对南海问题的指手画脚等都说明它正脱离经济合作主题，逐步转向地缘政治。G7的强权做法激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强烈不满。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建立公平、公道、包容的国际新秩序的绊脚石。
弊端之三在于内部分裂。为了应对共同的危机，G7成员协同合作，顺利度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危机和石油危机，并且保持了成员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随着危机的解除，成员国集体行动的意愿减弱，由危机时的“同舟共济”转为危机后的“同舟共挤”。在今年5月刚刚结束的G7峰会上，美日未能就汇率问题达成一致，日德也没有就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形成共识。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带来了相互竞争的利益，成员国把自己的利益作为优先考虑，很难达成统一共识。自2008年之后，几乎历届G7峰会皆成果寥寥，草草收场。代表性不足、霸权思维加之内部分裂使得G7在全球影响日渐式微，经济领导力和政治领导力均不足，无法继续承担全球新秩序引领者的重担。
G0时代：全球领导力真空扩大
鉴于G7及其垄断的国际组织（IMF、WB等）无力承担全球秩序的引领者重担，不少人开始幻想能否重塑一个世界级领袖，靠其用财富和力量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恰如二战之后的美国。然而事实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凸显的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执掌全球新秩序。全球领导力的真空状态将持续，“群龙无首”将成为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新常态。一切迹象皆表明G0时代已然来临。没有哪一国拥有全球领导力，尽管有一些国家实力可能大到足以阻止或单方面发起国际性行动，但却没有一个国家有意愿并且有能力给世界带来积极的变化，为人类谋福祉。
G0时代最大的特征在于动荡。为了缓解政治困境和经济动荡带来的痛苦，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区域性解决方案，“圈子”文化开始流行起来。成员国对“圈子”内部成员承诺贸易与投资自由，对圈外成员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实事求是地看，新的更具前瞻性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比如TPP或TTIP，为将来全球秩序谈判提供了新的标准，并将推动现有框架下如WTO依照此类标准向更高水平发起新一轮的谈判，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参与其中的国家（地区）而言也是有利的；然而对于被屏蔽在外的非成员国而言则不是那么美妙，甚至这类协议（或组织）还有可能被作为政治工具，达到打压或排挤某些非成员国的政治目的。并且不同协定之间关于类似问题的条款越多，“面条碗效应”就越显著，剪不断，理还乱，与初衷背道而驰。G0时代预示世界秩序碎片化特质凸显。以美国为主导的TPP，美欧联手的TTIP，俄罗斯提出的“亚欧发展带”等都可视作更多的碎片在酝酿。在碎片化的世界秩序中，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协调越来越艰难。
G20：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可以断言，在一个缺乏明确领导力的世界中，单方面行动或区域式行动无助于全球经济秩序的塑造与改革，也无益于各国难题的解决。世界经济需要有效的、包容性的协调合作，世界经济秩序需要维护者，即使是在G0环境下。G20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就被确定为全球经济合作的最重要平台，然而其主旋律一直被G7主导，它自身并没有明确地、独立地展现对于世界经济的领导能力。但是，不可否认，在面对G0困境，G7日渐式微背景下，只有G20才是最合适的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原因之一在于其广泛的代表性。与G7不同，G20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平衡，人口占全球的2/3，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最广泛地代表了世界各地的发展状况。原因之二在于其平等协商的原则。G20采用协商一致的原则运作，这让新兴市场国家同发达国家能够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就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交换看法，杜绝了霸权思维和强权做法。原因之三在于其严谨的运作机制。 G20机制已形成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议题、决议和执行科学合理，基本杜绝了G7式的“有钱任性”。原因之四在于务实和专注。G20一贯围绕现实问题设置议程，聚焦经济发展，竭力避免政治因素对于G20运作的干扰。
中国首次以主席国身份参加G20峰会，在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杭州峰会上，向全球贡献“中国智慧”，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从现有成果看，杭州峰会必将成为G20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过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G20也将为中国提供向世界宣示自己主张，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充分利用宝贵的“中国时刻”对提高中国形象、增强世界意识、传播中国经验、履行中国责任等方面都会大有裨益。
G7代表过去，G0代表现在，G20代表未来。也许本次杭州峰会的目标不能短期内全部实现，但是行胜于言，只要我们放眼长远，协同合作，秉承“同舟共济”的扶助精神，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共同体，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秩序，G20峰会的活力和能力必将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的努力与智慧也必将为世界铭记。
杭州峰会，是宝贵的G20时刻，也是宝贵的中国时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李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张琳：《G20与中国：兼论2016杭州峰会目标》，《中国市场》，2016年第26期。
责编/潘丽莉 宋睿宸
【关键词】领导力 经济秩序 杭州峰会 【中图分类号】F116 【文献标识码】A
G7时代已逝：全球影响日渐式微
规则由强者书写，合作应危机而生。上世纪70年代，东西方的冷战，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和日本、欧洲的迅速崛起极大地冲击了二战后建立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G7（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简称G7，是七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会晤的机制）的产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的动荡局势和国际体系结构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为西方国家加强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提供了平台和机制，并且凭借雄厚的经济能量和政治能量无可争议的成为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者和经济秩序领导者。然而时移世易，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的相继爆发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G7机制的弊端和不足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弊端之一在于包容和代表性不足。曾经的“富人俱乐部”不再富有，G7的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992年的68%下降至2015年的47%，其对于世界经济增长贡献逐步减弱。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新兴经济体的缺席，使得G7峰会更像是一场“小矮人”的怀旧聚会。
弊端之二在于霸权思维浓厚。长期居于全球秩序执掌者的地位并没有培养出G7成员更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反而助长了其不知所畏的傲慢和霸道。“有钱任性”的G7无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对全球利益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分配，对俄罗斯的打压，对南海问题的指手画脚等都说明它正脱离经济合作主题，逐步转向地缘政治。G7的强权做法激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强烈不满。毫无疑问，它已经成为建立公平、公道、包容的国际新秩序的绊脚石。
弊端之三在于内部分裂。为了应对共同的危机，G7成员协同合作，顺利度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危机和石油危机，并且保持了成员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随着危机的解除，成员国集体行动的意愿减弱，由危机时的“同舟共济”转为危机后的“同舟共挤”。在今年5月刚刚结束的G7峰会上，美日未能就汇率问题达成一致，日德也没有就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形成共识。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带来了相互竞争的利益，成员国把自己的利益作为优先考虑，很难达成统一共识。自2008年之后，几乎历届G7峰会皆成果寥寥，草草收场。代表性不足、霸权思维加之内部分裂使得G7在全球影响日渐式微，经济领导力和政治领导力均不足，无法继续承担全球新秩序引领者的重担。
G0时代：全球领导力真空扩大
鉴于G7及其垄断的国际组织（IMF、WB等）无力承担全球秩序的引领者重担，不少人开始幻想能否重塑一个世界级领袖，靠其用财富和力量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恰如二战之后的美国。然而事实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地缘政治凸显的背景下，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执掌全球新秩序。全球领导力的真空状态将持续，“群龙无首”将成为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新常态。一切迹象皆表明G0时代已然来临。没有哪一国拥有全球领导力，尽管有一些国家实力可能大到足以阻止或单方面发起国际性行动，但却没有一个国家有意愿并且有能力给世界带来积极的变化，为人类谋福祉。
G0时代最大的特征在于动荡。为了缓解政治困境和经济动荡带来的痛苦，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区域性解决方案，“圈子”文化开始流行起来。成员国对“圈子”内部成员承诺贸易与投资自由，对圈外成员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实事求是地看，新的更具前瞻性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比如TPP或TTIP，为将来全球秩序谈判提供了新的标准，并将推动现有框架下如WTO依照此类标准向更高水平发起新一轮的谈判，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参与其中的国家（地区）而言也是有利的；然而对于被屏蔽在外的非成员国而言则不是那么美妙，甚至这类协议（或组织）还有可能被作为政治工具，达到打压或排挤某些非成员国的政治目的。并且不同协定之间关于类似问题的条款越多，“面条碗效应”就越显著，剪不断，理还乱，与初衷背道而驰。G0时代预示世界秩序碎片化特质凸显。以美国为主导的TPP，美欧联手的TTIP，俄罗斯提出的“亚欧发展带”等都可视作更多的碎片在酝酿。在碎片化的世界秩序中，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协调越来越艰难。
G20：重塑全球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可以断言，在一个缺乏明确领导力的世界中，单方面行动或区域式行动无助于全球经济秩序的塑造与改革，也无益于各国难题的解决。世界经济需要有效的、包容性的协调合作，世界经济秩序需要维护者，即使是在G0环境下。G20在2009年匹兹堡峰会就被确定为全球经济合作的最重要平台，然而其主旋律一直被G7主导，它自身并没有明确地、独立地展现对于世界经济的领导能力。但是，不可否认，在面对G0困境，G7日渐式微背景下，只有G20才是最合适的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原因之一在于其广泛的代表性。与G7不同，G20构成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平衡，人口占全球的2/3，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最广泛地代表了世界各地的发展状况。原因之二在于其平等协商的原则。G20采用协商一致的原则运作，这让新兴市场国家同发达国家能够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就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交换看法，杜绝了霸权思维和强权做法。原因之三在于其严谨的运作机制。 G20机制已形成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议题、决议和执行科学合理，基本杜绝了G7式的“有钱任性”。原因之四在于务实和专注。G20一贯围绕现实问题设置议程，聚焦经济发展，竭力避免政治因素对于G20运作的干扰。
中国首次以主席国身份参加G20峰会，在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杭州峰会上，向全球贡献“中国智慧”，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从现有成果看，杭州峰会必将成为G20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过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G20也将为中国提供向世界宣示自己主张，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充分利用宝贵的“中国时刻”对提高中国形象、增强世界意识、传播中国经验、履行中国责任等方面都会大有裨益。
G7代表过去，G0代表现在，G20代表未来。也许本次杭州峰会的目标不能短期内全部实现，但是行胜于言，只要我们放眼长远，协同合作，秉承“同舟共济”的扶助精神，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共同体，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秩序，G20峰会的活力和能力必将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的努力与智慧也必将为世界铭记。
杭州峰会，是宝贵的G20时刻，也是宝贵的中国时刻。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李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张琳：《G20与中国：兼论2016杭州峰会目标》，《中国市场》，2016年第26期。
责编/潘丽莉 宋睿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