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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列设计师应具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情趣以及独特的心灵感知，在展览设计实践中充分发挥绘画、音乐、文学等艺术的审美通感，以更准确、更有表现力的设计语言营造有内涵、有情感、有思想的展示空间。方大曾摄影展览的展陈设计应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怀斯绘画中色彩和构图蕴含的情感特质融入展示空间，促进观展情绪的心理引导，实现了形式、主题和观众认知三者的思想共鸣。
关键词：怀斯;方大曾;陈列设计;通感效应;审美情感
1 陈列设计的通感修辞方法
展览是由内容和形式组成的综合艺术表现方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内容是以一定的逻辑关系表现特定思想主题的展品构成的展览主体，而形式是用以展现主体的艺术空间，是展览的载体，由展览内容激发灵感形式化的表达过程就是陈列设计过程。展览形式（陈列）设计具有自身的创造性，但也不是完全独立的，受内容的约束，即形式服从内容的原则，形式设计往往也受其他艺术形式、地域文化、科技发展和时代社会背景的影响，所以造成展览设计师所驾驭的设计资源不尽相同，设计思想存在选择性和针对性的差异。
展览的表现形式是建立在对主题思想进行理性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最终通过形式设计中感性沟通与情感表达实现差异化、风格化特征效果。所以，展覽在艺术构思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审美通感强化表现力。审美通感是人们在探索艺术美感和社会实践过程中的思想体悟，是对声色意象在理性认知过程中形成的交融互通的感性积累。在展览的设计创作过程中，设计师需要有绘画、音乐、文学等多方面的艺术鉴赏力和思想沉淀，当这种积淀与展览主题共通的情感被激发出来并付诸艺术构思后，便可以形成通感效应。通感效应是陈列设计语言的修辞方法之一，是重要的创作方法和应用技巧，也是设计师的灵感之源。“通过适当的修辞手法增强设计中各形式元素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并提高表意的效果之外，修辞更重要的是能够系统地构建展示设计的组织方式，从而成为设计创作思维重要的思考工具”。通感修辞手法分为复合多感官互通方式和单感官互通方式。
视觉通感在博物馆的建筑外观设计和展览设计中有广泛的运用，如山西省博物院和河南省博物院的建筑外观设计分别汲取了文化遗产中“斗”和元代“观星台”的造型艺术，通过视觉通感表达建筑的文化特征和精神象征。在展览设计的实践中，绘画艺术的情感特质往往会成为设计灵感之源，在形与色的塑造过程中利用视觉通感实现情感交流与文化认同。
以怀斯的绘画艺术对“方大曾绥远之行摄影展”设计构思的影响为例，进一步阐述产生视觉通感的心理基础和通感修辞的应用。
2 怀斯与方大曾的艺术思想共鸣
从古今文学作品或者现代艺术设计的实践中，可以认识到通感的修辞手法蕴含着两个意识层面，首先是对客体的认知与思想积淀的过程，之后是触发审美情感的思想融通和升华表达过程，其中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所以，展览设计中通感修辞运用得准确性、艺术性所能达到的高度就取决于审美感悟的丰富积累和对展品认知的深度，既要“超以象外”也要“得其环中”。而“方大曾绥远之行摄影展”的设计构思得益于怀斯的绘画艺术，有感于一种相同人文精神，进而在设计中表现出相似的情感气质。
方大曾被誉为中国的卡帕，在短暂的职业生涯中他的摄影作品不断刊登于《伦敦新闻画报》《申报》《大公报》《世界知识》这些重量级的报刊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启，方大曾是第一位从前线发回图文报道的战地记者，然而在9月18日自河北蠡县发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的战报后，方大曾再无音信，牺牲在抗战前线，宛如暗夜里瞬间划过的流星，璀璨的生命定格在25岁。1979年的一次偶然发现，使得方大曾拍摄的837张底片重现在世人面前，其中大部分拍摄于1936年绥远抗战期间的乌兰察布地区，2006年这批珍贵的史料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为了缅怀这位杰出的战地记者、民族斗士，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打造了方大曾摄影展馆。方大曾具有艺术家的敏感和强烈的家国情怀，有自我的坚守和信仰，作品有很强的感召力。方大曾从不拍摄美女和明星，他关注民族抗战将士和社会底层平民百姓，敢于用镜头向世人揭露事物的本质。对于自己“小方”的笔名，他有这样的解释：“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方大曾以敏锐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方大曾绥远之行摄影展”以时代背景为基点再现那段沉重的国家记忆，表达出中国人民在重重苦难中的民族抗争精神和方大曾以生命捍卫良知与正义的献身精神。内容的主体是从19世纪30年代的国家现状、绥远抗战和同时期的乌兰察布三个层面来构建，以方大曾是谁开篇，以寻找方大曾结束。同时，展览的形式设计致力于具有历史时代感和富有情感的表达方式，以推动观众对方大曾心灵世界认知。方大曾镜头里或疲惫、或麻木的身影带给我们恍若隔世的感觉，游走在旧时光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方大曾内心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悲鸣。当我们在凝视方大曾作品时，会感到一种力量把我们潜在的情绪引向怀斯绘画艺术中同样对生命深邃的忧思，这种力量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触发机制就是在一种悲悯和深切人文关怀精神作用下产生的思想共鸣，即两种艺术情感之源产生的通感效应。
安德鲁·怀斯出生于1917年，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怀乡写实主义绘画大师。父亲的意外离世和二战时期的成长经历使他对生命有着更深刻的体悟，其作品所表现出伤逝、忧郁与孤独的气质，流露出怀斯内心对人类命运的同情和困惑。我们可以在克里斯蒂娜的背影中感受到孤独的抗争，在海格尔眼神里感受到失落的人生，在查兹佛德灰褐色山坡上感受到岁月的流逝。虽然是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是怀斯作品折射出深层的现实问题与方大曾艺术思想中对战争、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深刻思考存在着共性表达。同时，怀斯作品中色彩与构图表现出静穆的氛围和情感的能量也是我们在“方大曾绥远之行摄影展”情感设计所寻求的着力点。 3 对怀斯作品中色彩和构图艺术的分析与应用
展览设计是一门综合艺术，需要运用准确的设计语言和丰富的元素构建起与观众交流的空间。设计元素构成中的色彩可以表达人的情绪，引发心理变化，发挥着情感沟通的作用。怀斯的绘画艺术与方大曾摄影主题有强烈的思想共鸣，通过对怀斯作品的解读，汲取其中的审美体驗和思想感情，形成感性积累，使之转化为更具表现力的创作语言来解读展览的主题思想。
怀斯对生命的顽强有着深刻体验，对心灵的孤独和悲凉具有强烈而持久的感悟，或者说他能够为他亲身体验到的痛苦找到一种色彩，并将其赋予作品中，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悲怆感激发观者的审美情感。怀斯作品多采用不饱和的灰褐、灰蓝色调，如代表作《Christina’s World》和《Trodden Weed》画面色彩整体统一协调，具有一种沉静而凝重的吸引力，在这种灰调影响下容易唤起观者久违的感动和内心深处的哀伤。所以，灰褐色引起伤逝、悲鸣的心理反应与方大曾摄影作品的人文精神具有同样的感染力，可以为观众营造观展的心理基础。首先，从方大曾作品拍摄的时代讲，20世纪30年代是国家苦难深重、民族危亡之时，无论是方大曾镜头里还是每个人心里，怀斯作品中灰暗、阴郁的色调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底色，也是最贴近观众心理的色彩语言。基于怀斯色彩的情感认同和心理引导作用，方大曾摄影展立面展墙确定灰褐为主体色调，其表现力在以低饱和度色彩厚重的包容性衬托黑白摄影作品的展示效果更加庄重。其次，这种色调融入了乌兰察布大地的色彩和时代的沧桑，蕴含着人文特色，借助这一色彩特征还可以隐喻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萧瑟、衰亡的社会气息，表达民族危亡时期人们忧虑、紧张和压抑的情绪。最后，力求通过这种色彩赋予展览空间厚重的情感力量，让观众从灰暗悲凉的时代里感受到方大曾作品中人性的温暖和闪亮的精神世界。
此外，根据内容设计的需要，局部采用深灰偏蓝色调的红格尔图战场远景、方大曾拍摄的集宁城俯视图和四子王草原等作为大幅背景图，以灰暗压抑的冷色调表现战争阴霾笼罩下令人担忧的绥远。地面选用中灰偏蓝的PVC地板，在明确平立面空间关系的同时，进而烘托静穆的气氛。展示空间形成以灰蓝色局部背景、地面和灰褐色展墙为主体构成的色彩体系，营造出凝重的环境氛围。从展厅制作完成后的效果可以感受到这一色彩体系对主题的解读作用，当观众步入展厅，空间色彩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产生的心理诱导作用使观众更容易实现情绪转化，把思绪沉浸于过去的时光叙事之中。
怀斯的构图艺术是我们探究的又一课题，怀斯作品构图简洁，画面主体单一，背景较为平面化，通过概括和提炼的几何面与主体构成协调关系体现出现代主义绘画特征，与“方大曾绥远之行摄影展”所要求极简风格的空间设计理念相契合。方大曾展览设计中为观众开启了心灵之窗，单元标题的造型借鉴了窗的形式，尝试利用窗的形式丰富时空场景。方法是在展墙中嵌入等墙高度的窗口造型，窗口左右两边以拉丝铜的方立柱为象征性竖框，每个窗口形式的变化分别与单元主题相呼应，这样窗的元素贯穿展览始终，在延展的立面中形成节奏感，强化了单元标题的逻辑引领作用，以其中两个单元的设计方式和意象表达为例进一步说明。
方大曾摄影展览第一单元的主题是：方大曾—卢沟桥事变战地报道中国记者第一人，介绍方大曾的生平及其作品的学术价值。本单元的形式设计以窗为主体开宗明义，在展现时代背景的同时突出方大曾的人物形象。在展墙起首完成象征左右窗框的铜立柱后，在框中以实景比例装入1936年方大曾拍摄于集宁前线指挥部的照片背景，再将去掉背景后身着军装的方大曾影像放至比真人略大的高度，用200毫米厚PVC板装裱之后置于窗框之前，使人像与窗外环境产生二维半的构成效果，造成方大曾走出历史步入展厅的错觉，这个创意的思路源于怀斯作品《恋人》中窗造成时空界面的启发，实现了方大曾通过窗的百年时空跨越。
第二单元主题是乌兰察布与绥远省，方大曾在1936年北上绥远，用镜头记录下生命存在的艰难状态。其中《缝穷者》这幅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画面中衣着粗陋的老妇倚墙而坐，黝黑的脸向一边张望，身旁一堆破布头和一只筐，在灰白平淡的背景中形象十分突出，尤显孤单无助，方大曾在老妇平静自然的情形下捕捉到了这一瞬间，反映了时代给予这个社会阶层的磨难与坎坷，在这幅作品中表现出方大曾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和思考，同时也体会到他内心对国家强盛的渴望。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延续窗的造型，以《缝穷者》的主题为视觉中心，通过窗的视角再现方大曾面对缝穷者的这一历史瞬间，让观众透过时空界面感受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首先，在距窗口外1米远的位置建造空间，拓展出与缝穷者背靠墙体一致的景深，再将摄影作品《缝穷者》以实际比例放大，按正常人盘坐高度将图片从立面向下装裱，直至铺满拓展出的地面，立面与地面的衔接处用大斜弧面进行装裱过渡，再配以灯光的渲染产生了如同真实视角的场景。当观众浏览至此凝视窗外，呈现在眼前这一幕会与方大曾的历史视角重合，通过窗的造型将展品主题在形式上进行强化会触发观众的身临其境情感，引起对当时社会现实和老妇命运的思考。突出这幕场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铭记过去的苦难与抗争，懂得今日幸福生活的珍贵，今天我们告慰英灵，中华民族再度崛起，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在虚拟的窗里积蓄了更多的遗憾和回忆，但窗无法禁锢我们心灵深处的希望。怀斯在作品《海风》中给窗寄予了深情，窗外的海风带来慰藉和希望，借鉴怀斯作品中窗的隐喻，在方大曾摄影展的设计理念中力求以有限的形式诠释展览作品的思想内涵，拓宽与观众沟通的方法，无论是展品体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还是陈列形式中蕴含的情感，我们期望看到窗的另一边是我们的良知和向善向美的灵魂，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定决心。
方大曾的展览设计中汲取了怀斯绘画艺术的思想，怀斯思想运用与实践的目的并非要创造一个怀斯式的展厅，而是为了对方大曾摄影展览进行更好的解读，是要探索不同门类艺术之间的情感互通，让审美通感给予陈展设计理念以丰富的滋养。用威廉·莫里斯的观点总结为：艺术家参与设计研究，投入设计实践可以推动设计进步。设计师关注艺术，投入艺术研究可以推动设计进步。设计师与艺术家合作则更有可能推动设计进步。
参考文献
[1]苗岭.新媒体技术在展示设计语言修辞中的运用—以美国大学橄榄球名人堂为例[J].装饰，2016（9）：126-127.
[2]冯雪松.方大曾：消失与重现[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4.
[3]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9.
关键词：怀斯;方大曾;陈列设计;通感效应;审美情感
1 陈列设计的通感修辞方法
展览是由内容和形式组成的综合艺术表现方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内容是以一定的逻辑关系表现特定思想主题的展品构成的展览主体，而形式是用以展现主体的艺术空间，是展览的载体，由展览内容激发灵感形式化的表达过程就是陈列设计过程。展览形式（陈列）设计具有自身的创造性，但也不是完全独立的，受内容的约束，即形式服从内容的原则，形式设计往往也受其他艺术形式、地域文化、科技发展和时代社会背景的影响，所以造成展览设计师所驾驭的设计资源不尽相同，设计思想存在选择性和针对性的差异。
展览的表现形式是建立在对主题思想进行理性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最终通过形式设计中感性沟通与情感表达实现差异化、风格化特征效果。所以，展覽在艺术构思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审美通感强化表现力。审美通感是人们在探索艺术美感和社会实践过程中的思想体悟，是对声色意象在理性认知过程中形成的交融互通的感性积累。在展览的设计创作过程中，设计师需要有绘画、音乐、文学等多方面的艺术鉴赏力和思想沉淀，当这种积淀与展览主题共通的情感被激发出来并付诸艺术构思后，便可以形成通感效应。通感效应是陈列设计语言的修辞方法之一，是重要的创作方法和应用技巧，也是设计师的灵感之源。“通过适当的修辞手法增强设计中各形式元素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并提高表意的效果之外，修辞更重要的是能够系统地构建展示设计的组织方式，从而成为设计创作思维重要的思考工具”。通感修辞手法分为复合多感官互通方式和单感官互通方式。
视觉通感在博物馆的建筑外观设计和展览设计中有广泛的运用，如山西省博物院和河南省博物院的建筑外观设计分别汲取了文化遗产中“斗”和元代“观星台”的造型艺术，通过视觉通感表达建筑的文化特征和精神象征。在展览设计的实践中，绘画艺术的情感特质往往会成为设计灵感之源，在形与色的塑造过程中利用视觉通感实现情感交流与文化认同。
以怀斯的绘画艺术对“方大曾绥远之行摄影展”设计构思的影响为例，进一步阐述产生视觉通感的心理基础和通感修辞的应用。
2 怀斯与方大曾的艺术思想共鸣
从古今文学作品或者现代艺术设计的实践中，可以认识到通感的修辞手法蕴含着两个意识层面，首先是对客体的认知与思想积淀的过程，之后是触发审美情感的思想融通和升华表达过程，其中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所以，展览设计中通感修辞运用得准确性、艺术性所能达到的高度就取决于审美感悟的丰富积累和对展品认知的深度，既要“超以象外”也要“得其环中”。而“方大曾绥远之行摄影展”的设计构思得益于怀斯的绘画艺术，有感于一种相同人文精神，进而在设计中表现出相似的情感气质。
方大曾被誉为中国的卡帕，在短暂的职业生涯中他的摄影作品不断刊登于《伦敦新闻画报》《申报》《大公报》《世界知识》这些重量级的报刊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启，方大曾是第一位从前线发回图文报道的战地记者，然而在9月18日自河北蠡县发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的战报后，方大曾再无音信，牺牲在抗战前线，宛如暗夜里瞬间划过的流星，璀璨的生命定格在25岁。1979年的一次偶然发现，使得方大曾拍摄的837张底片重现在世人面前，其中大部分拍摄于1936年绥远抗战期间的乌兰察布地区，2006年这批珍贵的史料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为了缅怀这位杰出的战地记者、民族斗士，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打造了方大曾摄影展馆。方大曾具有艺术家的敏感和强烈的家国情怀，有自我的坚守和信仰，作品有很强的感召力。方大曾从不拍摄美女和明星，他关注民族抗战将士和社会底层平民百姓，敢于用镜头向世人揭露事物的本质。对于自己“小方”的笔名，他有这样的解释：“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方大曾以敏锐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方大曾绥远之行摄影展”以时代背景为基点再现那段沉重的国家记忆，表达出中国人民在重重苦难中的民族抗争精神和方大曾以生命捍卫良知与正义的献身精神。内容的主体是从19世纪30年代的国家现状、绥远抗战和同时期的乌兰察布三个层面来构建，以方大曾是谁开篇，以寻找方大曾结束。同时，展览的形式设计致力于具有历史时代感和富有情感的表达方式，以推动观众对方大曾心灵世界认知。方大曾镜头里或疲惫、或麻木的身影带给我们恍若隔世的感觉，游走在旧时光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方大曾内心对社会底层人民的悲鸣。当我们在凝视方大曾作品时，会感到一种力量把我们潜在的情绪引向怀斯绘画艺术中同样对生命深邃的忧思，这种力量具有明确的指向性，触发机制就是在一种悲悯和深切人文关怀精神作用下产生的思想共鸣，即两种艺术情感之源产生的通感效应。
安德鲁·怀斯出生于1917年，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怀乡写实主义绘画大师。父亲的意外离世和二战时期的成长经历使他对生命有着更深刻的体悟，其作品所表现出伤逝、忧郁与孤独的气质，流露出怀斯内心对人类命运的同情和困惑。我们可以在克里斯蒂娜的背影中感受到孤独的抗争，在海格尔眼神里感受到失落的人生，在查兹佛德灰褐色山坡上感受到岁月的流逝。虽然是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是怀斯作品折射出深层的现实问题与方大曾艺术思想中对战争、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深刻思考存在着共性表达。同时，怀斯作品中色彩与构图表现出静穆的氛围和情感的能量也是我们在“方大曾绥远之行摄影展”情感设计所寻求的着力点。 3 对怀斯作品中色彩和构图艺术的分析与应用
展览设计是一门综合艺术，需要运用准确的设计语言和丰富的元素构建起与观众交流的空间。设计元素构成中的色彩可以表达人的情绪，引发心理变化，发挥着情感沟通的作用。怀斯的绘画艺术与方大曾摄影主题有强烈的思想共鸣，通过对怀斯作品的解读，汲取其中的审美体驗和思想感情，形成感性积累，使之转化为更具表现力的创作语言来解读展览的主题思想。
怀斯对生命的顽强有着深刻体验，对心灵的孤独和悲凉具有强烈而持久的感悟，或者说他能够为他亲身体验到的痛苦找到一种色彩，并将其赋予作品中，从而以一种独特的悲怆感激发观者的审美情感。怀斯作品多采用不饱和的灰褐、灰蓝色调，如代表作《Christina’s World》和《Trodden Weed》画面色彩整体统一协调，具有一种沉静而凝重的吸引力，在这种灰调影响下容易唤起观者久违的感动和内心深处的哀伤。所以，灰褐色引起伤逝、悲鸣的心理反应与方大曾摄影作品的人文精神具有同样的感染力，可以为观众营造观展的心理基础。首先，从方大曾作品拍摄的时代讲，20世纪30年代是国家苦难深重、民族危亡之时，无论是方大曾镜头里还是每个人心里，怀斯作品中灰暗、阴郁的色调就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底色，也是最贴近观众心理的色彩语言。基于怀斯色彩的情感认同和心理引导作用，方大曾摄影展立面展墙确定灰褐为主体色调，其表现力在以低饱和度色彩厚重的包容性衬托黑白摄影作品的展示效果更加庄重。其次，这种色调融入了乌兰察布大地的色彩和时代的沧桑，蕴含着人文特色，借助这一色彩特征还可以隐喻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萧瑟、衰亡的社会气息，表达民族危亡时期人们忧虑、紧张和压抑的情绪。最后，力求通过这种色彩赋予展览空间厚重的情感力量，让观众从灰暗悲凉的时代里感受到方大曾作品中人性的温暖和闪亮的精神世界。
此外，根据内容设计的需要，局部采用深灰偏蓝色调的红格尔图战场远景、方大曾拍摄的集宁城俯视图和四子王草原等作为大幅背景图，以灰暗压抑的冷色调表现战争阴霾笼罩下令人担忧的绥远。地面选用中灰偏蓝的PVC地板，在明确平立面空间关系的同时，进而烘托静穆的气氛。展示空间形成以灰蓝色局部背景、地面和灰褐色展墙为主体构成的色彩体系，营造出凝重的环境氛围。从展厅制作完成后的效果可以感受到这一色彩体系对主题的解读作用，当观众步入展厅，空间色彩拉近了与观众的心理距离，产生的心理诱导作用使观众更容易实现情绪转化，把思绪沉浸于过去的时光叙事之中。
怀斯的构图艺术是我们探究的又一课题，怀斯作品构图简洁，画面主体单一，背景较为平面化，通过概括和提炼的几何面与主体构成协调关系体现出现代主义绘画特征，与“方大曾绥远之行摄影展”所要求极简风格的空间设计理念相契合。方大曾展览设计中为观众开启了心灵之窗，单元标题的造型借鉴了窗的形式，尝试利用窗的形式丰富时空场景。方法是在展墙中嵌入等墙高度的窗口造型，窗口左右两边以拉丝铜的方立柱为象征性竖框，每个窗口形式的变化分别与单元主题相呼应，这样窗的元素贯穿展览始终，在延展的立面中形成节奏感，强化了单元标题的逻辑引领作用，以其中两个单元的设计方式和意象表达为例进一步说明。
方大曾摄影展览第一单元的主题是：方大曾—卢沟桥事变战地报道中国记者第一人，介绍方大曾的生平及其作品的学术价值。本单元的形式设计以窗为主体开宗明义，在展现时代背景的同时突出方大曾的人物形象。在展墙起首完成象征左右窗框的铜立柱后，在框中以实景比例装入1936年方大曾拍摄于集宁前线指挥部的照片背景，再将去掉背景后身着军装的方大曾影像放至比真人略大的高度，用200毫米厚PVC板装裱之后置于窗框之前，使人像与窗外环境产生二维半的构成效果，造成方大曾走出历史步入展厅的错觉，这个创意的思路源于怀斯作品《恋人》中窗造成时空界面的启发，实现了方大曾通过窗的百年时空跨越。
第二单元主题是乌兰察布与绥远省，方大曾在1936年北上绥远，用镜头记录下生命存在的艰难状态。其中《缝穷者》这幅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画面中衣着粗陋的老妇倚墙而坐，黝黑的脸向一边张望，身旁一堆破布头和一只筐，在灰白平淡的背景中形象十分突出，尤显孤单无助，方大曾在老妇平静自然的情形下捕捉到了这一瞬间，反映了时代给予这个社会阶层的磨难与坎坷，在这幅作品中表现出方大曾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和思考，同时也体会到他内心对国家强盛的渴望。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将延续窗的造型，以《缝穷者》的主题为视觉中心，通过窗的视角再现方大曾面对缝穷者的这一历史瞬间，让观众透过时空界面感受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首先，在距窗口外1米远的位置建造空间，拓展出与缝穷者背靠墙体一致的景深，再将摄影作品《缝穷者》以实际比例放大，按正常人盘坐高度将图片从立面向下装裱，直至铺满拓展出的地面，立面与地面的衔接处用大斜弧面进行装裱过渡，再配以灯光的渲染产生了如同真实视角的场景。当观众浏览至此凝视窗外，呈现在眼前这一幕会与方大曾的历史视角重合，通过窗的造型将展品主题在形式上进行强化会触发观众的身临其境情感，引起对当时社会现实和老妇命运的思考。突出这幕场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铭记过去的苦难与抗争，懂得今日幸福生活的珍贵，今天我们告慰英灵，中华民族再度崛起，中国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
在虚拟的窗里积蓄了更多的遗憾和回忆，但窗无法禁锢我们心灵深处的希望。怀斯在作品《海风》中给窗寄予了深情，窗外的海风带来慰藉和希望，借鉴怀斯作品中窗的隐喻，在方大曾摄影展的设计理念中力求以有限的形式诠释展览作品的思想内涵，拓宽与观众沟通的方法，无论是展品体现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还是陈列形式中蕴含的情感，我们期望看到窗的另一边是我们的良知和向善向美的灵魂，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定决心。
方大曾的展览设计中汲取了怀斯绘画艺术的思想，怀斯思想运用与实践的目的并非要创造一个怀斯式的展厅，而是为了对方大曾摄影展览进行更好的解读，是要探索不同门类艺术之间的情感互通，让审美通感给予陈展设计理念以丰富的滋养。用威廉·莫里斯的观点总结为：艺术家参与设计研究，投入设计实践可以推动设计进步。设计师关注艺术，投入艺术研究可以推动设计进步。设计师与艺术家合作则更有可能推动设计进步。
参考文献
[1]苗岭.新媒体技术在展示设计语言修辞中的运用—以美国大学橄榄球名人堂为例[J].装饰，2016（9）：126-127.
[2]冯雪松.方大曾：消失与重现[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4.
[3]李砚祖.艺术设计概论[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9.