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关于马克思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中，人们大多比较关注其劳动异化理论，而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兴起所带来的社会基本结构亦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却往往未给予多少关注。但正是这一方面的变化具有更为基础性的意义，而现代性问题正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一变化之中的。其根本之处在于现代性所造成的观念革命同时带来了一个深刻的矛盾，那就是，传统社会中人的有限性的实际存在，与“天人合一”或“神人合一”的人生之终极理想，是无矛盾的，而现代社会中的人的自主性或主体性观念或理想，与人的有限性的实际存在之间则是矛盾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精神生活的危机，正是根源于这一深层矛盾。对于这一现代性之精神后果，大致上可能有四种类型的回应方式：启蒙主义的天真，康德式的直面，黑格尔主义的辩证神义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与解构。从历史上看，这四种回应方式对应于不同的时代。而在当代中国，由于现代性急剧到来所带来的时代的叠加，这四种类型的回应并非全然不能相容，而是可能并存也需要并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